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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职位频发塌方式腐败
近几年，湖南省交通系统要案频发，被称为塌方式腐败。居于高风险的职位，面对找上门的各色人等，贪官落马前与之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成为他们的寻租工具。对于工程招投标中的“围标”等行为，他们更是毫无顾忌地直接给业主打招呼，并从中收受贿赂。
经湖南省纪委调查，湖南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27人，包括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以及原副厅长邹和平、李晓希等4名厅级干部和16名处级干部先后落马。2014年6月，冯伟林因受贿4000多万元，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7月，邹和平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陈明宪被控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和索要他人财物折合共5000余万元。
从身居高位，一呼百应的厅官到独自面对办案人员，他们的心理落差和腐败劣迹从忏悔录里一览无遗。
陈明宪说：带走我的那一刻，真如晴天霹雳。我还幻想着明天要上矮寨大桥，3月31日参加我亲任大桥指挥长的大桥通车典礼，接受鲜花、赞誉和媒体采访……然而现实是，我已身陷囹圄。我曾日夜操劳，一心扑在事业上。但是，另外一种负面“阴霾”逐渐笼罩着我，关系成了工程招投标的灵丹妙药，处于权力漩涡中央的我，自然地成为主要目标。
冯伟林说：高速公路管理局和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是政企合一，拥有几千个亿的资产，权力是很大的，涉及的利益也很多。我在上任之初，也曾雄心勃勃，慷慨激昂。但是我并没有从心底里去问问权从哪来、权为谁用、怎样用权。到了后来，滥用权力，为家人、亲人和朋友办事，现在我要为我的违纪违法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邹和平说：我曾经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上进心的青年，但是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加大，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自己对权力看得极重，也深知自己快到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为他人打招呼、揽业务而收取贿赂，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
近些年，湖南高速公路建设迅猛发展，投资量多达数千亿元。作为手握大权，一个招呼、一个条子就可使人一夜暴富的厅官们，自然成为各路人马竞相拉拢甚至腐蚀的对象。
邹和平说：多年来，我利用职权，插手工程招投标，为一些施工队伍和个人在交通工程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上打招呼、揽业务，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招投标程序。我从中获取了大量钱财。
陈明宪说：招呼招呼，可使人一夜致富;帮忙帮忙，把自己帮进牢房。2008年南方冰灾后，湖南掀起了一场一举甩掉湖南高速公路落后帽子，3年开工建设43条共近5000公里高速公路的新高潮。5000公里高速公路，投资3000多个亿。于是，各路老板纷纷涌进湖南，谁都想分一杯羹。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讲义气、讲感情、爱面子、肯帮忙。我在给别人打招呼时，根本没有想后果，答应了即办。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当面交办。如果正好业主（项目经理）在场就三头对六面交办，如果不在，打个电话叫过来，当面交办。二是批条子。从未顾及留下什么把柄，就在纸条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三是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业主，电话里头交办。过程很简单，一般都是短平快，分把钟就给办了，所以事后也忘记得快。
现在想想，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交友不慎会让你吃尽苦头。就是在帮这些所谓的“朋友”打招呼帮忙的同时，我忘掉了党性，忘记了原则。
在对冯伟林、邹和平审判的同时，冯伟林的妻子、弟弟、妹妹先后受审并获刑;邹和平的儿子也被判刑;而陈明宪的诸多亲属也一并被审查。面对“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的谆谆教诲，冯、邹、陈3人当作了耳边风，一些亲属成为“中介”，最后害了整个家庭。
冯伟林说：我的主要违纪违法犯罪金额，是为弟弟妹妹打招呼，让他们谋取重大利益而获得的。父母早逝，我是长兄，本应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本身也有一个好的职业。但是，我逐步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重温曾国藩提出的治家八字诀，想想这些先贤前辈的教导，我真是无地自容。“君子不欺暗室，佛子不作非法”，而我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會打败仗。
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有底线，交朋友、处理亲情也要有底线。“最铁的是规律，最硬的是法律，最严的是纪律，最需要的是他律，最重要的是自律”，而我没有很好地把握，一步一步，越过了“雷池”和“高压线”，换来的是牢狱之灾。
邹和平说：对子女的关爱是每个父亲都会做的，这种关爱应是教育和鼓励子女努力地工作、走正道。但我利用自己的权势为儿子谋取不义之财去打招呼，铺平道路，包庇和支持他收受别人送的好处费，使他也陷入犯罪的泥潭，还以为这是在帮他。其实，这是一个父亲在害亲生儿子，在毁掉亲生儿子的美好前途和幸福生活。
一个人带坏一个县
在安徽萧县、泗县和太和县三地，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涉及当地干部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通过最近三地落马县委书记的忏悔书，发现用人腐败和官商勾结成为权力滥用的两大风险点，一把手权力失范带来的官场逆淘汰和社会生态恶化成为塌方式腐败发生的加速器。
毋保良，萧县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因犯受贿罪（非法收受共计人民币1869.2万元）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刘家坤，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太和县委书记、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伙同情妇赵晓莉收受他人贿赂2929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晏金星，在泗县10年间受贿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贿金额达520余万元，其中接受下属请托卖官近百次，所得300余万元。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批发官帽子、权钱交易是落马县委书记主要贪腐表现。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萧县、泗县两地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多有涉案，萧县先后有80多名干部免职，泗县也查处干部近百人。
毋保良说：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些给我送钱的干部解决了提拔、重用和调动问题;还利用职务的影响。不少人用公款向我行贿得到提拔后，就要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还有一些问题干部在给我送钱后，获得了我的保护，带病在岗。许多正派的干部不想给我送钱，也无钱可送，看到一些送钱的干部都一一得到提拔重用了，感到仕途没希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
我作为县委书记，对干部的使用拥有实际决定权，收受人家的钱物，必然会对其提拔重用给予照顾，这给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混乱。“事事钱开路”的观念在萧县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气，许多干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而是想到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才能解决问题。
晏金星说：手中有了权力，各种诱惑就纷至沓来。看到商人出手大方，慢慢地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作为县级干部，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贡献不比他们小，但待遇和他们没法比，于是思想防线出现了滑坡。后来，对他们宴请和钱物的馈赠便欣然接受、心安理得，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原则底线。
刘家坤说：在县内外都知道，刘家坤的软肋是他的情妇。于是，我的情妇就成为想利用我手中权力办事之人的敲门砖。我受贿的方式，情妇是工具载体，是操手、仓库，我受贿的所有钱物、几乎全部是通过情妇实现的。权钱交易事实证明，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
我是太和县委书记，又曾担任过阜阳市国土局长，由于我在开发商面前行为失范，上行下效，太和县的一些权力部门贪腐官员跟着我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买私卖土地、私改规划，私调建筑容积率、乱建小产权房、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太和的发展环境受到了破坏，失去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很多外商想投资都不敢来，广大群众、干部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以我为首，分管县长、国土局长、规划局长等一批十几人从科级至副厅级的干部贪腐被查处。
（《半月谈》2015.3.34）
近几年，湖南省交通系统要案频发，被称为塌方式腐败。居于高风险的职位，面对找上门的各色人等，贪官落马前与之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成为他们的寻租工具。对于工程招投标中的“围标”等行为，他们更是毫无顾忌地直接给业主打招呼，并从中收受贿赂。
经湖南省纪委调查，湖南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27人，包括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以及原副厅长邹和平、李晓希等4名厅级干部和16名处级干部先后落马。2014年6月，冯伟林因受贿4000多万元，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7月，邹和平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陈明宪被控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和索要他人财物折合共5000余万元。
从身居高位，一呼百应的厅官到独自面对办案人员，他们的心理落差和腐败劣迹从忏悔录里一览无遗。
陈明宪说：带走我的那一刻，真如晴天霹雳。我还幻想着明天要上矮寨大桥，3月31日参加我亲任大桥指挥长的大桥通车典礼，接受鲜花、赞誉和媒体采访……然而现实是，我已身陷囹圄。我曾日夜操劳，一心扑在事业上。但是，另外一种负面“阴霾”逐渐笼罩着我，关系成了工程招投标的灵丹妙药，处于权力漩涡中央的我，自然地成为主要目标。
冯伟林说：高速公路管理局和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是政企合一，拥有几千个亿的资产，权力是很大的，涉及的利益也很多。我在上任之初，也曾雄心勃勃，慷慨激昂。但是我并没有从心底里去问问权从哪来、权为谁用、怎样用权。到了后来，滥用权力，为家人、亲人和朋友办事，现在我要为我的违纪违法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邹和平说：我曾经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上进心的青年，但是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加大，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自己对权力看得极重，也深知自己快到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为他人打招呼、揽业务而收取贿赂，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
近些年，湖南高速公路建设迅猛发展，投资量多达数千亿元。作为手握大权，一个招呼、一个条子就可使人一夜暴富的厅官们，自然成为各路人马竞相拉拢甚至腐蚀的对象。
邹和平说：多年来，我利用职权，插手工程招投标，为一些施工队伍和个人在交通工程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上打招呼、揽业务，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招投标程序。我从中获取了大量钱财。
陈明宪说：招呼招呼，可使人一夜致富;帮忙帮忙，把自己帮进牢房。2008年南方冰灾后，湖南掀起了一场一举甩掉湖南高速公路落后帽子，3年开工建设43条共近5000公里高速公路的新高潮。5000公里高速公路，投资3000多个亿。于是，各路老板纷纷涌进湖南，谁都想分一杯羹。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讲义气、讲感情、爱面子、肯帮忙。我在给别人打招呼时，根本没有想后果，答应了即办。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当面交办。如果正好业主（项目经理）在场就三头对六面交办，如果不在，打个电话叫过来，当面交办。二是批条子。从未顾及留下什么把柄，就在纸条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三是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业主，电话里头交办。过程很简单，一般都是短平快，分把钟就给办了，所以事后也忘记得快。
现在想想，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交友不慎会让你吃尽苦头。就是在帮这些所谓的“朋友”打招呼帮忙的同时，我忘掉了党性，忘记了原则。
在对冯伟林、邹和平审判的同时，冯伟林的妻子、弟弟、妹妹先后受审并获刑;邹和平的儿子也被判刑;而陈明宪的诸多亲属也一并被审查。面对“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的谆谆教诲，冯、邹、陈3人当作了耳边风，一些亲属成为“中介”，最后害了整个家庭。
冯伟林说：我的主要违纪违法犯罪金额，是为弟弟妹妹打招呼，让他们谋取重大利益而获得的。父母早逝，我是长兄，本应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本身也有一个好的职业。但是，我逐步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重温曾国藩提出的治家八字诀，想想这些先贤前辈的教导，我真是无地自容。“君子不欺暗室，佛子不作非法”，而我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會打败仗。
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有底线，交朋友、处理亲情也要有底线。“最铁的是规律，最硬的是法律，最严的是纪律，最需要的是他律，最重要的是自律”，而我没有很好地把握，一步一步，越过了“雷池”和“高压线”，换来的是牢狱之灾。
邹和平说：对子女的关爱是每个父亲都会做的，这种关爱应是教育和鼓励子女努力地工作、走正道。但我利用自己的权势为儿子谋取不义之财去打招呼，铺平道路，包庇和支持他收受别人送的好处费，使他也陷入犯罪的泥潭，还以为这是在帮他。其实，这是一个父亲在害亲生儿子，在毁掉亲生儿子的美好前途和幸福生活。
一个人带坏一个县
在安徽萧县、泗县和太和县三地，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涉及当地干部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通过最近三地落马县委书记的忏悔书，发现用人腐败和官商勾结成为权力滥用的两大风险点，一把手权力失范带来的官场逆淘汰和社会生态恶化成为塌方式腐败发生的加速器。
毋保良，萧县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因犯受贿罪（非法收受共计人民币1869.2万元）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刘家坤，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太和县委书记、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伙同情妇赵晓莉收受他人贿赂2929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晏金星，在泗县10年间受贿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贿金额达520余万元，其中接受下属请托卖官近百次，所得300余万元。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批发官帽子、权钱交易是落马县委书记主要贪腐表现。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萧县、泗县两地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多有涉案，萧县先后有80多名干部免职，泗县也查处干部近百人。
毋保良说：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些给我送钱的干部解决了提拔、重用和调动问题;还利用职务的影响。不少人用公款向我行贿得到提拔后，就要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还有一些问题干部在给我送钱后，获得了我的保护，带病在岗。许多正派的干部不想给我送钱，也无钱可送，看到一些送钱的干部都一一得到提拔重用了，感到仕途没希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
我作为县委书记，对干部的使用拥有实际决定权，收受人家的钱物，必然会对其提拔重用给予照顾，这给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混乱。“事事钱开路”的观念在萧县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气，许多干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而是想到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才能解决问题。
晏金星说：手中有了权力，各种诱惑就纷至沓来。看到商人出手大方，慢慢地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作为县级干部，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贡献不比他们小，但待遇和他们没法比，于是思想防线出现了滑坡。后来，对他们宴请和钱物的馈赠便欣然接受、心安理得，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原则底线。
刘家坤说：在县内外都知道，刘家坤的软肋是他的情妇。于是，我的情妇就成为想利用我手中权力办事之人的敲门砖。我受贿的方式，情妇是工具载体，是操手、仓库，我受贿的所有钱物、几乎全部是通过情妇实现的。权钱交易事实证明，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
我是太和县委书记，又曾担任过阜阳市国土局长，由于我在开发商面前行为失范，上行下效，太和县的一些权力部门贪腐官员跟着我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买私卖土地、私改规划，私调建筑容积率、乱建小产权房、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太和的发展环境受到了破坏，失去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很多外商想投资都不敢来，广大群众、干部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以我为首，分管县长、国土局长、规划局长等一批十几人从科级至副厅级的干部贪腐被查处。
（《半月谈》2015.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