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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相貌实在没走好运，任何看我不顺眼的人都可以拿我相貌开涮；我的出身好像被照顾了一下，连说我“痞”也要在前面加上“名门”两个字。可我倒是觉得老天最照顾我的就是没给我相貌，最损的就是给了我这“家庭背景”。
是不是医院里搞错了
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长得很难看是10岁左右的时候。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我妈妈带我去北京饭店理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北京饭店只有外国人和高级干部才能进去。我妈领着我走在长长的、有红地毯的走廊里，两边的服务员都说：
“哟，这您的女儿啊？”
“她可没您漂亮！”
“她怎么一点都不像您！”
“您可比她漂亮多了！”
“她可太不像您的女儿了！”
“是不是医院里搞错了？！”
“她怎么长得这样？真没您好看，你看那脸！”
说得我进了理发店就嚎啕大哭，我妈问我为什么这么伤心，我说他们都说我没你好看，我妈和理发员都哈哈大笑说，是啊，你就是长得没你妈好看。
还有一次，也是70年代，我妈妈有一件的确良衬衫，粉色和桃红色格子的，特别好看。我一直等着我妈淘汰下来我穿。终于这天到了，我发现我家保姆把原来特别好看的小花有机玻璃扣子换成了普通的白扣子。
“为什么换扣子？”我问她。
“你长得没那么漂亮。”阿姨说，“有衣服就可以了，连扣子一起给你，就糟蹋了。”
以上两次对我都还是有伤害的，后来就习惯了。我最喜欢讲的“丑小鸭”故事是我大学毕业不久的事情。
我那时候刚工作，在上海买不着机票，托我妈妈跟上海民航局打招呼，因为她认识当时上海民航局的局长，据说原来是给大首长开专机的飞行员。这招还真灵，局长秘书当天晚上就把机票送过来了。第二天早上，我捧着本侦探小说，坐在候机厅的地上等飞机（那时候没那么多板凳坐），那局长秘书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一把将我揪起来，说，你怎么坐地上，真不体面，我们局长来看你啦！
我立刻站起来，掸掸屁股，人还没站稳，局长的鼻子离我的下巴已经不到一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说话时他两眼睁圆了瞪着我，而他语调的大拐弯充分表示了他的诧异和对我相貌的不满。
“嗯。”我答道。
“太不像你妈妈啦！”他声音大得整个候机厅都听得清清楚楚。
“谢谢您帮我买的机票。”我说。
他很无所谓我对他的感激，摇着头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还很失望地自说自话道：“没啥看头，没啥看头。”
到纽约传播毛泽东思想
在我12岁那年，北京外语附校的期中考试提前了，考得好的学生被拉到离学校挺远的医院去体检。大概过了两个月，学校才宣布有十几个被外交部选中做小留学生，将被派到国外去学外语。
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特别兴奋来着，但是我想即使是高兴得要跳楼，在当时情况下也要压着点情绪。这跟旧社会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欢这男人越要哭得伤心，真流露出愿意嫁出去，说不定这门亲事就黄了。
人定下来之后，外交部好像给我们开过一个学习班，讲了什么我真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28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任务非常艰巨，但绝对光荣。
临走之前，外交部发给每人700块人民币服装费，在1973年，这简直是一笔财富。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我们协商要穿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心里一定非常温暖。
就这么着，我和3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经过巴黎去纽约。法航的空姐微笑着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们住在大使馆，所以什么都没看着，到了纽约我们空降的5个红小兵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3天没出门，讲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是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10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本是学雷锋却被认为不正常
在学校里的头3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4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们送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子学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趴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吃糖，所以睡觉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两千多美金的学费，真是学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乌纱帽要搬家。那时候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她想出个鬼点子，让4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 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画。家中有3个孩子，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5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选家庭时，代表团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被选中是因为加恩先生的父亲老早老早当过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点“红”就可以了。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真他妈不把外宾当回事儿！试想这要是在中国，70年代谁家住进来个黄毛丫头，那还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国人在中国也是被另眼看待的。
我进了美国佬的家门，刚刚安顿下来，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3年，每年动物人口都有递增，一直到3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
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3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箱，每日一次。换鸽子笼子，每周一次。还有其它与动物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
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她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困难的，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我们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天热了，孩子们午闲时都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
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去中央公园，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边掉眼泪。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她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去了，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时候班主任又过来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考试，有一个比我小七八岁的资深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我12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15分钟动物园就让我一生没有了饥饿感。
到末了，高盛真的没要我，就是因为我不饿。
（待续）
摘自《我的非正常生活》
洪 晃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定价：39.80元（全两册）
是不是医院里搞错了
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长得很难看是10岁左右的时候。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我妈妈带我去北京饭店理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北京饭店只有外国人和高级干部才能进去。我妈领着我走在长长的、有红地毯的走廊里，两边的服务员都说：
“哟，这您的女儿啊？”
“她可没您漂亮！”
“她怎么一点都不像您！”
“您可比她漂亮多了！”
“她可太不像您的女儿了！”
“是不是医院里搞错了？！”
“她怎么长得这样？真没您好看，你看那脸！”
说得我进了理发店就嚎啕大哭，我妈问我为什么这么伤心，我说他们都说我没你好看，我妈和理发员都哈哈大笑说，是啊，你就是长得没你妈好看。
还有一次，也是70年代，我妈妈有一件的确良衬衫，粉色和桃红色格子的，特别好看。我一直等着我妈淘汰下来我穿。终于这天到了，我发现我家保姆把原来特别好看的小花有机玻璃扣子换成了普通的白扣子。
“为什么换扣子？”我问她。
“你长得没那么漂亮。”阿姨说，“有衣服就可以了，连扣子一起给你，就糟蹋了。”
以上两次对我都还是有伤害的，后来就习惯了。我最喜欢讲的“丑小鸭”故事是我大学毕业不久的事情。
我那时候刚工作，在上海买不着机票，托我妈妈跟上海民航局打招呼，因为她认识当时上海民航局的局长，据说原来是给大首长开专机的飞行员。这招还真灵，局长秘书当天晚上就把机票送过来了。第二天早上，我捧着本侦探小说，坐在候机厅的地上等飞机（那时候没那么多板凳坐），那局长秘书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一把将我揪起来，说，你怎么坐地上，真不体面，我们局长来看你啦！
我立刻站起来，掸掸屁股，人还没站稳，局长的鼻子离我的下巴已经不到一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说话时他两眼睁圆了瞪着我，而他语调的大拐弯充分表示了他的诧异和对我相貌的不满。
“嗯。”我答道。
“太不像你妈妈啦！”他声音大得整个候机厅都听得清清楚楚。
“谢谢您帮我买的机票。”我说。
他很无所谓我对他的感激，摇着头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还很失望地自说自话道：“没啥看头，没啥看头。”
到纽约传播毛泽东思想
在我12岁那年，北京外语附校的期中考试提前了，考得好的学生被拉到离学校挺远的医院去体检。大概过了两个月，学校才宣布有十几个被外交部选中做小留学生，将被派到国外去学外语。
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是不是特别兴奋来着，但是我想即使是高兴得要跳楼，在当时情况下也要压着点情绪。这跟旧社会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欢这男人越要哭得伤心，真流露出愿意嫁出去，说不定这门亲事就黄了。
人定下来之后，外交部好像给我们开过一个学习班，讲了什么我真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告诉我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这使我们28个孩子立刻感到我们像二战时空投到敌区的先遣部队，任务非常艰巨，但绝对光荣。
临走之前，外交部发给每人700块人民币服装费，在1973年，这简直是一笔财富。我们一起来到只给高干做衣服的红都服装店，28个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料子，全是蓝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样的衣服。我们协商要穿一样的衣服，为的是将来我们分手到了美洲、欧洲资本主义大本营，也会想到在另外一个遥远的战壕里有一个小战友，穿着一样的衣服，代表中国儿童正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心里一定非常温暖。
就这么着，我和3个去美国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经过巴黎去纽约。法航的空姐微笑着欢迎我们，我们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们住在大使馆，所以什么都没看着，到了纽约我们空降的5个红小兵被接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3天没出门，讲外事纪律。第四天学校开学了，我们早早地起来，穿好笔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浆，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所有学生都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在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所有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谓典礼上，就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是说话也不是唱歌在台上大声哼唧了10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本是学雷锋却被认为不正常
在学校里的头3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4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们送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开始打呼噜，小红房子学校属于那种进步学校，很随便，学生上课可以趴在地上，把脚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吃糖，所以睡觉根本算不了什么。何况老师知道我们听不懂，怪可怜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两千多美金的学费，真是学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乌纱帽要搬家。那时候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她想出个鬼点子，让4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 我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画。家中有3个孩子，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5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选家庭时，代表团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这家被选中是因为加恩先生的父亲老早老早当过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点“红”就可以了。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真他妈不把外宾当回事儿！试想这要是在中国，70年代谁家住进来个黄毛丫头，那还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国人在中国也是被另眼看待的。
我进了美国佬的家门，刚刚安顿下来，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3年，每年动物人口都有递增，一直到3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
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3次，上学前一次，放学后一次，睡觉前一次。换猫粪箱，每日一次。换鸽子笼子，每周一次。还有其它与动物无关的家务：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
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干比较脏、累的活儿，比如上学前遛狗和换猫粪箱。吕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说没想到家里来了个大傻瓜，专干没人愿意干的活。过了很久，当我早就把雷锋是谁都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挺好欺负，后来看见我“不怕脏、不怕臭”换猫粪箱时那种先进工作者的嘴脸，她们觉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为都有点假惺惺的感觉，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困难的，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我们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天热了，孩子们午闲时都去排队买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
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去中央公园，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边掉眼泪。我的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她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中央公园里的动物园去了，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时候班主任又过来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考试，有一个比我小七八岁的资深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我12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15分钟动物园就让我一生没有了饥饿感。
到末了，高盛真的没要我，就是因为我不饿。
（待续）
摘自《我的非正常生活》
洪 晃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定价：39.80元（全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