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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有三个历史关键点，分别以《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威斯康星理念的产生、《贝多法案》的出台为标志。美国研究型大学主要是通过提升区域人力资本、开展区域合作项目、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促进区域民主文化建设等方式，参与区域发展。
关键词：美国研究型大学区域发展历史机制
克拉克·科尔指出：“社会在变化，高等教育的职能也在变化。大学像其他机构一样，在变化中求得生存。”[1]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区域、国家、世界这三个范畴当中，大学与其所在区域的关系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开放性组织，大学与社会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服务社会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参与区域发展最基本、最实际的切入点就是积极推动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有参与区域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区域发展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其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三个历史关键点
1.19世纪末：《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时代
美国的赠地大学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被广泛认为是高等教育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成功之一。而赠地大学之所以能够长远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莫里尔法案》的颁布。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这改变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根据1860年选出的每州议员或州代表人数，按每名国会议员或州代表3万英亩土地的标准，向各州赠予相应面积的土地（每州最多不超过100万英亩）。各州出售土地所获收入永远捐助“至少一所主要学科与农业和机械专业相关的学院”。1890年，联邦政府又颁布了《第二莫里尔法案》。通过这两部《莫里尔法案》，赠地学院获得了快速发展，培养了大量农业和机械学领域的人才，满足了当时工业和农业技术领域的需要。“除了赠地学院的科研和推广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一种参与意识、责任感和服务精神。”[2] 早期的赠地学院在以后大都发展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这些研究型大学在参与区域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大学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赠地学院的创建初衷，也是它们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办学理念。可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传统在赠地学院时期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0世纪上半叶：“威斯康星理念”使得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道路上，“威斯康星理念”的产生是一个典范，它标志着社会服务开始被公认为是美国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1904年，查尔斯·范海斯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他提出：大学除了传播知识和进行科研之外，必须承担起为本州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使命，知识传播和科研本身也应考虑到本州发展的实际需要。威斯康星大学更应以威斯康星州的各种产业发展需要为根本立足点。范海斯认为：大学应成为灯塔，积极促进社会发展，使全州的人民都能与这所大学的人才和知识发生联系，使每一户人家都从这种联系中得到益处。“踩在牛粪上的教授才是最好的教授”。[3] 范海斯提出的这些想法被总结为闻名遐迩的“威斯康星理念”，其实质是研究型大学要为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具体实施方面，为了在全州范围内传播知识、推广技术和提供信息，威斯康星大学专门实施了教育推广计划。到了20世纪中期，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推广计划已遍及全州。大学的众多实验室向全州开放，流动图书馆将大量书籍送往全州各地，最有声誉的教师走出高校，走进政府部门、企业、工厂和农村，解决这些领域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正是由于“威斯康星理念”的成功运作，使得威斯康星大学成为全州的灵魂和智囊。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经费成倍增加，规模日益扩大，诸如畜牧科学、生物科学和细菌科学等学科迅速在全美取得领先地位。威斯康星大学也由一所小规模的赠地学院一跃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从此，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3.20世纪80年代：《贝多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机制的真正确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工商业界的合作活动不断增多成为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法案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台的，如《联邦技术转移法案》《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贝多法案》《国家合作研究法案》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贝多法案》。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贝多法案》（Bayh-Dole Act）。其核心内容是：将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所取得的发明成果从原来归政府所有，改为允许大学、非盈利机构和小企业保留，它们可以申请专利，并拥有相关的知识产权。该法案的实施使得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开始代替政府成为所有权的持有人。于是各大学纷纷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专门管理相关事务。《贝多法案》为美国新时期的大学技术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平台，激发了大学的技术转让活动。《贝多法案》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它将联邦资助的大学研究成果的所有权从政府部门转交给了大学；二是它确保了研究者参与科研行动的积极性。自《贝多法案》实施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所在区域发展的各种活动明显多了起来，各个学科的教授们和相关公司的科研项目迅速增加，大学获得的科研资助也明显增多。大学利用了这些潜在的巨大经济利润—20多年中，专利申请的数量增加了20倍，即每年约5,000项。[4] 可以说，《贝多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机制的真正建立。
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机制与功用
1.培养大量的高质量人才，提升大学所在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
美国研究型大学不断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高所在区域居民的素质，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这是研究型大学对其所在区域最直接、最基本的贡献。美国研究型大学对区域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为研究型大学所在区域输出高质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美国研究型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留在了大学所在的区域工作，尤其是大学所在的州和县，直接参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二是研究型大学实施各类教育培训项目，为区域内的广大居民提供参加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研究型大学积极满足区域内居民的需要，为他们开设各种培训项目，凭借其强大的师资和科研实力，研究型大学可以提供一些其他两年制或四年制高校所无法提供的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课程，这正是研究型大学吸引大量社会人士来学校接受继续教育的重要原因。
2.开展各类区域合作项目，解决大学所在区域的各种问题
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区域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大学参与区域重建项目，使大学附近的区域保持活力。研究型大学和区域内的一些基层机构或者和其他一些参与区域服务项目的大型机构合作，组织一些活动或创建一些实体来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如开办书店、学校、儿童看管中心等。二是创建服务学习和学生参与社区项目。服务学习是一项学生自愿参与社区服务的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帮助学生依靠他们的个人阅历来分析多样化的、具体的、与社区背景相关的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与所在区域的工商业之间开展合作项目，如科研合作、培训合作和管理合作等，区域内的公司企业可以聘用大学的专家参与企业管理或咨询工作。四是协助解决区域内的实际问题。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学生可以通过开展合作科研项目，帮助区域内的组织和机构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健康问题、环境问题和教育问题等。
3.通过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和产业园等，推动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就是推动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大学通过科研创新和产学研合作，使高科技创新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实现。这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技术推广服务。大学通过向企业提供包括技术、培训、咨询、信息等多种形式，开展校企合作，吸引企业对大学的研究工作提供经费或赞助，使大学的研究课题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二是专利和许可。专利和许可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技术转让的主要方式，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和应用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专利保护和技术许可的方式转移到产业界，再由产业界通过进一步开发将成果最终产业化。[5] 三是建立大学产业园。大学产业园主要利用大学实验室衍化出的科技成果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大学产业园的早期形成是大学技术转让的结果，随着科技园逐渐走向成熟，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大学的科研实力。四是建立孵化器。孵化器是由州政府、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的一种企业孕育中心，其主要服务对象是科技创业群体和科技初创企业。孵化器的存在和运行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4.融入区域发展，促进所在区域的民主和文化建设
美国研究型大学也是其所在区域中的民主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很多研究型大学在与自身教育活动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育资源和设施都向所在区域的居民开放。大学通过与区域共享资源，普及区域中人口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区域内居民的文化生活。例如，大学的图书馆、体育设施、娱乐设施等，以及高校举办的一些科研成果展、艺术展、书展、电影节、文艺演出、专题讲座等活动，都向区域内居民适当开放，使大学的文化积淀逐渐渗入到区域文化中。甚至在美国的一些城市中，随着商业区的逐渐衰弱，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区域的文化中心。同时，研究型大学还促进所在地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整个地区的民主氛围的提升，如针对周边区域在未来发展中的科学问题、伦理问题和文化问题开展辩论活动，不断提高区域居民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等。
德里克
关键词：美国研究型大学区域发展历史机制
克拉克·科尔指出：“社会在变化，高等教育的职能也在变化。大学像其他机构一样，在变化中求得生存。”[1]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区域、国家、世界这三个范畴当中，大学与其所在区域的关系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开放性组织，大学与社会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服务社会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参与区域发展最基本、最实际的切入点就是积极推动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有参与区域发展的良好传统，在区域发展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其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三个历史关键点
1.19世纪末：《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时代
美国的赠地大学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被广泛认为是高等教育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成功之一。而赠地大学之所以能够长远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莫里尔法案》的颁布。186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这改变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根据1860年选出的每州议员或州代表人数，按每名国会议员或州代表3万英亩土地的标准，向各州赠予相应面积的土地（每州最多不超过100万英亩）。各州出售土地所获收入永远捐助“至少一所主要学科与农业和机械专业相关的学院”。1890年，联邦政府又颁布了《第二莫里尔法案》。通过这两部《莫里尔法案》，赠地学院获得了快速发展，培养了大量农业和机械学领域的人才，满足了当时工业和农业技术领域的需要。“除了赠地学院的科研和推广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其精神—一种参与意识、责任感和服务精神。”[2] 早期的赠地学院在以后大都发展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这些研究型大学在参与区域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大学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赠地学院的创建初衷，也是它们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办学理念。可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传统在赠地学院时期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0世纪上半叶：“威斯康星理念”使得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道路上，“威斯康星理念”的产生是一个典范，它标志着社会服务开始被公认为是美国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1904年，查尔斯·范海斯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他提出：大学除了传播知识和进行科研之外，必须承担起为本州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使命，知识传播和科研本身也应考虑到本州发展的实际需要。威斯康星大学更应以威斯康星州的各种产业发展需要为根本立足点。范海斯认为：大学应成为灯塔，积极促进社会发展，使全州的人民都能与这所大学的人才和知识发生联系，使每一户人家都从这种联系中得到益处。“踩在牛粪上的教授才是最好的教授”。[3] 范海斯提出的这些想法被总结为闻名遐迩的“威斯康星理念”，其实质是研究型大学要为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具体实施方面，为了在全州范围内传播知识、推广技术和提供信息，威斯康星大学专门实施了教育推广计划。到了20世纪中期，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育推广计划已遍及全州。大学的众多实验室向全州开放，流动图书馆将大量书籍送往全州各地，最有声誉的教师走出高校，走进政府部门、企业、工厂和农村，解决这些领域中的各种实际问题。正是由于“威斯康星理念”的成功运作，使得威斯康星大学成为全州的灵魂和智囊。威斯康星大学的办学经费成倍增加，规模日益扩大，诸如畜牧科学、生物科学和细菌科学等学科迅速在全美取得领先地位。威斯康星大学也由一所小规模的赠地学院一跃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从此，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3.20世纪80年代：《贝多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机制的真正确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工商业界的合作活动不断增多成为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法案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台的，如《联邦技术转移法案》《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贝多法案》《国家合作研究法案》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贝多法案》。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贝多法案》（Bayh-Dole Act）。其核心内容是：将政府资助的研发项目所取得的发明成果从原来归政府所有，改为允许大学、非盈利机构和小企业保留，它们可以申请专利，并拥有相关的知识产权。该法案的实施使得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开始代替政府成为所有权的持有人。于是各大学纷纷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专门管理相关事务。《贝多法案》为美国新时期的大学技术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平台，激发了大学的技术转让活动。《贝多法案》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它将联邦资助的大学研究成果的所有权从政府部门转交给了大学；二是它确保了研究者参与科研行动的积极性。自《贝多法案》实施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所在区域发展的各种活动明显多了起来，各个学科的教授们和相关公司的科研项目迅速增加，大学获得的科研资助也明显增多。大学利用了这些潜在的巨大经济利润—20多年中，专利申请的数量增加了20倍，即每年约5,000项。[4] 可以说，《贝多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机制的真正建立。
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区域发展的机制与功用
1.培养大量的高质量人才，提升大学所在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
美国研究型大学不断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高所在区域居民的素质，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这是研究型大学对其所在区域最直接、最基本的贡献。美国研究型大学对区域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为研究型大学所在区域输出高质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美国研究型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留在了大学所在的区域工作，尤其是大学所在的州和县，直接参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二是研究型大学实施各类教育培训项目，为区域内的广大居民提供参加教育和培训的机会。研究型大学积极满足区域内居民的需要，为他们开设各种培训项目，凭借其强大的师资和科研实力，研究型大学可以提供一些其他两年制或四年制高校所无法提供的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课程，这正是研究型大学吸引大量社会人士来学校接受继续教育的重要原因。
2.开展各类区域合作项目，解决大学所在区域的各种问题
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区域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大学参与区域重建项目，使大学附近的区域保持活力。研究型大学和区域内的一些基层机构或者和其他一些参与区域服务项目的大型机构合作，组织一些活动或创建一些实体来影响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如开办书店、学校、儿童看管中心等。二是创建服务学习和学生参与社区项目。服务学习是一项学生自愿参与社区服务的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帮助学生依靠他们的个人阅历来分析多样化的、具体的、与社区背景相关的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与所在区域的工商业之间开展合作项目，如科研合作、培训合作和管理合作等，区域内的公司企业可以聘用大学的专家参与企业管理或咨询工作。四是协助解决区域内的实际问题。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学生可以通过开展合作科研项目，帮助区域内的组织和机构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健康问题、环境问题和教育问题等。
3.通过技术推广、成果转化和产业园等，推动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就是推动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大学通过科研创新和产学研合作，使高科技创新成果在生产实践中实现。这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技术推广服务。大学通过向企业提供包括技术、培训、咨询、信息等多种形式，开展校企合作，吸引企业对大学的研究工作提供经费或赞助，使大学的研究课题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二是专利和许可。专利和许可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技术转让的主要方式，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和应用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专利保护和技术许可的方式转移到产业界，再由产业界通过进一步开发将成果最终产业化。[5] 三是建立大学产业园。大学产业园主要利用大学实验室衍化出的科技成果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大学产业园的早期形成是大学技术转让的结果，随着科技园逐渐走向成熟，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大学的科研实力。四是建立孵化器。孵化器是由州政府、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的一种企业孕育中心，其主要服务对象是科技创业群体和科技初创企业。孵化器的存在和运行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促进区域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4.融入区域发展，促进所在区域的民主和文化建设
美国研究型大学也是其所在区域中的民主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很多研究型大学在与自身教育活动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育资源和设施都向所在区域的居民开放。大学通过与区域共享资源，普及区域中人口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区域内居民的文化生活。例如，大学的图书馆、体育设施、娱乐设施等，以及高校举办的一些科研成果展、艺术展、书展、电影节、文艺演出、专题讲座等活动，都向区域内居民适当开放，使大学的文化积淀逐渐渗入到区域文化中。甚至在美国的一些城市中，随着商业区的逐渐衰弱，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区域的文化中心。同时，研究型大学还促进所在地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整个地区的民主氛围的提升，如针对周边区域在未来发展中的科学问题、伦理问题和文化问题开展辩论活动，不断提高区域居民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等。
德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