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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但此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可惜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着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没抓住变革的最初机遇。
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做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从一些细枝末节，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流传说，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非不为也，乃不能也。鸦片战争爆发时，多数人仍信以为真，所以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绑腿太紧使然。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
当时的名将杨芳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到广州后，他看到英舰在水上浮行，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认定其中定有邪术。他相信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马桶我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其实，杨芳的“粪桶”战法并非他的发明，而是明代火炮传入中国后就发明的新战法，已有几百年传统了。
经过与“狄夷”作战，林则徐深感对“夷情”太不了解，聘人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
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虽然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强调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重要的是，他承认“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学习、掌握敌人的先进武器，最终打败敌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今日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思想，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以荑变夏”，大逆不道，这部违禁背俗之作的惊世骇俗之论，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所谓“溃夷夏之防”就是说“华夏”与“狄夷”间有一道文化防线，林则徐、魏源等使这条防线“溃败”，最终会导致中国被“夷化”，罪莫大焉！因为圣教从来是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在这种严责面前，“师夷制夷”之说“举世讳言之”。
林则徐因主战获罪，朝野均有不少人对他深表同情、甚至敢于为其鸣不平，但是愿意或敢为他所背“溃夷夏之防”的罪责而辩解者，当时却没有，因为这顶帽子委实可怕。也更显出林则徐这种不畏浮议、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之难能可贵，因此他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對“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者，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最多只有招架之功。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
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想一想，真正能救国的是林则徐的“师夷长技”还是杨芳坚持中国传统的“马桶战法”？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
直到二十多年后，曾、左、李才将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付诸实施，但清廷已耽误了多年的宝贵时光。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但此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可惜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着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没抓住变革的最初机遇。
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做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从一些细枝末节，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流传说，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非不为也，乃不能也。鸦片战争爆发时，多数人仍信以为真，所以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绑腿太紧使然。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
当时的名将杨芳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到广州后，他看到英舰在水上浮行，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认定其中定有邪术。他相信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马桶我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其实，杨芳的“粪桶”战法并非他的发明，而是明代火炮传入中国后就发明的新战法，已有几百年传统了。
经过与“狄夷”作战，林则徐深感对“夷情”太不了解，聘人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
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虽然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强调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重要的是，他承认“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学习、掌握敌人的先进武器，最终打败敌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今日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思想，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以荑变夏”，大逆不道，这部违禁背俗之作的惊世骇俗之论，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所谓“溃夷夏之防”就是说“华夏”与“狄夷”间有一道文化防线，林则徐、魏源等使这条防线“溃败”，最终会导致中国被“夷化”，罪莫大焉！因为圣教从来是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在这种严责面前，“师夷制夷”之说“举世讳言之”。
林则徐因主战获罪，朝野均有不少人对他深表同情、甚至敢于为其鸣不平，但是愿意或敢为他所背“溃夷夏之防”的罪责而辩解者，当时却没有，因为这顶帽子委实可怕。也更显出林则徐这种不畏浮议、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之难能可贵，因此他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對“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者，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最多只有招架之功。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
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想一想，真正能救国的是林则徐的“师夷长技”还是杨芳坚持中国传统的“马桶战法”？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
直到二十多年后，曾、左、李才将林则徐提出的“师夷长技”付诸实施，但清廷已耽误了多年的宝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