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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对侯瑞昌来说，像是一个轮回。
13年前，他的案子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最终被裁定不予受理。13年后，按照最高法院的指定，这个案子重新在二中院开庭。
侯瑞昌对着录像设备向二中院审委会“喊话”，要求一个“三公”的审判环境。庭审中，他多次提到北京市两级法院之前的“枉法裁判”，听得旁听席上的人直摇头：这么说对他好吗？
寻找红帽子
1988年，侯瑞昌结束了与一家建筑公司的合作，准备注册一家市政工程公司，自己单干。但北京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只有局级以上的单位，才能注册成立这类公司。想注册一个私人企业，根本不可能。
此时，私企在中国的生存环境，依然未见“解冻”的迹象。为了规避间歇性发作的政策风险，在农村，私企多以“乡镇企业”的面目示人，在城市，它们多挂靠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下面。这在当时被称做“红帽子”。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对江苏、浙江、广东等地乡镇企业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以上的被调查企业是挂乡镇企业牌子的私企；另一份来自国家工商局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
另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如果按营业执照算，在1988年4月之前，中国以私营企业名义登记的企业只有6户。
此时，媒体在宣传一种新的公私合营方式——横向联合。其最主要的特点是联合各方地位平等，“私”方只需要向“公”方缴纳管理费即可。与私方地位低人一等的挂靠相比，横向联合的私方拥有更多自主权。为了推广横向联合，国家给了很多政策上的优惠。侯瑞昌决定找一顶这样的“红帽子”。
侯瑞昌接触了4家单位，并最终选择了北京市民政局建设处。
1988年3月，侯瑞昌与建设处达成横向联合口头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双方联合成立市政工程公司，建设处负责办理执照，侯瑞昌负责投资、技术和工程来源。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每年向建设处缴纳10万元管理费，并每年递增10%。市政公司办成前，侯瑞昌工程队的人员档案暂存于建设处。联合体交完了国家的税费、交足了建设处的横向联合管理费后，余下的资产归侯瑞昌工程队所有。
“口头协议”成为举证的一个障碍。侯瑞昌说，这是自己的一个疏忽。事实上，由于“戴帽”行为多是不得已，临时的意味很强，很少签订书面协议，一为灵活应变，二为不留“罪证”。在以后的“脱帽”行动中，这成为很多“红帽子”企业的一个障碍。
横向联合幻影
达成协议后，侯瑞昌就在建设处下属的平房园艺场租了3亩地，带来了人员、设备，以及原始资金12万元。
在7年多时间里，联合体发展势头良好，共交国家税费460余万元，向建设处（后来又增加建安公司）缴纳管理费213万元，安排就业近千人，资产发展到1543.43万元。
但在建设处这一边，执照办理的过程很不顺利。当时，中国开始着手治理通货膨胀，大量的工程下马，工程公司的注册也被严格限制。在注册未果的情况下，建设处提出了一个过渡方案：在市政公司办成之前，由建设处暂借该处下属的民政建安公司第四工程处公章、执照副本，交由侯瑞昌对外经营，边申办市政公司边营业。自此，联合体用上了暂借名“四处”。
侯瑞昌在庭审上说，“四处”不归民政建安公司所有和管理，也不向其缴纳管理费。民政建安公司只是暂替“四处”代收代缴税金。
联合体变身“四处”，身份遂成为问题。这也是今年5月6日庭审的一个争议核心：如果“四处”是与建设处平等的一个联合体，则其产权应在缴纳税费后归属侯瑞昌；若其只是建安公司内部的一个“部门”，则“四处”的资产就是国有资产。
到了1995年，联合体的执照问题仍未解决，而承接市政工程的政策发生了变化——1994年下半年，北京市建委发文称，今后非专业市政公司不得承接市政工程。由于民政建安公司非专业市政公司，若执照问题不解决，“四处”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侯瑞昌决定自己出马。1995年7月，他取得了北京市建委批准的市政工程三级资质证书，工商局也承诺很快将发给营业执照。
然而，一个月后的8月4日，建设处新任处长丁景一来到“四处”，宣布侯瑞昌不再担任“四处”主任。丁还宣布了侯瑞昌的一个“罪名”：“四处”的资产是国有资产，侯想搞股份制化公为私。自此，双方的矛盾公开化。
以上内容，主要来自于侯瑞昌的法庭陈述。而建设处的法庭陈述，则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的主要内容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横向联合协议，侯瑞昌是按照干部的调动手续，调入建安四处的，四处是建安公司的一个部门，与建安公司一样，它的资产都是国有资产。调入建设处后，侯被任命为建设处下属的建安公司“四处”主任，而建设处下属的干部，是无法与该处订立平等主体间的横向联合协议的。
在5月6日的庭审中，双方围绕着侯瑞昌“是否是调干”进行质证。在建设处出示的证据中，包括一封北京建筑工程总公司的介绍信。在介绍信上，侯瑞昌的身份被标明为“干部”。
在侯瑞昌出示的证据中，包括一份原五建公司干部科一位人事干部的证言。此人证实，1985年，侯瑞昌因长时间旷工被五建公司除名，自此失去了干部身份。没有干部身份，也就不可能被“调干”。
随后，法庭公布了对三位主要证人的法庭调查结果。这三人分别是建设处时任处长李逢顺、时任主管人事的副书记雷学义以及时任主管工程的副处长李万顺。
李逢顺向法庭证实，当初他和侯瑞昌谈的时候，侯坚持横向联合，不然就不合作。李逢顺说，建设处没有给侯瑞昌定级别，也没有给他发过工资。雷学义则证实，侯瑞昌来建设处时，没有履行过调入手续。建设处在法庭上出示的“调入手续”，他当时都没见过。李万顺也证实，建设处没有给侯瑞昌发过工资。 “杀肥猪风”
失去了联合体产权的侯瑞昌，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走司法程序。因为当时很多走司法程序的“红帽子”企业家，大多身陷囹圄，他们中有北京崇文区的“老头队”，黑龙江的赵克强，内蒙古的傅玉芳、德阳的肖安宁……
从1995到1997年，中国很多的“红帽子”企业，都遭遇了“私产公有化”。民间称之为“杀肥猪风”，也有人称之为“二次共产”。
侯瑞昌刚开始还打听同类案子的消息，结果今天抓一个，明天又抓一个，他心也凉了。此外，另一个信息让侯瑞昌更为沮丧：民政局和法院同属于政法系统，想在政法系统起诉民政局，难度可想而知。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侯瑞昌天天蜷缩在卫生间浴缸里，把门反锁上，任家人在外面砸门也不开。据侯瑞昌妻子刘梦华回忆，有时候，侯瑞昌会用头撞墙。天亮时，妻子会发现他脸上的淤青。
1996年5月的一个早上，侯瑞昌早早出门，登上了去河北某地的长途车。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身心煎熬后，他决定买炸药做个了断。
到了这里，才发现买炸药并非易事。问了几个人，一会儿说这儿有，一会儿说那儿有，价格谈好了，去了却没有。
当天，他在这个以制作炮仗闻名的小城住下来，整晚不眠。“生死离别的感觉很强烈。”他想，如果买了炸药，是否真炸？同归于尽以后，孩子老婆怎么办？老人怎么办？不彻底了断，自己又受不了。“照这么下去，窝囊死了，太不爷们儿了。”思来想去，买炸药的想法就有点消解了。
后来他开始自己研究党史，想找找这件事的根在哪儿，也没有答案。
1996年6月份，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介绍了“红帽子”企业“私产充公”的情况。这让他眼前一亮。此前，曾有律师跟他说，如果媒体开始报道此类事情，你就可以提起诉讼了。
不过，对于被拘的恐惧，还是让他耽搁了一年多。直到1997年8月5日，侯瑞昌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北京市民政局建设处。
漫漫诉讼路
侯瑞昌16年的诉讼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年8月5日至1999年4月，法院不受理；第二阶段，从1999年4月至今，法院受理又裁定驳回。
法院不受理的原因每次不同：第一次不受理，立案庭说这不是民事诉讼，是行政诉讼，回去改诉讼请求。改了诉讼请求后，法官又说这不是行政诉讼，还要改回民事诉讼，第三次起诉，立案庭说，既然告民政局抢你资产，就不应该找法院，应该找公安局。
“难道让公安局给我抢回来？”侯瑞昌心中嘀咕。
1999年此案终于得到受理，但此后又数次被裁定驳回。
裁定驳回共有4次：1999年北京二中院一审，2000年北京市高院二审，2001年北京市高院再审，2006年北京市高院对抗了最高院的裁定。
1999年北京二中院的一审，充满了戏剧性。第一次开庭时，主审法官肖大明说：“诉争企业资产的初始投资是谁投入的，是本案的核心要点。”
这燃起了侯瑞昌多年来濒于熄灭的火苗。因为正是他带着12万元来到联合体，构成了全部的初始投资。但建设处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联合体的初始投资，来自于联合体的第一笔工程款。
在质证阶段即将完成时，法官肖大明向建设处提了两个问题，确认了两个让侯瑞昌欣喜若狂的事实：其一，至1995年8月4日案发前，建设处及民政建安公司的资产账中，均没有含纳诉争企业“四处”的资产。其二，至1995年8月4日案发前，建设处及民政建安公司的资产早已登记为国有资产，而诉争企业“四处”的资产从没有登记为国有资产。
此时，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认定，侯瑞昌将赢得这场诉讼。
但在下一次庭审时，风云突变。肖大明宣布：被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四处”为所属部门，原告要求确认“四处”财产归其所有，应通过产权界定程序解决，应由国有资产部门界定，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故裁定驳回其起诉。
2001年12月25日，江平、应松年、王利明、王家福、梁慧星等五位民法专家联合出具法律意见书，指出该案在性质上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应由人民法院审理。
该建议书同时指出，根据《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全民所有制单位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发生的产权纠纷……协商不能解决的，依司法程序处理。”此案已拖廷多年，协商无果，应诉诸司法程序。
最高法院与北京市两级法院之间的角力，亦是此案的重点。2004年9月，侯瑞昌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2005年12月，最高法院作出裁定，指明北京市高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指令北京市高院再审。
2006年5月，北京市高院裁定认为，该案原审裁定并无不当，维持二审裁定。
多位法律学者说，这种直接对抗最高法院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多见。
2009年5月，侯瑞昌再向最高法院申诉，时任院长王胜俊签发裁定，认为二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不清，使用法律错误，裁定由最高法院提审此案。
2009年10月，最高法院裁定撤销北京市高院再审裁定、二审裁定及一审法院裁定，指令二中院审理。
在5月6日的庭审中，侯瑞昌希望主审法官能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在查明争议财产归属的基础上做出实体判决”。而主审法官回应说，案件到了我们这儿，就是要恢复到一审程序。
5月6日，法庭辩论程序已经结束，进入调解程序。5月10日，侯瑞昌给主审法官打电话得知，被告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
建设处有关负责人5月27日回复《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申请时说，他们会尊重法院的最终判决，在法院判决之前，不方便接受采访。★
（实习生冯霜晴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