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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四村因为唐家岭的拆迁而逐渐形成新的蚁族聚集地，而“蚁族”一词起源于聚居在唐家岭的大学生低收入群体。拆了唐家岭，却拆不了这个群体。人总要有地方落脚，而对绝大多数蚁族而言，向着市中心的方向不现实，外迁太远又不方便。北四村因在唐家岭正北方5.3公里外的地理优势，自然而然承接了这个群体。采访时，当地人告诉《经济》记者，北四村是媒体给起的名儿，其实就是东半壁店、西半壁店、史各庄和定福皇庄的合称。
原本是6000当地人口居住的四个村庄，现在接纳了9万多外来人。巨大的房屋出租市场让当地人眼前一亮，自建、改建的楼房仿佛一夜间从地皮里生长出来，连成一片一片。远远望去，倒好像七扭八歪的小胡同是从密集楼顶上压出来的。本来就窄小的路面，两旁挤满了各种店铺和餐饮车，来往的行人互相避让，以免碰倒他人手中的早餐粥，也不要踩在不知暴晒了多久的臭垃圾堆上。
在首都北京为何还有这么局促的栖息地？容纳的是怎样一群人？他们为何选择这里？请跟随《经济》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北四村的“新蚁族”。
青春里的小段插曲
顺着“一线天”似的小胡同一直走到头有扇大门，迈进去，四面都是三层的楼房，仰头看，犹如坐井观天。记者以租房者的身份表示得与两三个同学一起租一间房，就随房东来到了即将搬走的三个女孩的房间。
这是唯一可以三人同住的房间，20平方米左右，却被一张当做床用的巨大木板撑满了，只留下靠墙的一圈空地可以走动，睡过的床单没有整理，不见枕头；角落里的电视灰头土脸，门后摞放着几个行李箱。一个女孩为我们开门，另两个坐在床上玩手机，见来了人，也都站了起来。
3个女孩都是90后，河南郑州人，家在一个小镇，刚刚在郑州一所本科大学毕业。因为听说北京工作机会多，没多想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起过来了。“怎么想到要住北四村？”记者表示好奇。“在宾馆窝了两天才查到的！月租900元，我们一人300就行，多合算。”说话的女孩心直口快。只是住下来才发现，没有电扇，晚上睡觉要打开窗户；蚊子没完没了的叮咬，只能拿花露水对付；卫生间不能通风，就约定尽量不用马桶……3个人面对各种苦不堪言却一起坚持着。
“那怎么又要离开呢？”记者又问。“熬不住了呗，差不多3个月，钱都花光了，工作还连个影儿也没有。”还是这个女孩。“投了200多份简历也没人要，不过倒是积累了面试经验。”另一个女孩若有所思，却又笑着调侃“也积累了挤地铁和公交的经验呢”。第三个女孩沉默中冒出一句：“也许，咱们应该回去考研。”说到回家，3个人都眉开眼笑，一致表示没来北四村之前，很难相信北京有这样的地方；来了以后，真的很佩服那些常住的同龄人；眼看就要离开，这段经历会是以后珍藏的记忆。
起点：为留京而拼搏
北四村的群租房里，人员流动性很大。外地大学生来来往往，有的是跟随工作更换住处，有的是不了解情况先住下再说。张远显然不是其中一个。初次见面是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第二站——生命科学园地铁站，这个来自河北承德的年轻人，高高瘦瘦，浅绿色T恤和卡其色的棉质短裤，搭配得体；整齐的板寸稍长，文质彬彬，言谈举止间充满自信，令人很难把他和蚁族联系起来；然而，他已经在北四村住了两年。
为了安全，北四村绝大多数出租房都装上了门禁，晚上11点以后刷卡进出；白天，房东或受雇于房东的人会守在值班室，来了生人立刻能看到。如果没有张远接应，记者只能假装租房，在“监督”下转一圈就得离开。
跟着张远，记者来到他租住的楼前。整栋楼看上去还算干净，走廊被人清扫过，两旁的房间加起来20间有余，每层都有公共浴室和洗手间。张远的房间在阳面，12平方米的样子，纱窗破旧，窗前是张单人床，还算整洁，石灰地面有坑洼的迹象，地上有台扇和板凳，旁边有张小桌子，摆着电脑和一瓶酒精。看到记者疑惑的表情，他礼貌地解释：“气温高，电扇不管用，用酒精擦电脑帮助散热”。
本科和硕士都主攻编程，本以为找工作不会很难，结果来京求职竟成了张远最曲折的经历。“有硕士学位也会难吗？”记者有些惊讶。“硕士算什么，用人单位一看我大学读的三本，理都懒得理。”他苦笑着回忆，“找不到工作，怀疑自己，偏偏爸妈还总劝我回省里。几次喝得烂醉如泥，醒了更加心烦意乱。”大概留京的心太决绝，张远终于被西单一家IT公司录用，拼命工作，月薪从2000元涨到8000元左右，每月只要拿出500元房租、20元水费和十几块钱的电费，其余自己支配。“以前没工作，为了省钱只能住这里；现在不搬走，还是为了省钱。”张远的目标是在北京有自己的车和房子，爸妈倒是可以帮着他出首付，不过也有限。“经济压力是相对的，取决于你想要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神情有些黯淡。
谈到感情，他表示还会继续单身下去，一无所有也不能给对方任何保障，“肯定不会一辈子住在这里，以后再说呗。”明朗的自信再次回来。
积攒第一桶金
在胡同里看到这个赶着去上班的瘦瘦小小的扎着马尾的女生，有南方女性特有的秀气。在所有得知记者身份和意图的人中，她是最快表示接受采访的；而面对记者的问题，她又是回答得最谨慎、最犹豫的。
她只说自己姓吴，江西人，吞吞吐吐不说名字和城市，还说自己不讨厌北京，可是也不喜欢北京，空气太差，前段时间皮肤还过敏。记者问来北京的缘由，她“嗯”了一声才说：“毕业后先在深圳实习一年，后来去的广州，都不怎么样；去年9月就跟着男朋友过来了。”江西女孩表示，来之前就上网找到了北四村的出租房，结果还是被房间的条件吓了一跳。她一脸记忆犹新地对记者描叙房间的窄小和阴暗、脱落了白灰的墙壁和破烂不堪的双人床以及垫在床脚的红砖；也提到一年里好多次决心要搬走，可现在还是住在这里。“这么想走还没走？”“省钱呗。”她轻叹道，“我俩都想省钱。”
提到男朋友，她笑着告诉记者，他学PHP（超文本预处理器），来北京工作就是为了边学习技术边攒钱，回江西就可以开办自己的公司；自己在这边也可以多挣些钱，帮助他创业。“等攒够了钱，就不用住在这里啦；够开公司的，就可以离开北京哦。”说到离开北四村，她笑得那么开心。
这个城市对他俩而言，有些陌生。远离家乡，周围没有亲人朋友，而同住一个公寓的人们，各自为理想忙碌着，交集不多。提到理想，吴静停顿一下，说：“不是为理想吧，就是为挣钱……”分开的时候，她再次认真地说：“我确实为了理想，不过它不在北京。”
记者手记：读过廉思的《蚁族》，被同龄人面对残酷现实依然坚持梦想的勇气深深打动，也为他们生存环境之肮脏恶劣倍感揪心。然而，无法理解作者为何要用悲伤与绝望的笔触渲染整体氛围。嫩芽破土，根咬青山，难道不正是希望与信仰突破重重阻碍带来的喜悦吗？这恰恰是北四村的“新蚁族”给记者的感受。他们看清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追求成功，也接受失败；他们在有限的自身资源与内心的高远目标间寻找契机，为改变现状竭尽全力；一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言——拼着一切代价，奔你的前程。青春的无价与刻骨铭心本该源于此。
原本是6000当地人口居住的四个村庄，现在接纳了9万多外来人。巨大的房屋出租市场让当地人眼前一亮，自建、改建的楼房仿佛一夜间从地皮里生长出来，连成一片一片。远远望去，倒好像七扭八歪的小胡同是从密集楼顶上压出来的。本来就窄小的路面，两旁挤满了各种店铺和餐饮车，来往的行人互相避让，以免碰倒他人手中的早餐粥，也不要踩在不知暴晒了多久的臭垃圾堆上。
在首都北京为何还有这么局促的栖息地？容纳的是怎样一群人？他们为何选择这里？请跟随《经济》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北四村的“新蚁族”。
青春里的小段插曲
顺着“一线天”似的小胡同一直走到头有扇大门，迈进去，四面都是三层的楼房，仰头看，犹如坐井观天。记者以租房者的身份表示得与两三个同学一起租一间房，就随房东来到了即将搬走的三个女孩的房间。
这是唯一可以三人同住的房间，20平方米左右，却被一张当做床用的巨大木板撑满了，只留下靠墙的一圈空地可以走动，睡过的床单没有整理，不见枕头；角落里的电视灰头土脸，门后摞放着几个行李箱。一个女孩为我们开门，另两个坐在床上玩手机，见来了人，也都站了起来。
3个女孩都是90后，河南郑州人，家在一个小镇，刚刚在郑州一所本科大学毕业。因为听说北京工作机会多，没多想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起过来了。“怎么想到要住北四村？”记者表示好奇。“在宾馆窝了两天才查到的！月租900元，我们一人300就行，多合算。”说话的女孩心直口快。只是住下来才发现，没有电扇，晚上睡觉要打开窗户；蚊子没完没了的叮咬，只能拿花露水对付；卫生间不能通风，就约定尽量不用马桶……3个人面对各种苦不堪言却一起坚持着。
“那怎么又要离开呢？”记者又问。“熬不住了呗，差不多3个月，钱都花光了，工作还连个影儿也没有。”还是这个女孩。“投了200多份简历也没人要，不过倒是积累了面试经验。”另一个女孩若有所思，却又笑着调侃“也积累了挤地铁和公交的经验呢”。第三个女孩沉默中冒出一句：“也许，咱们应该回去考研。”说到回家，3个人都眉开眼笑，一致表示没来北四村之前，很难相信北京有这样的地方；来了以后，真的很佩服那些常住的同龄人；眼看就要离开，这段经历会是以后珍藏的记忆。
起点：为留京而拼搏
北四村的群租房里，人员流动性很大。外地大学生来来往往，有的是跟随工作更换住处，有的是不了解情况先住下再说。张远显然不是其中一个。初次见面是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第二站——生命科学园地铁站，这个来自河北承德的年轻人，高高瘦瘦，浅绿色T恤和卡其色的棉质短裤，搭配得体；整齐的板寸稍长，文质彬彬，言谈举止间充满自信，令人很难把他和蚁族联系起来；然而，他已经在北四村住了两年。
为了安全，北四村绝大多数出租房都装上了门禁，晚上11点以后刷卡进出；白天，房东或受雇于房东的人会守在值班室，来了生人立刻能看到。如果没有张远接应，记者只能假装租房，在“监督”下转一圈就得离开。
跟着张远，记者来到他租住的楼前。整栋楼看上去还算干净，走廊被人清扫过，两旁的房间加起来20间有余，每层都有公共浴室和洗手间。张远的房间在阳面，12平方米的样子，纱窗破旧，窗前是张单人床，还算整洁，石灰地面有坑洼的迹象，地上有台扇和板凳，旁边有张小桌子，摆着电脑和一瓶酒精。看到记者疑惑的表情，他礼貌地解释：“气温高，电扇不管用，用酒精擦电脑帮助散热”。
本科和硕士都主攻编程，本以为找工作不会很难，结果来京求职竟成了张远最曲折的经历。“有硕士学位也会难吗？”记者有些惊讶。“硕士算什么，用人单位一看我大学读的三本，理都懒得理。”他苦笑着回忆，“找不到工作，怀疑自己，偏偏爸妈还总劝我回省里。几次喝得烂醉如泥，醒了更加心烦意乱。”大概留京的心太决绝，张远终于被西单一家IT公司录用，拼命工作，月薪从2000元涨到8000元左右，每月只要拿出500元房租、20元水费和十几块钱的电费，其余自己支配。“以前没工作，为了省钱只能住这里；现在不搬走，还是为了省钱。”张远的目标是在北京有自己的车和房子，爸妈倒是可以帮着他出首付，不过也有限。“经济压力是相对的，取决于你想要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神情有些黯淡。
谈到感情，他表示还会继续单身下去，一无所有也不能给对方任何保障，“肯定不会一辈子住在这里，以后再说呗。”明朗的自信再次回来。
积攒第一桶金
在胡同里看到这个赶着去上班的瘦瘦小小的扎着马尾的女生，有南方女性特有的秀气。在所有得知记者身份和意图的人中，她是最快表示接受采访的；而面对记者的问题，她又是回答得最谨慎、最犹豫的。
她只说自己姓吴，江西人，吞吞吐吐不说名字和城市，还说自己不讨厌北京，可是也不喜欢北京，空气太差，前段时间皮肤还过敏。记者问来北京的缘由，她“嗯”了一声才说：“毕业后先在深圳实习一年，后来去的广州，都不怎么样；去年9月就跟着男朋友过来了。”江西女孩表示，来之前就上网找到了北四村的出租房，结果还是被房间的条件吓了一跳。她一脸记忆犹新地对记者描叙房间的窄小和阴暗、脱落了白灰的墙壁和破烂不堪的双人床以及垫在床脚的红砖；也提到一年里好多次决心要搬走，可现在还是住在这里。“这么想走还没走？”“省钱呗。”她轻叹道，“我俩都想省钱。”
提到男朋友，她笑着告诉记者，他学PHP（超文本预处理器），来北京工作就是为了边学习技术边攒钱，回江西就可以开办自己的公司；自己在这边也可以多挣些钱，帮助他创业。“等攒够了钱，就不用住在这里啦；够开公司的，就可以离开北京哦。”说到离开北四村，她笑得那么开心。
这个城市对他俩而言，有些陌生。远离家乡，周围没有亲人朋友，而同住一个公寓的人们，各自为理想忙碌着，交集不多。提到理想，吴静停顿一下，说：“不是为理想吧，就是为挣钱……”分开的时候，她再次认真地说：“我确实为了理想，不过它不在北京。”
记者手记：读过廉思的《蚁族》，被同龄人面对残酷现实依然坚持梦想的勇气深深打动，也为他们生存环境之肮脏恶劣倍感揪心。然而，无法理解作者为何要用悲伤与绝望的笔触渲染整体氛围。嫩芽破土，根咬青山，难道不正是希望与信仰突破重重阻碍带来的喜悦吗？这恰恰是北四村的“新蚁族”给记者的感受。他们看清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追求成功，也接受失败；他们在有限的自身资源与内心的高远目标间寻找契机，为改变现状竭尽全力；一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言——拼着一切代价，奔你的前程。青春的无价与刻骨铭心本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