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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不再只是一种发天地悲音的乐器，也可以是一项安身立命的家族传承。
很多人对二胡的印象，来源于街头卖艺的乐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整理旧物件时，翻开高中时听过的老磁带，居然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旁边看到一卷《二泉映月》。听过之后便直奔苏州吴门桥，去寻找专门制造这揪心二胡的大师——给刘天华制二胡的琴师王瑞泉之子王国兴。
蟒皮惊魂
大师的工作室在巷子最深处。我一拐再拐，终于拐到大师藏身的小巷尽头。巷尾出现两栋布满爬山虎的两层红砖房。虽然已是阳春三月，大地回暖，但爬山虎却还未回春，只懒散伸出枯萎的蔓枝缠绕着老朽的红砖。红砖房的二楼，便是二胡大师王国兴的工作室。
按照以往寻访名家的惯例，寻斫琴家，甫进巷口就能听到太古雅音;探铸剑师，还未進门就可感到肃杀剑气。这次探的二胡制作师，乃二胡界“南王北李”的“南王”王国兴，楼下应该也出点祥瑞之兆才对。但是很遗憾，眼前万籁俱寂。
于是我踮起脚伸长脖子往二楼的窗户里边瞟，没瞟到二胡一弦半弓，却引出了一楼面带警戒的小青年。在得知我要找“二胡大师王国兴”后回复我：“你说要找做二胡的？楼上还真有一位，您从这边请！”
“这边”是挂在右边那栋红砖房上的木楼梯。木楼梯上到二楼后，分出一架木质天桥连着左边的红楼。我屏气凝神还试图寻找那丝“大师之气”。摄影师却不再矜持，被眼前的景致感染后，脚上一级楼梯手按一下快门。当她的脚步声停止时，我没捕捉到与之匹配的快门声，却听到一声惊呼，然后是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蛇！天桥上躺着一条蛇，不是蛇，是蟒！”我听到摄影师的话后，条件反射一般蹦离楼梯三尺远，惊魂初定后问摄影师：“你确定看到蛇了？阴历还未到三月三，蛇应该还在冬眠才对！”
“我没看到蛇，我看到的是蟒！”摄影师边说边让我看相机显示屏。当看到一水桶粗电线杆长的阴影浮现在显示屏上时，我拉着摄影师来了个三级跳，逃到离楼梯三丈远的地方。
我们的动静太大了，惊得二楼探出了一个脑袋。问清我们来意后他指了一下那木楼梯又来了一句：“这边请！”看着我们迟迟未动，他才回过神来。脑袋缩了回去，几秒钟后天桥上多了一个人影。那人身着皮夹克、脚蹬亮皮鞋、梳着大背头，着装可亲可近却让人不敢近。因为他手上抓着那条水桶粗、电线杆长的蟒蛇。他抓住了蟒蛇七寸，但蟒蛇尾巴却垂到地面上。
眼前这位大叔就是王国兴。而那吓得我们魂飞魄散的蟒其实不是蟒，而是蟒皮——蟒皮是制作二胡琴膜的材料。王国兴前几天新收了一条蟒皮，放在天桥上晾干准备制琴膜，却不巧被我们撞见。
子承父业成名家
王国兴在二胡界声名远扬，其琴筒制作的“制膛”和“蒙皮”是其压箱底的手艺。为保证每把出品的二胡都精益求精，王国兴决定让工作室的师傅们在其他工序上分工协作，但是最关键的“制膛”和“蒙皮”则亲自操刀。亲自操刀时也不是信手拈来，还必须找灵感、寻状态。灵感来了，虽然有客自远方来也得靠边站，在工作室里，制二胡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
他打开一个小房间，大小不一的木头呈现在眼前：“这是珍藏了十几年的花梨木，这是新进的印度小叶紫檀，这些都是做二胡琴壳的原料。”说完他又推开了另一个房间，四壁居然是一块块木块垒起的木墙。
“二胡琴筒就是由六块这样的板组合起来。每块板长131毫米，前口外边，宽度为51.9毫米，前口内边宽41.6毫米，后口外边宽46.2毫米，后口内边宽35.8毫米，厚度均为9毫米。六块，才能成为正六方形，每块板两边所刨成的角度均为60度。”
在秀完“制膛”绝技后，他又开始展示家传的蒙皮绝活。所谓蒙皮就是把蟒皮蒙在琴筒上的过程。对于二胡制作来说，蒙皮是最为重要的工艺。二胡是靠蟒皮的震动来传导声音，因而蟒皮的厚薄、松紧对二胡的音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蒙皮没有具体量化的指标，完全依靠蒙皮人的听觉和手感。再者，不同蟒皮和不同琴筒接触都会产生不同的声音。选哪张蟒皮和哪个琴筒配对都有讲究。这个红娘做得好，二胡就成了一半;如果强用‘拉郎配’，二胡拉出的声音会让你听了想哭！”
王国兴站在一架打孔机前，把一张张制成烧饼状的蟒皮往打孔机前送，就如同缝纫工往缝纫机里送布料。当打孔针在蟒皮上打下一个孔后提起的瞬间，他的手麻利地转动蟒皮。“二胡琴筒是正六边形的，蟒皮蒙在琴筒之上，全由蟒皮上打的六个小孔来固定。因而每次打孔时，转动蟒皮都必须是60度才行。”
他把蟒皮每个孔里穿好棉线后缠上小木棍，然后把蟒皮顶在琴筒。待蟒皮在琴筒上固定后，在琴筒内壁塞进一个小木桩，然后把蟒皮上的小木棍在木桩上缠绕拴紧，这样蟒皮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琴筒上了。
蒙一张蟒皮，王国兴足足用了十分钟时间。我看到工作室里摆满的琴筒，对王国兴生出无限的敬佩——每一只等待蒙皮的琴筒就像一只雏鸟，要把这些嗷嗷待哺的雏鸟喂饱，一喂就是三十多年，这得要多大毅力啊！
若把二胡比纽扣
王国兴的工作室所在地前身是一家纽扣厂。1995年，这家厂因为不景气而倒闭了，而王国兴正好从不景气的苏州民族乐器厂离职。于是他和几个朋友一合计，在倒闭的纽扣厂里开了这家名为“国兴乐器”的工作室。
王国兴一生所制二胡获奖无数，甚至达到“拿别人的奖，让别人无奖可拿”的地步。但他对这苏州民族乐器厂颁的奖项情有独钟。那是因为那时的苏州民族乐器厂见证了中国民族乐器最辉煌年代，也是王国兴和父亲王瑞泉同台献技的时期。
谈到自己在中国二胡界“南王”的名号，王国兴摇了摇头，无论是南王还是北李，都只是小圈子内地域性的尊称。而父亲王瑞泉才是中国二胡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是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共尊的“中国二胡王”。“就连刘天华演奏的二胡都指定由父亲亲手制作。”谈到父亲，王国兴有说不出的崇敬。
1979年，自从父亲把王国兴带进苏州民族乐器厂后，父亲就成为王国兴追赶的目标：“就像是一位纽扣匠，做纽扣其实是枯燥无味的，但是一旦你锁定了厂里最好的纽扣匠为追赶目标，每天的工作就神清气爽了。”王国兴工作时，受到“劳动光荣”的思想熏陶，认为若把二胡比纽扣，起早摸黑两相宜。他从来没把做二胡的自己当成一回事：“父亲制的二胡，获得过国家乐器评定委员会授予的‘国家银质奖’，我都制二胡三十多年了，还没人给我颁这个奖，那就说明我的二胡还没做到位，那就继续努力！”王国兴说起来轻描淡写，但那可是二胡界至今为止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最高奖项。
如今，家族的二胡制作技艺已经传到了自己侄子手中。二胡，不再只是一种发天地悲音的乐器，也可以是一项安身立命的家族传承。
（编辑 宦菁 huanjing0511@sohu.com）
很多人对二胡的印象，来源于街头卖艺的乐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整理旧物件时，翻开高中时听过的老磁带，居然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旁边看到一卷《二泉映月》。听过之后便直奔苏州吴门桥，去寻找专门制造这揪心二胡的大师——给刘天华制二胡的琴师王瑞泉之子王国兴。
蟒皮惊魂
大师的工作室在巷子最深处。我一拐再拐，终于拐到大师藏身的小巷尽头。巷尾出现两栋布满爬山虎的两层红砖房。虽然已是阳春三月，大地回暖，但爬山虎却还未回春，只懒散伸出枯萎的蔓枝缠绕着老朽的红砖。红砖房的二楼，便是二胡大师王国兴的工作室。
按照以往寻访名家的惯例，寻斫琴家，甫进巷口就能听到太古雅音;探铸剑师，还未進门就可感到肃杀剑气。这次探的二胡制作师，乃二胡界“南王北李”的“南王”王国兴，楼下应该也出点祥瑞之兆才对。但是很遗憾，眼前万籁俱寂。
于是我踮起脚伸长脖子往二楼的窗户里边瞟，没瞟到二胡一弦半弓，却引出了一楼面带警戒的小青年。在得知我要找“二胡大师王国兴”后回复我：“你说要找做二胡的？楼上还真有一位，您从这边请！”
“这边”是挂在右边那栋红砖房上的木楼梯。木楼梯上到二楼后，分出一架木质天桥连着左边的红楼。我屏气凝神还试图寻找那丝“大师之气”。摄影师却不再矜持，被眼前的景致感染后，脚上一级楼梯手按一下快门。当她的脚步声停止时，我没捕捉到与之匹配的快门声，却听到一声惊呼，然后是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蛇！天桥上躺着一条蛇，不是蛇，是蟒！”我听到摄影师的话后，条件反射一般蹦离楼梯三尺远，惊魂初定后问摄影师：“你确定看到蛇了？阴历还未到三月三，蛇应该还在冬眠才对！”
“我没看到蛇，我看到的是蟒！”摄影师边说边让我看相机显示屏。当看到一水桶粗电线杆长的阴影浮现在显示屏上时，我拉着摄影师来了个三级跳，逃到离楼梯三丈远的地方。
我们的动静太大了，惊得二楼探出了一个脑袋。问清我们来意后他指了一下那木楼梯又来了一句：“这边请！”看着我们迟迟未动，他才回过神来。脑袋缩了回去，几秒钟后天桥上多了一个人影。那人身着皮夹克、脚蹬亮皮鞋、梳着大背头，着装可亲可近却让人不敢近。因为他手上抓着那条水桶粗、电线杆长的蟒蛇。他抓住了蟒蛇七寸，但蟒蛇尾巴却垂到地面上。
眼前这位大叔就是王国兴。而那吓得我们魂飞魄散的蟒其实不是蟒，而是蟒皮——蟒皮是制作二胡琴膜的材料。王国兴前几天新收了一条蟒皮，放在天桥上晾干准备制琴膜，却不巧被我们撞见。
子承父业成名家
王国兴在二胡界声名远扬，其琴筒制作的“制膛”和“蒙皮”是其压箱底的手艺。为保证每把出品的二胡都精益求精，王国兴决定让工作室的师傅们在其他工序上分工协作，但是最关键的“制膛”和“蒙皮”则亲自操刀。亲自操刀时也不是信手拈来，还必须找灵感、寻状态。灵感来了，虽然有客自远方来也得靠边站，在工作室里，制二胡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
他打开一个小房间，大小不一的木头呈现在眼前：“这是珍藏了十几年的花梨木，这是新进的印度小叶紫檀，这些都是做二胡琴壳的原料。”说完他又推开了另一个房间，四壁居然是一块块木块垒起的木墙。
“二胡琴筒就是由六块这样的板组合起来。每块板长131毫米，前口外边，宽度为51.9毫米，前口内边宽41.6毫米，后口外边宽46.2毫米，后口内边宽35.8毫米，厚度均为9毫米。六块，才能成为正六方形，每块板两边所刨成的角度均为60度。”
在秀完“制膛”绝技后，他又开始展示家传的蒙皮绝活。所谓蒙皮就是把蟒皮蒙在琴筒上的过程。对于二胡制作来说，蒙皮是最为重要的工艺。二胡是靠蟒皮的震动来传导声音，因而蟒皮的厚薄、松紧对二胡的音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蒙皮没有具体量化的指标，完全依靠蒙皮人的听觉和手感。再者，不同蟒皮和不同琴筒接触都会产生不同的声音。选哪张蟒皮和哪个琴筒配对都有讲究。这个红娘做得好，二胡就成了一半;如果强用‘拉郎配’，二胡拉出的声音会让你听了想哭！”
王国兴站在一架打孔机前，把一张张制成烧饼状的蟒皮往打孔机前送，就如同缝纫工往缝纫机里送布料。当打孔针在蟒皮上打下一个孔后提起的瞬间，他的手麻利地转动蟒皮。“二胡琴筒是正六边形的，蟒皮蒙在琴筒之上，全由蟒皮上打的六个小孔来固定。因而每次打孔时，转动蟒皮都必须是60度才行。”
他把蟒皮每个孔里穿好棉线后缠上小木棍，然后把蟒皮顶在琴筒。待蟒皮在琴筒上固定后，在琴筒内壁塞进一个小木桩，然后把蟒皮上的小木棍在木桩上缠绕拴紧，这样蟒皮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琴筒上了。
蒙一张蟒皮，王国兴足足用了十分钟时间。我看到工作室里摆满的琴筒，对王国兴生出无限的敬佩——每一只等待蒙皮的琴筒就像一只雏鸟，要把这些嗷嗷待哺的雏鸟喂饱，一喂就是三十多年，这得要多大毅力啊！
若把二胡比纽扣
王国兴的工作室所在地前身是一家纽扣厂。1995年，这家厂因为不景气而倒闭了，而王国兴正好从不景气的苏州民族乐器厂离职。于是他和几个朋友一合计，在倒闭的纽扣厂里开了这家名为“国兴乐器”的工作室。
王国兴一生所制二胡获奖无数，甚至达到“拿别人的奖，让别人无奖可拿”的地步。但他对这苏州民族乐器厂颁的奖项情有独钟。那是因为那时的苏州民族乐器厂见证了中国民族乐器最辉煌年代，也是王国兴和父亲王瑞泉同台献技的时期。
谈到自己在中国二胡界“南王”的名号，王国兴摇了摇头，无论是南王还是北李，都只是小圈子内地域性的尊称。而父亲王瑞泉才是中国二胡界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是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共尊的“中国二胡王”。“就连刘天华演奏的二胡都指定由父亲亲手制作。”谈到父亲，王国兴有说不出的崇敬。
1979年，自从父亲把王国兴带进苏州民族乐器厂后，父亲就成为王国兴追赶的目标：“就像是一位纽扣匠，做纽扣其实是枯燥无味的，但是一旦你锁定了厂里最好的纽扣匠为追赶目标，每天的工作就神清气爽了。”王国兴工作时，受到“劳动光荣”的思想熏陶，认为若把二胡比纽扣，起早摸黑两相宜。他从来没把做二胡的自己当成一回事：“父亲制的二胡，获得过国家乐器评定委员会授予的‘国家银质奖’，我都制二胡三十多年了，还没人给我颁这个奖，那就说明我的二胡还没做到位，那就继续努力！”王国兴说起来轻描淡写，但那可是二胡界至今为止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最高奖项。
如今，家族的二胡制作技艺已经传到了自己侄子手中。二胡，不再只是一种发天地悲音的乐器，也可以是一项安身立命的家族传承。
（编辑 宦菁 huanjing0511@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