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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苏台德”地区，是指捷克摩拉维亚北部边境的苏台德山脉所处的地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耳曼人一直住在这里，1938年希特勒支持这里以“回归德国”为目标的“汉伦党人”，以日尔曼人要同处在一个“大德国”为借口，为入侵捷克制造理由，而英、法两国牺牲捷克的利益，在捷克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签订《慕尼黑协定》，将“苏台德”地区约2.26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的一块土地划归德国。战争期间，捷克深受纳粹德国的蹂躏与奴役，有36万人丧生，另有80万人被掠到德国做劳工，德国给捷克造成了7000亿克朗（战前克朗）的损失，但是捷克是唯一没有得到德国赔偿的国家。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战胜国的协定和捷克总统贝奈斯的法令，“苏台德”的日耳曼人被没收全部财产，强制遣返。在因战争中蒙受巨大损失而导致的复仇心理驱使之下，捷克人对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民众实施了暴力掠夺和武力驱逐，迫使许多人丢弃所有家产仓皇逃离，而易北河对岸的美军禁止他们靠岸，无奈之下他们又返回原住地，但捷克士兵又将他们赶下冰冷的拉贝河（易北河的捷克名称），试图爬上岸的人又遭到机枪扫射，很多人当场丧命，成为非战争状态下的牺牲品。
制定这个政策的人是被捷克人尊为“第二国父”的贝奈斯。贝奈斯为捷克的生存问题苦苦思索，并认为在夹缝中维持东西平衡路线是捷克的生存之道。他提出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贝奈斯公式”（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因为他们看到西方为了自保可以随时牺牲小国的利益，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就是明证，而且在“苏台德”问题上需要取得苏联人的支持，于是捷克提出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路。正是“贝奈斯特色”的外交策略为捷克赢得了“苏台德地区”。
60年来，被遣返的日耳曼人一直要求返回家乡和获得经济赔偿，他们在1950年组织了“重返故乡”的“苏台德回乡运动”组织，年年举行游行示威，向德、捷两国分别施压，提出赔偿1700亿马克和回到原住地的要求。“东欧剧变”以后的1992年，德、捷两国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没有涉及这一敏感问题，“苏台德”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成为战后迟迟未能解决的“战争后遗症”。1993年捷克总统哈维尔与总理克劳斯分别出访德国，为解决这一敏感问题寻找出路，当时德国科尔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德国为纳粹期间受害的捷克人提供赔偿性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交换，捷克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进行沟通对话，寻求解决渠道。捷克接受了科尔的提议，经过从1995年1月到1996年12月的谈判，终于达成《德捷和解公告》。德国就1938～1945年对捷克的占领进行道歉，捷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极其粗暴的方式从“苏台德”地区驱赶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行为进行道歉。《和解公告》决定，由德方出资1.4亿马克，捷方出资2500万马克，共同成立一个“未来基金”，协商解决“苏台德”问题。
似乎“苏台德问题”至此画上了句号，但实际上，由于“未来基金”的金额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赔偿的金额相差太大，而且“返乡要求”在现实中无法落实，“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返回原住地、讨还故土和财产的游行仍在年年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之后，仍像科尔那样与捷克总统克劳斯相互道歉，但都无法取得当事者的谅解，民间的对立情绪远远大于政治家的预期，这个深深影响德捷两国关系的问题依然没有完结。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 作者：金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战胜国的协定和捷克总统贝奈斯的法令，“苏台德”的日耳曼人被没收全部财产，强制遣返。在因战争中蒙受巨大损失而导致的复仇心理驱使之下，捷克人对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民众实施了暴力掠夺和武力驱逐，迫使许多人丢弃所有家产仓皇逃离，而易北河对岸的美军禁止他们靠岸，无奈之下他们又返回原住地，但捷克士兵又将他们赶下冰冷的拉贝河（易北河的捷克名称），试图爬上岸的人又遭到机枪扫射，很多人当场丧命，成为非战争状态下的牺牲品。
制定这个政策的人是被捷克人尊为“第二国父”的贝奈斯。贝奈斯为捷克的生存问题苦苦思索，并认为在夹缝中维持东西平衡路线是捷克的生存之道。他提出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贝奈斯公式”（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因为他们看到西方为了自保可以随时牺牲小国的利益，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就是明证，而且在“苏台德”问题上需要取得苏联人的支持，于是捷克提出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路。正是“贝奈斯特色”的外交策略为捷克赢得了“苏台德地区”。
60年来，被遣返的日耳曼人一直要求返回家乡和获得经济赔偿，他们在1950年组织了“重返故乡”的“苏台德回乡运动”组织，年年举行游行示威，向德、捷两国分别施压，提出赔偿1700亿马克和回到原住地的要求。“东欧剧变”以后的1992年，德、捷两国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没有涉及这一敏感问题，“苏台德”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成为战后迟迟未能解决的“战争后遗症”。1993年捷克总统哈维尔与总理克劳斯分别出访德国，为解决这一敏感问题寻找出路，当时德国科尔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德国为纳粹期间受害的捷克人提供赔偿性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交换，捷克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进行沟通对话，寻求解决渠道。捷克接受了科尔的提议，经过从1995年1月到1996年12月的谈判，终于达成《德捷和解公告》。德国就1938～1945年对捷克的占领进行道歉，捷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极其粗暴的方式从“苏台德”地区驱赶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行为进行道歉。《和解公告》决定，由德方出资1.4亿马克，捷方出资2500万马克，共同成立一个“未来基金”，协商解决“苏台德”问题。
似乎“苏台德问题”至此画上了句号，但实际上，由于“未来基金”的金额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赔偿的金额相差太大，而且“返乡要求”在现实中无法落实，“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返回原住地、讨还故土和财产的游行仍在年年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之后，仍像科尔那样与捷克总统克劳斯相互道歉，但都无法取得当事者的谅解，民间的对立情绪远远大于政治家的预期，这个深深影响德捷两国关系的问题依然没有完结。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 作者：金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