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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
本文节选自《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期
美国中产阶级对外交政策的基本预期：希望切实分享美国经济发展的获益，改善自身处境；期待华盛顿精英（特别是外交精英）关注利益诉求；关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希望维持目前对自身有利的军工产业及其就业，但不支持对国家财政可能造成负担的过度对外行动。基于这些预期，系列报告也专门列举出了实现“中产阶级外交”的多个具体政策选项，但总体上体现为两个大原则。
一是聚焦于经济与贸易政策上的调整，重构全球化，确保中产阶级借助美国经济与科技实力的优势地位获得足够利益；二是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倾向于一种相对克制、“少一些企图心”的状态，反对再度卷入战争、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线的“新冷战”或以军事方式重塑“单极霸权”。从中产阶级的政策期待出发，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方向、工具及实现路径上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拜登强调美国自身能力与竞争力的提升，而非将问题归结于外因；强调重新掌握规则制定权，而非采取单边制裁手段；努力修复盟友和伙伴关系，而非一味实施单边主义。
第一，提升并重塑自身力量，体现为对社会治理、制造业及创新能力的投入。在社会治理层面，2021年 3月 11日，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美国救援计划”，旨在应对疫情并在经济、就业、税收、医疗等方面给予劳工家庭援助。3月 31日，拜登政府进一步宣布涉及约 2.3 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加强劳工福利、医疗、教育及能源等多领域的投入。与此同时，拜登还多次承诺在国内大规模投资到位之前不会启动新的贸易谈判与安排，以此提振中产阶级的获得感、议价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在制造业层面，拜登曾强调要着眼于占全球比重95%的非美国市场，提升美国自身的制造能力，确保美国可以制造出最好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
第二，制定经济全球化新规则，体现为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制定对美国最为有利的规则。在拜登及其团队看来，对美国有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即强调经济全球化中的“公平”高于“自由”。这个所谓“公平”体现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推进符合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劳工待遇、人权、环境保护以及所谓透明度等标准，确保美国企业、中产阶级在所谓“公平竞争”中的获胜。此外，拜登也多次承诺在未来签订任何贸易协定都必须要以坚持劳工、人权及环境等标准为前提，要求相关方必须接受。
第三，团结“民主国家”经济体，以价值观强化盟友和伙伴体系，实现对规则与秩序的控制。2020年民主党公布的新党纲提出，如果美国不代表“民主国家”制定规则，中国就将掌握规则制定权并主导世界发展模式与国际领导地位，美国乃至西方的劳工家庭与中产阶级都将付出代价。因而，美国不能再单打独斗，而是要重拾“价值观外交”，与所有持有“民主”理念的盟友和伙伴强化合作，以占据全球经济总量 50% 到 60% 的体量形成“规则联盟”和具有“普遍韧性”（broad - ased resilience）的“供应链联盟”，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符合美国与西方利益的改变。
第四，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政策选择要以外交为中心，保持克制。一方面，拜登在国务院发表演讲时不但重申了服务于中产阶级，而且还强调将外交重置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这就要求美国不但要校正对外政策的航向，而且要以外交方式实现与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共同应对敌人和竞争者。此外，拜登也强调了军事为外交服务的定位，宣布进行全球态势评估，以确保军事行动与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优先议题高度一致。
中国资本市场 30 年：探索与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财政金融学院，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方明浩
本文节选自《财贸经济》2021年第4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增长和运行的效率。发达的资本市场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力进步，本文立足于中国实践，从三个角度来分析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推动资本金扩充
中国长期处于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配置了大量金融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商业银行在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前，出现过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创新和盈利能力不足等问题。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商业银行的转型和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历经资本金的注入、不良贷款的剥离、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和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规模与效率也显著提升。
（二）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促进公司治理
资本市场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内核，不仅在于其具有增量融资功能，还在于其所具有的对存量资源的交易和再配置功能。这种再配置功能会慢慢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形成竞争和激励机制，对上市公司经营能力和未来成长性的评价会在股价中体现出来，这样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会促进上市公司对自身经营效率和治理水平的提升。从中国实践来看，通过制度建设搭建起基础的公司治理模式，在市场发展中不断改进和创新，慢慢形成市场化的、创新性的内外部治理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推动公司治理模式改革。中国资本市场自1993 年《公司法》颁布实施以后，形成了“双层治理模式”，即在股东大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两个平行机构。2001年 8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开始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并在 2002年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后，强制实施独立董事制度。这两项制度奠定了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但由于股权分置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严重制约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使得公司股价难以对大股东、管理层形成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2005 年拉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序幕，减少了对所谓日德模式下双层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机制的依赖，转向同时依靠所谓英美模式的外部接管威胁等多种治理机制的交互影响来形成对公司内部人的束缚，以解决代理问题。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健全，公司股权结构越来越分散化，慢慢形成股权制衡力量，减少内部人“隧道行为”形成的利益输送问题，也防止内部人的操纵行为，保证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机制有效发挥监督作用，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第二，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机构的力量在不断壮大，特别是近 10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基金、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券商、QFII、信托、财务公司和银行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投资规模和占比不断上升，从 2007 年的 3.62 萬亿元提升到 2019 年的 30.25万亿元，占总市值比重相应地从 11% 提升到 51%。
第三，企业家为中心的治理范式。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选择发行具有不平等投票权的 AB 双重股权结构股票。除了谷歌、脸书等来自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外，大量来自中国的基于互联网的知名企业如京东、百度、奇虎、搜房、优酷、猎豹移动、YY 语音等相继在美国以发行 AB 双重股权结构股票的方式上市。同时，也出现了以阿里合伙人制度和以腾讯“大股东背书”模式为代表的具有“不平等投票权”本质的股权结构。2018年 7月 9 日上市的小米成为香港股市首家采取“同股不同权”架构的内地企业；2019 年 9 月 27 日，优刻得科技成为 A 股第一家采用“同股不同权”架构的企业。在此背景下，公司治理范式开始发生从以股东为中心向以企业家为中心的转变。
（三）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促进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对经济持续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的发展则为企业在科技创新上提供多方面支持，其中最为基础的是资金支持。一方面，资本市场为有技术的个人或企业提供大量资金进行生产经营和规模扩张，鼓励更多的个人或企业进行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在市场中面临激烈的竞争，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在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持续投入，进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实现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等目的。除了资金支持以外，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商业银行所不具备的功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