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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的时候，正值清明时节，距2014年中考已不足百天。但对山西晋中榆次八中的初三学生而言，眼下更要紧的，却是月底召开的校园运动会。
在这个月月都有文体活动的公办初中，毕业班学生也一样不落。中考似乎并不令人担忧——只要能在这所普通中学排名前70，就能进晋中市和榆次区最好的高中。
“这是下校指标带来的影响。”榆次八中的校长范晓东对记者说。所谓下校指标，是晋中市推进教育均衡化最重要的政策。辖区内的重点高中招生指标根据各初中的毕业生人数，按比例投放到各个学校，录取“一校一线”。在范晓东眼里，指标下校削弱了中考的应试性和竞争性，让学校有了更多空间进行课堂改革、落地素质教育。
这一政策用于遏制择校风气，城市弱校和农村的尖子生也可借此就读重点高中。2008年起，一系列以“均衡”为关键词的政策造就“晋中模式”，在全国各大城市均为择校问题所困之时，晋中成为教育部推崇的教育均衡标兵。
晋中模式被要求在全国推广。教育部在2014年初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中专门提出，“为小升初工作夯实良好基础”，要实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将不低于50%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晋中模式成功了吗？
不得不改
位于山西省中部的晋中市，虽经济发展程度、人口规模均难以与一、二线的大城市相比，但2008年以前，“小升初”的激烈程度，却并不逊于一些大城市。市区所在的榆次区最为典型。
榆次有10所城市初中和14所农村初中。其中，一中、二中、五中，是公认的最好的三所中学。一中、二中乃完全中学，设立之初，便倚仗重点高中的优质资源，有为高中部培养优秀生源之意。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五中，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确定为省级示范初中，集聚了大量优质师资和生源。
城区的另外三所中学，六中、八中和十中，则被普遍看作是薄弱校。随着城市发展重心不断北移，位于老城区南侧的三所学校学位相对宽松，逐渐以吸纳农民工子弟就读为主。
公办初中秩序分明。城市的孩子想方设法向一、二、五中择校，农村的学生则因父母打工而进城“择校”，也有通过考试被城市学校掐尖选拔入学。学生“小升初”，既要拼条子、拼分数，还要交择校借读费。
更糟糕的结果，是城区一些学校的规模失控。榆次五中副校长闫俊彦介绍，那时学校36个班，每个班平均至少七八十人。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一些农村学校和城区薄弱初中招生不足。榆次区教育局教育科科长王跃梅介绍，曾有一年，榆次八中一个年级只收到30多个学生报名，还不足开一个班。
除了择校，还要择班。榆次十中老师许燕云回忆，几乎榆次每个学校都会根据小升初考试成绩，把学生分成英才班、重点班和普通班三类。家长则通过各种关系将孩子送进重点班。“好老师的班根本就顶不住。”闫俊彦说，一个班上百人并不少见，讲桌下面就是课桌。
择校成风，教育系统的校长老师人人苦不堪言，升学季手机都不敢开。市级政府进行行风评议，教育局常年排在倒数。“就是因为太不均衡了，我们才不得不做均衡教育的改革。”王跃梅说。
从2008年开始，晋中一系列的政策陆续落地。最为关键的三项改革，一是“入口”的均衡，实现划片就近入学、均衡编班，每年由教育局统一造花名册，通过抓阄确定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二是过程的均衡，城乡的优质校、薄弱校相捆绑，实现教研资源的共享，并将教师流动常态化，同时一年的下乡支教和三年的校际交流经验是所有老师评定职称的必要条件；三是“出口”的均衡，优质高中的招生指标按学生规模下放到每所初中，一旦择校便不得享受下校指标。
均摊中考升学指标
一系列打破择校风的改革措施中，指标下校被校长老师们普遍看作是遏制择校最有效的手段。
在榆次，一中、二中和经纬中学，是最好的三所重点高中。指标下校前，三所学校有80%的名额通过中考统招实现；20%为扩招名额，即所谓的择校生，允许有一定分差的学生通过缴费入学。
能通过统招考入重点学校的农村学生，则寥寥无几。位于榆次区张庆乡的张庆中学校长王玉虎介绍，在生源师资都不错的“好年份”，全乡近1 000名学生中，最多只有40多个学生考上一中或二中；若生源一般，通常只能考走30多个学生。至于20%的扩招名额，一般也是城市较为富裕的家庭，才交得起3万元的择校费。
从2001年开始，晋中起步将重点高中5%的招生名额下放到各校，而后逐年增加。重点高中首先划定统招分数线，统招结束后，再将下校指标分配至各校，形成第二道校招线。
2010年，晋中宣布三年后的重点高中将100%指标到校。要享受下校指标，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学生在片区内就读，无择校、转学、复读等情况。
在业界看来，指标下校可谓一举多得：增加了农村学生、薄弱校的学生上名校的机会，稳定薄弱校生源、提高办学积极性，削弱基础教育的应试性等等。
王玉虎介绍，在2008年以前，张庆中学片区内每年都有六七十个孩子到城里择校就读。而在2010年9月，张庆中学就接收了90名回流的学生。2013年指标全部下校后，张庆中学有91个学生考上了重点中学。“好学生不用进城，在家门口读书也能考上好高中。”
破师资垄断
不过，要真正解决择校问题，根本仍在如何缩小城乡、校际间的教育差距。
2008年后，随着校安工程资金下拨和教育经费的逐年增加，晋中地区对城乡学校硬件的改造和标准化建设也不断进行。但比硬件的均衡更难的，是师资软件的均衡。
集团化办学、教师流动等措施，已是当前各地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晋中早在2008年就开始探索。当年出台的《晋中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暂行办法》要求，50岁以下男教师和45岁以下女教师，在同一校任教满六年以上应定期交流。比例为专任教师总数的15%，不能低于10%。交流通常是城市学校间和农村学校间分别进行，为期三年。还有为期一年的“支教”，要求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授课，中青年骨干教师每年支教人数还不得少于当年支教人数的30%。 政策执行之初一片反对。“就算是城区里的交流，也没有老师愿意去。”从经纬中学来到张庆中学支教的张锐老师说，大多数老师都把家安在学校附近，上班几分钟步行就到，换一个学校，换一个环境，没人愿意自添麻烦。闫俊彦介绍，尽管当初为支教、交流的老师提供了不少优待，学校开着大巴车送老师下乡去，到了校门口都没有老师愿意下车，“下去了还要上来”。
教育部门很快调整了政策。2009年起，凡进行特级教师、模范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职称、荣誉等评选时，候选的老师必须要有异校交流的工作经历。“早去早了事。”从榆次十中到榆次八中的许燕云老师说，既然交流是必备条件，老师们都抢着报名。
老师们有了积极性，教育局方面仍感到担忧。“为了交流而交流，毕竟不是自愿的。”王跃梅说，一开始有少数校长反映，“交流出去的都是最好的老师，结果换来了一个不敬业、躲清闲的。”
从总体上看，交流制度反馈不错。王跃梅介绍，五中一位美术老师去山区中学支教后，整个校园文化都被搞活了。“现在要回城，校长根本舍不得。城里的老师往往能为农村学校带去不同的教学理念和视野。”
不少交流的老师也感到受益匪浅“。一个人不能只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里。”张锐介绍，城乡学生素质差异巨大，她也在农村学校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感受不同的校园文化。
许燕云则更看重与交流、支教匹配的联片教研，城市优质校、薄弱校和农村校的老师在一起培训、教研，享受同样的平台和资源，让年轻老师成长迅速。
平均之困
不过，一系列均衡政策对拉平教育差距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一些校长和老师觉得也不必过度夸大。
尽管指标下校的政策在遏制择校、稳定生源上作用明显，但随着比例的不断提高，争议也不断增加。重点高中榆次二中校长王文清介绍，晋中大幅提高下校指标比例后，榆次地区最好和最差的学校，录取分数线约差50分。“这50分，某种程度反映出初中学校间的教学差距。”
在他看来，分差过大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助长教育的惰性。王跃梅介绍，当前下校指标有80%是按学生人数比例下放，20%则属于奖励性指标，根据各校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结果分配。2013年，为了控制分差，教育局又设定了最低录取线，为投档分数上浮50分。若有学校的下校指标数多于上线人数，多出的指标奖励给教育教学优质校。不过，从去年执行的情况来看，仅有一所学校有个别学生未上线。王文清认为，激励机制尚需进一步调整。
而重点高中招生总数不变，分数相对低的农村学生便占了优质学校中优秀学生的入学机会。闫俊彦说，过去五中一届800个学生，至少200多人能考上一中、二中，加上自费择校生，则是300多人；但去年100%指标下校后，总共仅有120个学生入读一中、二中。
这样的差距一度引起家长和优质校抗议。分数面前不再人人平等，也引发晋中教育界的广泛讨论。晋中教育局曾发文回应称，由于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学生教育条件、教育过程实际不平等，在升学考试中，仅用“考试分数”这把貌似公平的尺子来衡量不同条件下的学生，对教育条件落后学校的学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而指标下校基本符合学生智力分布曲线规律，符合不同学习背景下学生“机会均等”的公平原则。
分差过大的另一问题，则是对高中教学的冲击。王文清说，指标下校前，榆次一中和二中的中考录取分数线大约是646分和636分，录取的学生80%都在这个分数线以上，20%的择校生分数稍低。而在去年100%指标下校后，二中录取学生最高分与最低分差100分以上。“这样的生源结构使学生学习层次的差距拉大，给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
均衡非万能
“来自薄弱学校分数偏低的优生，学习上的优越感荡然无存。”王文清说，部分学生已出现明显的学习焦虑。如何改善他们的学习状态、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是目前优质高中教育难题。
许燕云的一个侄子，正是得益于指标下校政策，从一所农村学校考入榆次一中。一个学期过去，学业非常吃力。这让她也不得不考虑自己孩子的选择，“如果没有在初中阶段打下坚实基础，即便进到好的高中也没有用。”在她看来，正是这样的想法，让不少家长坚持要为孩子选择最好的初中。
然而，榆次本地的教育市场并未给家长们提供太多的选择。在当地，无论民办学校或培训机构均还不成气候，选择的压力仍然集中在公办教育体系。
王跃梅介绍，教育局要求严格按片区入学后，通过各种关系“打招呼”者仍络绎不绝，“教育局也扛不住。”一个折中的政策因此出台：如果家长坚持要择校，需要和教育局签订协议，三年后的中考不得享受下校指标。王跃梅说，教育局将这个政策通过媒体、家长会、手机短信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动员，但每年仍有不少家长要求择校。教育局将此类择校比例控制在10%以下。
至于短期的教师交流，王玉虎更关心的是如何让好老师们留下来。他介绍，过去城乡之间师资的鸿沟确实非常明显。如张庆中学，几乎都是老的民办教师转正后的公办教师，年纪较大，知识结构也比较落后。音体美历史地理等学科缺专业教师，基本都是主科教师兼任。在王玉虎看来，要把优秀教师留下，根本改变农村教师的薪资结构、提高待遇。当前，农村教师仅比城市教师每月多100元的津贴，“还不够老师们开车上班的油钱。”当地教师税后收入不过2 000多元，在此基础上增加1 000元，王玉虎认为毫不过分。
不过，本身就是从农村学校调入城市的许燕云则表示，“给多少钱也不愿意留在农村。”公共服务和文化环境方面的诸多差异，她坚持只有城市才能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这也不是教育局能解决的问题了。”
（来源：《新世纪周刊》 蓝 方/文）
在这个月月都有文体活动的公办初中，毕业班学生也一样不落。中考似乎并不令人担忧——只要能在这所普通中学排名前70，就能进晋中市和榆次区最好的高中。
“这是下校指标带来的影响。”榆次八中的校长范晓东对记者说。所谓下校指标，是晋中市推进教育均衡化最重要的政策。辖区内的重点高中招生指标根据各初中的毕业生人数，按比例投放到各个学校，录取“一校一线”。在范晓东眼里，指标下校削弱了中考的应试性和竞争性，让学校有了更多空间进行课堂改革、落地素质教育。
这一政策用于遏制择校风气，城市弱校和农村的尖子生也可借此就读重点高中。2008年起，一系列以“均衡”为关键词的政策造就“晋中模式”，在全国各大城市均为择校问题所困之时，晋中成为教育部推崇的教育均衡标兵。
晋中模式被要求在全国推广。教育部在2014年初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中专门提出，“为小升初工作夯实良好基础”，要实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将不低于50%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晋中模式成功了吗？
不得不改
位于山西省中部的晋中市，虽经济发展程度、人口规模均难以与一、二线的大城市相比，但2008年以前，“小升初”的激烈程度，却并不逊于一些大城市。市区所在的榆次区最为典型。
榆次有10所城市初中和14所农村初中。其中，一中、二中、五中，是公认的最好的三所中学。一中、二中乃完全中学，设立之初，便倚仗重点高中的优质资源，有为高中部培养优秀生源之意。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五中，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确定为省级示范初中，集聚了大量优质师资和生源。
城区的另外三所中学，六中、八中和十中，则被普遍看作是薄弱校。随着城市发展重心不断北移，位于老城区南侧的三所学校学位相对宽松，逐渐以吸纳农民工子弟就读为主。
公办初中秩序分明。城市的孩子想方设法向一、二、五中择校，农村的学生则因父母打工而进城“择校”，也有通过考试被城市学校掐尖选拔入学。学生“小升初”，既要拼条子、拼分数，还要交择校借读费。
更糟糕的结果，是城区一些学校的规模失控。榆次五中副校长闫俊彦介绍，那时学校36个班，每个班平均至少七八十人。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一些农村学校和城区薄弱初中招生不足。榆次区教育局教育科科长王跃梅介绍，曾有一年，榆次八中一个年级只收到30多个学生报名，还不足开一个班。
除了择校，还要择班。榆次十中老师许燕云回忆，几乎榆次每个学校都会根据小升初考试成绩，把学生分成英才班、重点班和普通班三类。家长则通过各种关系将孩子送进重点班。“好老师的班根本就顶不住。”闫俊彦说，一个班上百人并不少见，讲桌下面就是课桌。
择校成风，教育系统的校长老师人人苦不堪言，升学季手机都不敢开。市级政府进行行风评议，教育局常年排在倒数。“就是因为太不均衡了，我们才不得不做均衡教育的改革。”王跃梅说。
从2008年开始，晋中一系列的政策陆续落地。最为关键的三项改革，一是“入口”的均衡，实现划片就近入学、均衡编班，每年由教育局统一造花名册，通过抓阄确定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二是过程的均衡，城乡的优质校、薄弱校相捆绑，实现教研资源的共享，并将教师流动常态化，同时一年的下乡支教和三年的校际交流经验是所有老师评定职称的必要条件；三是“出口”的均衡，优质高中的招生指标按学生规模下放到每所初中，一旦择校便不得享受下校指标。
均摊中考升学指标
一系列打破择校风的改革措施中，指标下校被校长老师们普遍看作是遏制择校最有效的手段。
在榆次，一中、二中和经纬中学，是最好的三所重点高中。指标下校前，三所学校有80%的名额通过中考统招实现；20%为扩招名额，即所谓的择校生，允许有一定分差的学生通过缴费入学。
能通过统招考入重点学校的农村学生，则寥寥无几。位于榆次区张庆乡的张庆中学校长王玉虎介绍，在生源师资都不错的“好年份”，全乡近1 000名学生中，最多只有40多个学生考上一中或二中；若生源一般，通常只能考走30多个学生。至于20%的扩招名额，一般也是城市较为富裕的家庭，才交得起3万元的择校费。
从2001年开始，晋中起步将重点高中5%的招生名额下放到各校，而后逐年增加。重点高中首先划定统招分数线，统招结束后，再将下校指标分配至各校，形成第二道校招线。
2010年，晋中宣布三年后的重点高中将100%指标到校。要享受下校指标，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学生在片区内就读，无择校、转学、复读等情况。
在业界看来，指标下校可谓一举多得：增加了农村学生、薄弱校的学生上名校的机会，稳定薄弱校生源、提高办学积极性，削弱基础教育的应试性等等。
王玉虎介绍，在2008年以前，张庆中学片区内每年都有六七十个孩子到城里择校就读。而在2010年9月，张庆中学就接收了90名回流的学生。2013年指标全部下校后，张庆中学有91个学生考上了重点中学。“好学生不用进城，在家门口读书也能考上好高中。”
破师资垄断
不过，要真正解决择校问题，根本仍在如何缩小城乡、校际间的教育差距。
2008年后，随着校安工程资金下拨和教育经费的逐年增加，晋中地区对城乡学校硬件的改造和标准化建设也不断进行。但比硬件的均衡更难的，是师资软件的均衡。
集团化办学、教师流动等措施，已是当前各地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晋中早在2008年就开始探索。当年出台的《晋中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暂行办法》要求，50岁以下男教师和45岁以下女教师，在同一校任教满六年以上应定期交流。比例为专任教师总数的15%，不能低于10%。交流通常是城市学校间和农村学校间分别进行，为期三年。还有为期一年的“支教”，要求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授课，中青年骨干教师每年支教人数还不得少于当年支教人数的30%。 政策执行之初一片反对。“就算是城区里的交流，也没有老师愿意去。”从经纬中学来到张庆中学支教的张锐老师说，大多数老师都把家安在学校附近，上班几分钟步行就到，换一个学校，换一个环境，没人愿意自添麻烦。闫俊彦介绍，尽管当初为支教、交流的老师提供了不少优待，学校开着大巴车送老师下乡去，到了校门口都没有老师愿意下车，“下去了还要上来”。
教育部门很快调整了政策。2009年起，凡进行特级教师、模范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职称、荣誉等评选时，候选的老师必须要有异校交流的工作经历。“早去早了事。”从榆次十中到榆次八中的许燕云老师说，既然交流是必备条件，老师们都抢着报名。
老师们有了积极性，教育局方面仍感到担忧。“为了交流而交流，毕竟不是自愿的。”王跃梅说，一开始有少数校长反映，“交流出去的都是最好的老师，结果换来了一个不敬业、躲清闲的。”
从总体上看，交流制度反馈不错。王跃梅介绍，五中一位美术老师去山区中学支教后，整个校园文化都被搞活了。“现在要回城，校长根本舍不得。城里的老师往往能为农村学校带去不同的教学理念和视野。”
不少交流的老师也感到受益匪浅“。一个人不能只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里。”张锐介绍，城乡学生素质差异巨大，她也在农村学校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感受不同的校园文化。
许燕云则更看重与交流、支教匹配的联片教研，城市优质校、薄弱校和农村校的老师在一起培训、教研，享受同样的平台和资源，让年轻老师成长迅速。
平均之困
不过，一系列均衡政策对拉平教育差距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一些校长和老师觉得也不必过度夸大。
尽管指标下校的政策在遏制择校、稳定生源上作用明显，但随着比例的不断提高，争议也不断增加。重点高中榆次二中校长王文清介绍，晋中大幅提高下校指标比例后，榆次地区最好和最差的学校，录取分数线约差50分。“这50分，某种程度反映出初中学校间的教学差距。”
在他看来，分差过大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助长教育的惰性。王跃梅介绍，当前下校指标有80%是按学生人数比例下放，20%则属于奖励性指标，根据各校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结果分配。2013年，为了控制分差，教育局又设定了最低录取线，为投档分数上浮50分。若有学校的下校指标数多于上线人数，多出的指标奖励给教育教学优质校。不过，从去年执行的情况来看，仅有一所学校有个别学生未上线。王文清认为，激励机制尚需进一步调整。
而重点高中招生总数不变，分数相对低的农村学生便占了优质学校中优秀学生的入学机会。闫俊彦说，过去五中一届800个学生，至少200多人能考上一中、二中，加上自费择校生，则是300多人；但去年100%指标下校后，总共仅有120个学生入读一中、二中。
这样的差距一度引起家长和优质校抗议。分数面前不再人人平等，也引发晋中教育界的广泛讨论。晋中教育局曾发文回应称，由于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学生教育条件、教育过程实际不平等，在升学考试中，仅用“考试分数”这把貌似公平的尺子来衡量不同条件下的学生，对教育条件落后学校的学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而指标下校基本符合学生智力分布曲线规律，符合不同学习背景下学生“机会均等”的公平原则。
分差过大的另一问题，则是对高中教学的冲击。王文清说，指标下校前，榆次一中和二中的中考录取分数线大约是646分和636分，录取的学生80%都在这个分数线以上，20%的择校生分数稍低。而在去年100%指标下校后，二中录取学生最高分与最低分差100分以上。“这样的生源结构使学生学习层次的差距拉大，给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
均衡非万能
“来自薄弱学校分数偏低的优生，学习上的优越感荡然无存。”王文清说，部分学生已出现明显的学习焦虑。如何改善他们的学习状态、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是目前优质高中教育难题。
许燕云的一个侄子，正是得益于指标下校政策，从一所农村学校考入榆次一中。一个学期过去，学业非常吃力。这让她也不得不考虑自己孩子的选择，“如果没有在初中阶段打下坚实基础，即便进到好的高中也没有用。”在她看来，正是这样的想法，让不少家长坚持要为孩子选择最好的初中。
然而，榆次本地的教育市场并未给家长们提供太多的选择。在当地，无论民办学校或培训机构均还不成气候，选择的压力仍然集中在公办教育体系。
王跃梅介绍，教育局要求严格按片区入学后，通过各种关系“打招呼”者仍络绎不绝，“教育局也扛不住。”一个折中的政策因此出台：如果家长坚持要择校，需要和教育局签订协议，三年后的中考不得享受下校指标。王跃梅说，教育局将这个政策通过媒体、家长会、手机短信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动员，但每年仍有不少家长要求择校。教育局将此类择校比例控制在10%以下。
至于短期的教师交流，王玉虎更关心的是如何让好老师们留下来。他介绍，过去城乡之间师资的鸿沟确实非常明显。如张庆中学，几乎都是老的民办教师转正后的公办教师，年纪较大，知识结构也比较落后。音体美历史地理等学科缺专业教师，基本都是主科教师兼任。在王玉虎看来，要把优秀教师留下，根本改变农村教师的薪资结构、提高待遇。当前，农村教师仅比城市教师每月多100元的津贴，“还不够老师们开车上班的油钱。”当地教师税后收入不过2 000多元，在此基础上增加1 000元，王玉虎认为毫不过分。
不过，本身就是从农村学校调入城市的许燕云则表示，“给多少钱也不愿意留在农村。”公共服务和文化环境方面的诸多差异，她坚持只有城市才能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这也不是教育局能解决的问题了。”
（来源：《新世纪周刊》 蓝 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