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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李辉公开质疑文怀沙先生三方面的情况以来，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除了个别无聊的谩骂外，大致不外乎两点：一是文怀沙先生的确是“国学大师”，应该充分尊重，不应在枝节上苛求。一是即使文氏虚报了10岁，也已年近九旬；劳教的事即使是实，也过了那么多年，何必公开质疑？进而怀疑李辉的动机，或者称之为文人圈的利益之争，互相攻击。
不过我认为凡事先有事实，才能评价。既然李辉对三方面的事实公开提出疑问，并且在文怀沙先生方面作出回应后仍然坚持，并详细说明了质疑的经过，补充了不少细节，那么文先生方面及关心此事的人就该明确真相，用事实来说话。
或者有人认为其中多数属个人隐私，不宜公开，更不应在媒体追究。如果对一名普通人或一般情况下固然应该如此，可是文怀沙先生却是近年来一位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公众人物，尽管文先生声明他从未自称“国学大师”，但一些媒体将他称为“国学大师”已有多年，往往他本人也在场，有的就用之于他的“著作”或讲演，为什么从未辞谢或拒绝呢？一般人的年龄完全可以不向公众公布，但文氏的年龄事关他的履历，如他几岁当教授，几岁发表著作，是构成“国学大师”的因素之一，也是用以自誉并为人赞叹的养身之道的证明。如果李辉所揭是实，那么有些辉煌纪录就不复存在，养身之道的效果多少也要打些折扣。
又如文氏与章太炎、鲁迅的关系。本来与交游广泛并曾设帐授徒、开课演讲的名人有各种形式的关系的人不计其数，心仪或“私淑”者更不需要任何证据，到了一定的岁数回忆往事会出现误差或矛盾。但这两项对文氏却非同一般，一是这位当今的“国学大师”与公认的国学大师之间究竟有无薪火传承的关系，一是他是否属鲁迅研究专家、他对鲁迅旧体诗的注释是否属“开山之作”。如果这些都不过是信口开河，那么“国学大师”的基石岂不是又抽去了两块吗？
就是文氏曾被劳教的往事，本来也不必再提，更不应该再公开。但一旦自称因右派而获罪，且在“文革”中写“藏头诗”反对江青，这也成了文氏“国学大师”的政治色彩和道德水准。要不公布他“文革”前就已劳教，江青下台后才恢复解除，并且从未关入秦城监狱的事实，这两点如何澄清？“反右”已过去50余年，而且当时还有“内定”的说法，如文氏或此事的炮制者胡搅蛮缠，难免真相莫辨。所谓“藏头诗”事件的当事人江青和王洪文都已死去，更是死无对证。我想，李辉揭露这一事实也是出于无奈，否则就只能听任文氏以“反江青”英雄与“前右派”欺世盗名。稍懂历史的人一定知道，即使改朝换代，前朝的罪犯也不尽属无辜蒙冤，更不都是本朝功臣。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得知，一位晚年得大名的文化名人“文革”前曾被判刑，但在他去世后家属还不同意提及此事，原来他是因伪造粮票而入狱的。如果这位名人也自吹曾受政治迫害，大概他如何利用美术才能伪造粮票的事早已见诸媒体了。要是文氏近年来不提及这段往事，要是对文氏的吹捧不突出他如何“风流”，今天李辉就要为千夫所指了。
至于文怀沙先生是否“国学大师”，其实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连同人也没有被承认过。我习史学30余年，在随侍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十余年中几乎遍识史学界前辈先进，从未有人提及文氏。现在看到文学界、楚辞学界、鲁迅研究、史学界诸公的说法，也说明文氏在这些领域毫无影响。文氏所编《四部文明》，据说字数过亿，足以纠《四库全书》之偏。且不说学术界至今未有肯定评价，就算真的超越《四库》，文氏的作用是乾隆还是纪昀呢？即使起了纪昀的作用，当初纪昀能凭编《四库》当“国学大师”吗？国内正在编纂的《中华大典》字数达7亿，主编中有任继愈、戴逸、程千帆（已故）、席泽宗（院士，已故）等，更有数十位各学科的著名专家，从来没有哪一位因此而被称为“国学大师”或什么“大师”。当然，确有人为文氏称“国学大师” 而不遗余力，被文氏称为“500年一遇”的奇才崔某就是其中之一。但崔某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显然还没有评价国学的资格，什么时候他被国学界认可了， 再来评“国学大师”不迟。
总之，对文怀沙先生如何评价，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都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文先生年事已高，也确有过人之处，公众和媒体应予适度尊重。李辉已表示不再发表新的意见，只要文先生方面保持沉默，事实就已得到澄清，大家不应深究。喜爱文先生书法作品的人不妨继续喜爱，愿意出大价钱买的人可以照买，说不定将来会升值发财。作为一位精力过人、健康超常、经历丰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老人，文先生可以继续服务社会，也不妨自娱自乐。
但无论如何，李辉的质疑是及时的。这给了文先生及其拥戴者一个辩白的机会，也使公众得以在文先生健在时知道真相，而不至于在他身后聚讼纷纭。
不过我认为凡事先有事实，才能评价。既然李辉对三方面的事实公开提出疑问，并且在文怀沙先生方面作出回应后仍然坚持，并详细说明了质疑的经过，补充了不少细节，那么文先生方面及关心此事的人就该明确真相，用事实来说话。
或者有人认为其中多数属个人隐私，不宜公开，更不应在媒体追究。如果对一名普通人或一般情况下固然应该如此，可是文怀沙先生却是近年来一位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公众人物，尽管文先生声明他从未自称“国学大师”，但一些媒体将他称为“国学大师”已有多年，往往他本人也在场，有的就用之于他的“著作”或讲演，为什么从未辞谢或拒绝呢？一般人的年龄完全可以不向公众公布，但文氏的年龄事关他的履历，如他几岁当教授，几岁发表著作，是构成“国学大师”的因素之一，也是用以自誉并为人赞叹的养身之道的证明。如果李辉所揭是实，那么有些辉煌纪录就不复存在，养身之道的效果多少也要打些折扣。
又如文氏与章太炎、鲁迅的关系。本来与交游广泛并曾设帐授徒、开课演讲的名人有各种形式的关系的人不计其数，心仪或“私淑”者更不需要任何证据，到了一定的岁数回忆往事会出现误差或矛盾。但这两项对文氏却非同一般，一是这位当今的“国学大师”与公认的国学大师之间究竟有无薪火传承的关系，一是他是否属鲁迅研究专家、他对鲁迅旧体诗的注释是否属“开山之作”。如果这些都不过是信口开河，那么“国学大师”的基石岂不是又抽去了两块吗？
就是文氏曾被劳教的往事，本来也不必再提，更不应该再公开。但一旦自称因右派而获罪，且在“文革”中写“藏头诗”反对江青，这也成了文氏“国学大师”的政治色彩和道德水准。要不公布他“文革”前就已劳教，江青下台后才恢复解除，并且从未关入秦城监狱的事实，这两点如何澄清？“反右”已过去50余年，而且当时还有“内定”的说法，如文氏或此事的炮制者胡搅蛮缠，难免真相莫辨。所谓“藏头诗”事件的当事人江青和王洪文都已死去，更是死无对证。我想，李辉揭露这一事实也是出于无奈，否则就只能听任文氏以“反江青”英雄与“前右派”欺世盗名。稍懂历史的人一定知道，即使改朝换代，前朝的罪犯也不尽属无辜蒙冤，更不都是本朝功臣。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得知，一位晚年得大名的文化名人“文革”前曾被判刑，但在他去世后家属还不同意提及此事，原来他是因伪造粮票而入狱的。如果这位名人也自吹曾受政治迫害，大概他如何利用美术才能伪造粮票的事早已见诸媒体了。要是文氏近年来不提及这段往事，要是对文氏的吹捧不突出他如何“风流”，今天李辉就要为千夫所指了。
至于文怀沙先生是否“国学大师”，其实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连同人也没有被承认过。我习史学30余年，在随侍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十余年中几乎遍识史学界前辈先进，从未有人提及文氏。现在看到文学界、楚辞学界、鲁迅研究、史学界诸公的说法，也说明文氏在这些领域毫无影响。文氏所编《四部文明》，据说字数过亿，足以纠《四库全书》之偏。且不说学术界至今未有肯定评价，就算真的超越《四库》，文氏的作用是乾隆还是纪昀呢？即使起了纪昀的作用，当初纪昀能凭编《四库》当“国学大师”吗？国内正在编纂的《中华大典》字数达7亿，主编中有任继愈、戴逸、程千帆（已故）、席泽宗（院士，已故）等，更有数十位各学科的著名专家，从来没有哪一位因此而被称为“国学大师”或什么“大师”。当然，确有人为文氏称“国学大师” 而不遗余力，被文氏称为“500年一遇”的奇才崔某就是其中之一。但崔某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显然还没有评价国学的资格，什么时候他被国学界认可了， 再来评“国学大师”不迟。
总之，对文怀沙先生如何评价，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都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但文先生年事已高，也确有过人之处，公众和媒体应予适度尊重。李辉已表示不再发表新的意见，只要文先生方面保持沉默，事实就已得到澄清，大家不应深究。喜爱文先生书法作品的人不妨继续喜爱，愿意出大价钱买的人可以照买，说不定将来会升值发财。作为一位精力过人、健康超常、经历丰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老人，文先生可以继续服务社会，也不妨自娱自乐。
但无论如何，李辉的质疑是及时的。这给了文先生及其拥戴者一个辩白的机会，也使公众得以在文先生健在时知道真相，而不至于在他身后聚讼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