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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新冠病例在中国之外出现几周后，韩国发布了一套关于新冠病例详细情况和活动信息的广播系统。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也很快开发出自己的“跟踪”系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道德问题。
这股强大的潮流不难理解：如果已有的系统能够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什么各国不使用它们？但在匆忙应战疫情的同时，社会忽略了这些机制几乎是一夜之间部署就位的，也没有去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平心而论，韩国的跟踪制度已经产生了大量爭论。一开始，这是因为该系统会发送新冠检测为阳性的个人的确切活动短信给其他本地居民，比如去卡拉OK、短住酒店和同性恋酒吧等的信息，这跨越了道德的红线。
但韩国的系统相当突出，因为它将手机定位数据和个人旅行史、健康数据、来自警方监控画面的足迹以及各种信用卡公司的数据，联系在一起。这些信息随后由一开始为了韩国智能城市而开发的“数据清算所”进行分析。该系统消除了官僚批准壁垒，据说可以将接触者追溯时间从一天缩短到仅仅10分钟。
数据隐私和安全鼓吹者，多年来一直警告不同的私人和公共数据源之间的互通性。但疫情首次实际表明了这些数据流可以集中化并按需连接起来—不光是在韩国，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我们建设全球规模收集深度个人行为数据的基础设施，已有时日。作家绍莎娜·祖波夫将这一“监控资本主义”溯源至201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后国家安全权力的扩张。
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型，给这一基础设施平添关键要素：智能手机、传感器、摄像头、数字货币、生物信息和机器学习。我们迅速而热情地采用数字科技，让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去思考将所有这些节点连接起来的后果。
尽管媒体常常将疫情相关的科技项目称为“尖端”，但它们之中鲜有新东西—也许能见度的提高是例外。同时，在个体和全球层面追溯人的活动，是许多老牌企业的核心。比如，谷歌的新冠病例移动报告，呈现从用户到城市再到国家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数据—揭示谁呆在家里，谁去上班，这些模式又如何因为封锁而改变。
关于作为个体和集体的我们买什么和如何行动的数据，也是如此。大规模追溯个体行为模式，是自动化的关键，以至于涉及40亿人的疫情导致的封锁，迷惑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模型，也误导了供应链管理系统。
行为数据乍现于公众眼前，这可能已经让公众觉醒。毕竟，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Skype电话和电子邮件正以反恐的名义被监控；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丑闻，则突显了出售和利用个人数据用于政治微定位的现象。
新冠危机期间我们接受这些科技，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总体上是利大于弊。但随着私人和公共健康之间的界限被永久模糊，我们对于被要求做出的权衡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如果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始终因为集体的需要而被监控，那么我们对于行为溯源的容忍度可能会下降。
帮助我们管理后疫情时代的潜在科技—从职场监控工具到永久性数字健康护照—可能会对我们的价值观体系造成严峻考验。很容易用监控和隐私去界定整场争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重要问题。大规模收集私密行为数据，不但让大企业获得权力，也成全了国家和全球的执法和控制系统。我们将不得不认识到由谁来基于数据做出何种决定，以及是哪些政治思想驱使着他们，创造出极大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新的权力形式。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斯蒂芬妮·汉基是国际非政府组织Tactical Tech执行董事。
这股强大的潮流不难理解：如果已有的系统能够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什么各国不使用它们？但在匆忙应战疫情的同时，社会忽略了这些机制几乎是一夜之间部署就位的，也没有去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平心而论，韩国的跟踪制度已经产生了大量爭论。一开始，这是因为该系统会发送新冠检测为阳性的个人的确切活动短信给其他本地居民，比如去卡拉OK、短住酒店和同性恋酒吧等的信息，这跨越了道德的红线。
但韩国的系统相当突出，因为它将手机定位数据和个人旅行史、健康数据、来自警方监控画面的足迹以及各种信用卡公司的数据，联系在一起。这些信息随后由一开始为了韩国智能城市而开发的“数据清算所”进行分析。该系统消除了官僚批准壁垒，据说可以将接触者追溯时间从一天缩短到仅仅10分钟。
数据隐私和安全鼓吹者，多年来一直警告不同的私人和公共数据源之间的互通性。但疫情首次实际表明了这些数据流可以集中化并按需连接起来—不光是在韩国，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我们建设全球规模收集深度个人行为数据的基础设施，已有时日。作家绍莎娜·祖波夫将这一“监控资本主义”溯源至201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后国家安全权力的扩张。
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型，给这一基础设施平添关键要素：智能手机、传感器、摄像头、数字货币、生物信息和机器学习。我们迅速而热情地采用数字科技，让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去思考将所有这些节点连接起来的后果。
尽管媒体常常将疫情相关的科技项目称为“尖端”，但它们之中鲜有新东西—也许能见度的提高是例外。同时，在个体和全球层面追溯人的活动，是许多老牌企业的核心。比如，谷歌的新冠病例移动报告，呈现从用户到城市再到国家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数据—揭示谁呆在家里，谁去上班，这些模式又如何因为封锁而改变。
关于作为个体和集体的我们买什么和如何行动的数据，也是如此。大规模追溯个体行为模式，是自动化的关键，以至于涉及40亿人的疫情导致的封锁，迷惑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模型，也误导了供应链管理系统。
行为数据乍现于公众眼前，这可能已经让公众觉醒。毕竟，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Skype电话和电子邮件正以反恐的名义被监控；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丑闻，则突显了出售和利用个人数据用于政治微定位的现象。
新冠危机期间我们接受这些科技，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总体上是利大于弊。但随着私人和公共健康之间的界限被永久模糊，我们对于被要求做出的权衡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如果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始终因为集体的需要而被监控，那么我们对于行为溯源的容忍度可能会下降。
帮助我们管理后疫情时代的潜在科技—从职场监控工具到永久性数字健康护照—可能会对我们的价值观体系造成严峻考验。很容易用监控和隐私去界定整场争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重要问题。大规模收集私密行为数据，不但让大企业获得权力，也成全了国家和全球的执法和控制系统。我们将不得不认识到由谁来基于数据做出何种决定，以及是哪些政治思想驱使着他们，创造出极大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新的权力形式。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斯蒂芬妮·汉基是国际非政府组织Tactical Tech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