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西煤炭的铁路运费问题浅议(1907—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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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运费问题,是限制近代山西煤矿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路矿互相维系,运费昂则输出少,矿病而路亦病;运费轻则销路畅,矿利而路亦利”[1]。“山西(煤炭)产量虽多,然煤业日渐凋敝者,因正太铁路运费太昂,不能输出,为一最大原因”。[]阳泉和大同是近代山西煤炭产量最大的地区。两个地区的煤炭分别依靠正太路、平绥路运出,而正太路阳泉煤运费之高全国少见,平绥路大同煤运费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运费过高,原因在于运价高,途程长。
  关键词:近代山西;煤炭;铁路运费
  中图分类号:[U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00-01
  一、正太路阳泉煤运费奇高
  1907年正太路建成通车。“正太路对于阳泉煤运价在开车之始每吨每公里本定为三分二厘”[1]。清宣统初年,保晋公司总理渠本翘屡次请求降低运价,结果仅将通过京汉路联运远销之煤的运价,减低15%。1918年,正太路始将普通运价减为每吨每公里3分(民国计算单位,1元等于10角,1角等于10分,1分等于10厘);联运运价,将底价定为每吨每公里2分9厘,并按里程之远近,划分等级,予以不同程度的减价。1920年,正太路将普通运价减为每吨每公里2分6厘,联运底价改为每吨每公里2角,而奖励远销之8等减价仍旧照减。1932年正太路收归国有,才陆续降低运价。1934年7月,正太路阳泉煤普通运价由吨公里2分5厘减为2分,但取消了整车回扣的优惠。之后,运价又减过数次。
  正太煤运价目与各路出口煤运价比较表
  路别 煤矿名称 每吨每公里运价(厘/吨·公里)
  平汉 福中 津沪出口按7.73
  平汉 开滦 8.004
  平汉 中兴 5
  津浦 贾汪 7
  北宁 开滦 150英里内8.004,150英里内7.304
  北宁 北票 6.667,出口九折
  北宁 阳泉煤矿 12.043
  胶济 鲁大 7.61
  胶济 华商各矿 7.3
  湘鄂 汉冶萍 6.42
  正太 阳泉各矿块煤 25
  正太 阳泉煤矿碎末煤 18.75
  正太 井陉矿 6.21477
  正太 正丰矿 10.456
  资料来源:①《山西阳泉煤产概况》,《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期,第445至449页;②《晋煤滞销与运费之关系》,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45页
  由上表可知,以上各路煤炭运价,正太路阳泉块煤运价最高。比运价较低的平汉路中兴煤运价高出4倍,即与运价稍高的正太路正丰矿相比,也高1倍多。与正太路井陉煤相比,也高出3倍多。同在正太路上,煤炭运费如此悬殊,“实属奇闻奇事”[]。尽管正太路定有回扣办法,但回扣限度太高,实际不易享受。阳泉东距大海数千里,路途遥远,更加重了运费负担。
  二、大同煤运费高昂
  1921年1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制定平绥路联运晋煤专章,将运价略减。1928年交通部取消减价,并在原价基础上增加约1/4。1929年,晋北矿务局成立,铁道部制定专价,比照开滦专价,将平绥晋煤公运局之煤的运价减为每吨每公里7.32厘;北宁运费,减为8.83厘,自1929年1月起实行。当时除晋北矿务局外,大同各矿之煤也都计入公运局,享受运价优惠。“而大同清烟煤之得以名播远东,在煤业市场上占一重要位置者,实基于此时期”[]。1930年秋,铁道部以晋北矿务局专价对他商运输造成不便为理由,自1931年1月起,将晋北矿务局专价取消,运价按照1928年旧运价(吨公里14.67厘)核收,北宁路增加站务费5%。1931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商运会议,太原总商会提案,请求铁道部恢复晋煤公运局专价,并准大同煤一律适用,大会通过提案,呈交铁道部实行。两个月后,铁道部不仅未执行此项决定,反而又以金价贵,材料昂,路运亏本等理由,宣布于5月1日起,在原运价基础上加价15%,将运价增至吨公里16.78厘。这样一来,由口泉至塘沽的大同煤运费,每吨约需9元之巨。虽另有联运出口特价,平绥路4.7元,北宁路1.9元多,合6元多,但能够适用的只有少部分煤炭。15%加价公布后,遭到全国大多数煤炭企业及相关团体反对。此时正值“九一八”国难,全国企业纷纷抵制日煤,均闹煤荒,平绥路才稍微改订运价,由口泉至丰台煤,每吨减价约3角。铁道部公布,自1931年11月,全国煤炭运价暂停加价3个月。期满后又数次续期,没有加价。1933年,铁道部将由口泉、平旺、大同三站运至丰台之晋煤,改收特价,每吨3元7角,直至1937年。
  除1929年至1931年平绥路实行特价,每吨每公里7.32厘外。其余大部分年份,平绥路大同煤运价都在14厘以上。据上表,大同煤每吨每公里14厘,比平汉路中兴煤运价高1.8倍,比平汉路开滦煤运价高至少75%,就算与正太路正丰煤运价相比,仍高33%,实属高昂。且大同距海较远,“自口泉镇经大同至丰台,途程约四百零三公里”[],使得大同煤外运成本更高。
  三、高运费成为晋煤业发展桎梏
  阳泉煤由阳泉至上海,每吨成本不及5元,加上运费,即需18元以上,在上海市价仅为17.2元,每吨亏损1元左右。运费过昂则成本过高,阳泉煤不仅难以与其他煤矿在中国国内市场竞争,连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大同煤也是如此,时人说:“大同煤以唐山煤为竞争对象,然而前者因平绥路运费过高,致使煤价无法低廉,而后者又可受‘无论到达远近各大站每年只缴五百万元运价’的特惠”[5],因而优质的大同煤无法与开滦煤竞争。高昂的运费严重限制了晋煤的运销,削弱了晋煤的市场竞争力,成为近代山西煤炭业发展的桎梏。
  参考文献:
  [1]权量:《交通部训令第一七五二号(中华民国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铁路协会会报》,1917年,第6卷第5、6册合刊,第227页
  [2] 炎栋:《我国煤业之现状(未完)》,《实业杂志》,1934年第194号,第7页.
  [3]《山西白煤正太路运价减低》,《矿业周报》,1937年第430号,第721页.
  [4]映斗:《山西煤业之不景气》,《监政周刊》,1934年,5卷5期,第5页.
  [5]霭堂:《发展大同煤业计划》,《新建设》,1935年,第3卷第1期,第19页.
  [6]《山西之煤产》,《西北刍议》,1936年,第2卷第6、7期合刊,第18页.
  [7]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916页.
  作者简介:梁亮,男(1988—),汉族,山西朔州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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