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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正是最黑暗的中世纪，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精神文化：殿堂、陵寝、雕塑、绘画，以及音乐的礼赞诗章—生命的绝唱，让一切世俗的风情或声响在此自惭形秽，那是一种与天堂共享的超尘绝俗的心灵对话。
然而，中世纪是没有文学的，因为那是不需要思想也不允许思想的世纪。教皇一世格里哥利的一句名言，至今没有过时：不学无术是虔诚的信仰之母。
信仰是要崇拜的，科学是要讨论的，法律是要执行的。不崇拜的信仰，不讨论的科学，不执行的法律，不管有多少个理由为此粉饰，都是无耻的谎言与彻底的伪化。
是人生的旅程抑或也是受时代所囿吧，我自以为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寸楮尺素凝聚着我那可怜的精诚，才对这段历史、这个人如此上心—冼星海，震撼中外乐坛的音乐家，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华彩的空灵本是艺术巅峰上的天籁之响，可一旦附上世俗的物欲，也就被穿上了“雅”“俗”的外衣，即便是东方古国国乐之鼻祖师旷、师涓，也不能因之免俗。在那个红色与革命的时代，冼星海就是东方的红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个理想与灾难明暗交叠的年代站在历史顶端和青年精英的峰值点上的星光，让我们今天也情不能忍地仰止、行止。
我对冼星海如此痴迷、痴情，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结茧成章，如前所述，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因为信仰吧—是我对冼星海那个时代不能去怀的殷殷眷注。啊，延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诗人们当时近乎童真般的激情与忠诚，就像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愚笨和守拙一样……西方人对延安的交口称赞，《新华日报》的文章如雷贯耳，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东方历史数千年来一个新生命的哇哇啼叫，总让我一想起来就血脉偾张，不能自已。
尽管冼星海的同龄人—胡风、田汉、丁玲、贺渌汀等巨子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燃烧的东方灿烂的朝霞，在今天看来她的美丽是另一种耸入云天的恢宏博大的精神建筑，让多少脆弱的灵魂不敢仰视！
宝塔山，20世纪人类奇迹的东方的政治地标……
那一段史实，太让人神往了。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所谓历史，不过是对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忠实记录而已。没有政治事件真相的历史，无疑是伪史。
“真相”，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汲汲追寻，正是对真相无穷的追寻，才让哲学、历史学如此溥博渊深。但我，想做一个芒履蓑笠、孤舟挂帆的远行者，走近星海，不过是为了走近延安，走近那一段我梦中的岁月。
若是冼星海健在，童年乃至青少年的那一段美丽，会是长在心头的一粒瘊子，伴他终生;亦如懵懂初恋的卵石，在岁月河床的打磨下愈加璀璨晶莹。
当时的中国，苦难的中国，积弱、积垢、积朽……的中国，西风东渐，百舸
争流。
翻开古世界史，是两张版图：囿于时代的局限，东、西方的古代精英们一样的无知与狂妄。东方自以为河洛乃天下中心：中土、中州、中原、中国……有趣的是，古代日本也曾自称“中国”（苇原中国），以冈山、广岛、山口等地为国家中心。只不过开化太晚，在隋、唐疆域与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敢自以为“天下中心”罢了，却留下抬眼可及的“中国银行”“中国新闻”“中国山脉”等汉字，让来自中原的过客们莫名其妙。而欧洲人则以为地中海是天下中心，以为亚历山大、奥斯古都的罗马帝国的疆域，就是整个“世界”。
当西方告别渔猎、农业文明，进入城邦“民主”社会体制，开始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其实那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辉煌，我们却在自我狂欢与陶醉中走向衰落。
爱尔兰哲学家威廉·勒基在《欧洲伦理史》中指出的，正是奴隶制大田庄取代了自耕农经济，自由民无须支付报酬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粮食这种情况，才导致了罗马人的尚武精神……
一个总人口仅仅三十多万、参战军人仅仅数万的“少数民族”，铁蹄所至，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竟然让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明军望风披靡，是很令人深思的。同样，曾经骁勇善战的千万八旗健儿在数百八国联军面前不堪一击，让表象繁华的农业天朝尊严扫地，颜面尽失。
蒙元、满清扫荡和击碎的是勒基笔下的牧歌式的农耕文明—貌似庞大实则精神文化上萎缩封闭而阴柔内敛的小国寡民。
人类史没有温情可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版图。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福耶祸耶，冼星海和他们的胜出，苏联模式的学步，一路走来的国力壮大，让西方世界触目惊心。人类史的历史阶段不管如何划分，审视东方大宋亡于蒙元、大明亡于满清的史鉴，我们不能不意识到，那是一群自视颇高、顾盼自雄的贵族骑士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自耕农社会的残酷剿杀—说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我真的不敢苟同。
两千多年了，尽管我们有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轰轰烈烈，只不过“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挪动过跬步。所以，在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眼里，中国是没有历史的。
面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成就，不管怎么定位“城邦”之外、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滿了深深的敬意。我们所深为自信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先进制度，更是我们14亿人口大国的无限张力—让神经脆弱的西方政客们望而生畏的创造者、劳动者的巨大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大约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终于结束了让黑格尔扼腕的“没有历史”的历史。
这便是鄙人的“红色”情结吧：也是甘愿如牛负重、努力笔耕的自我选择。
于是，我想通过冼星海，书写中国的那一段非凡的历史，说革命先驱和英雄形象也罢，说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也罢。
他的名字镌刻在战祸连绵的历史故事的彩页中，也就与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一样炽烈与厚重。
我，像撬动玄武岩般艰难地掀动那些熔岩冷却后的碎片，力图与读者分享那段多艰也辉煌到了极致的岁月，却多有惶悚之感！那是因为，我和时下的青年们一样，对宝塔山之高、延河水之清、延安窑洞之瑰丽，知道得太少太少了。 如果说安泰不过是大地之子，非凡的时代则是天才的摇篮。冼星海生長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巨人时代是巨人们的时代。那个时代遗传给后人的，即便是血清里的基因，也有蜕化的可能，有如恐龙之于两栖类爬虫。怀旧情结的可怕，是因为谁都不会以茹毛饮血的古猿为羞。
非凡的人生不过是非凡的故事罢了。乱世的英雄未必都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荷马行吟的歌谣，竟然是血肉横飞、惊天动地的争战—烟消云散之后，只有他，才是伊利亚特那场绝杀中唯一的永远的幸存。
延安。哦，延安！如果说有革命的图腾，窃想就在这里吧。
如果说一言可以兴邦，历史深处的那一部“交响”，可谓震撼华夏的雷鸣，至今余音袅袅，弥于长天。
感谢一场短暂的美丽的相遇。我的目光随着他就要离开延安了，我却并没能看清延安的真正面目：真实的历史的故事，像夜空的星子一样遥远，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真实—看那多少星辰熠熠闪烁，其实它们多是亿万年前死亡了的恒星，投过来的余光而已。
冼星海，这个最应该享受革命盛宴的红色艺术家，没有能看到东方的黎明。不管幸与不幸，他决然而去，走得那么匆忙、那么突然……一个人的生命体积仅在于他的精神高度抑或给人间留下的文化遗产，与时间的长短没有丝毫的关系。他的背影在黄河的波峰浪涌与落日的余晖中浩浩远去。但是，他像奔流不息的黄河，在这个板块的腹地永远地存在……
冼星海于1945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溘然而去。5个多月前，5月9日，莫斯科红场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举行了红色世界最为雄浑壮阔的大阅兵;两个多月前，8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精神领袖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臣民诏告投降，全面终战;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签署投降书;9月3日，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沸腾……一个接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重病中的冼星海枯黄清瘦的脸上，掠过一丝丝的慰藉的稍纵即逝的笑颜……他，像一位难产中耗尽余力的母亲，在新生儿欢快抑或痛苦的啼叫声中，安然睡去。
交响乐，精神世界的语言，本与山野尘情的世俗无关。然而，那个特殊的岁月、非凡的时代，也是胎教般的东方文化的遗传吧，让冼星海这位音乐巨子，契合着黄河的涛声，将一个民族情怀的悲壮意识，谱写成史诗般的命运长歌—窃以为，也正是那个苦难极致的时代和黄河文化的浪涌，成就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巨
响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倾倒了那一整代共产党人。刚正不惑、青春正富的冼星海在这里沉沉睡去，有如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窃想他非常惬意，了无
憾情。
黄河没有断流，没有枯竭，涛声依旧;莫斯科的红场依然鲜红，依然美丽，魅力如前……
冼星海走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些岁月……也随他而去。为了永远的纪念吧，我还是忍不住怀旧与仰慕，要将冼星海这位饱学巴黎襟满“西风”、投在东方大地上的影子，定格在我自己的理想王国。
《黄河大合唱》，一阕血与火的时代乐章。那一声声时代的怒吼，是黄河咆哮的声音，是世界发反法西斯的声音，无可阻挡，无坚不摧，不可战胜……
啊，有如《国际歌》里唱的那样，“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劳动者永远是伟大的，人类的公平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为穷苦人的呐喊与呼号，永远是历史的最强音。
责任编辑：杨？希
然而，中世纪是没有文学的，因为那是不需要思想也不允许思想的世纪。教皇一世格里哥利的一句名言，至今没有过时：不学无术是虔诚的信仰之母。
信仰是要崇拜的，科学是要讨论的，法律是要执行的。不崇拜的信仰，不讨论的科学，不执行的法律，不管有多少个理由为此粉饰，都是无耻的谎言与彻底的伪化。
是人生的旅程抑或也是受时代所囿吧，我自以为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寸楮尺素凝聚着我那可怜的精诚，才对这段历史、这个人如此上心—冼星海，震撼中外乐坛的音乐家，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华彩的空灵本是艺术巅峰上的天籁之响，可一旦附上世俗的物欲，也就被穿上了“雅”“俗”的外衣，即便是东方古国国乐之鼻祖师旷、师涓，也不能因之免俗。在那个红色与革命的时代，冼星海就是东方的红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个理想与灾难明暗交叠的年代站在历史顶端和青年精英的峰值点上的星光，让我们今天也情不能忍地仰止、行止。
我对冼星海如此痴迷、痴情，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结茧成章，如前所述，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因为信仰吧—是我对冼星海那个时代不能去怀的殷殷眷注。啊，延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诗人们当时近乎童真般的激情与忠诚，就像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愚笨和守拙一样……西方人对延安的交口称赞，《新华日报》的文章如雷贯耳，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东方历史数千年来一个新生命的哇哇啼叫，总让我一想起来就血脉偾张，不能自已。
尽管冼星海的同龄人—胡风、田汉、丁玲、贺渌汀等巨子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燃烧的东方灿烂的朝霞，在今天看来她的美丽是另一种耸入云天的恢宏博大的精神建筑，让多少脆弱的灵魂不敢仰视！
宝塔山，20世纪人类奇迹的东方的政治地标……
那一段史实，太让人神往了。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所谓历史，不过是对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忠实记录而已。没有政治事件真相的历史，无疑是伪史。
“真相”，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汲汲追寻，正是对真相无穷的追寻，才让哲学、历史学如此溥博渊深。但我，想做一个芒履蓑笠、孤舟挂帆的远行者，走近星海，不过是为了走近延安，走近那一段我梦中的岁月。
若是冼星海健在，童年乃至青少年的那一段美丽，会是长在心头的一粒瘊子，伴他终生;亦如懵懂初恋的卵石，在岁月河床的打磨下愈加璀璨晶莹。
当时的中国，苦难的中国，积弱、积垢、积朽……的中国，西风东渐，百舸
争流。
翻开古世界史，是两张版图：囿于时代的局限，东、西方的古代精英们一样的无知与狂妄。东方自以为河洛乃天下中心：中土、中州、中原、中国……有趣的是，古代日本也曾自称“中国”（苇原中国），以冈山、广岛、山口等地为国家中心。只不过开化太晚，在隋、唐疆域与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敢自以为“天下中心”罢了，却留下抬眼可及的“中国银行”“中国新闻”“中国山脉”等汉字，让来自中原的过客们莫名其妙。而欧洲人则以为地中海是天下中心，以为亚历山大、奥斯古都的罗马帝国的疆域，就是整个“世界”。
当西方告别渔猎、农业文明，进入城邦“民主”社会体制，开始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其实那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辉煌，我们却在自我狂欢与陶醉中走向衰落。
爱尔兰哲学家威廉·勒基在《欧洲伦理史》中指出的，正是奴隶制大田庄取代了自耕农经济，自由民无须支付报酬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粮食这种情况，才导致了罗马人的尚武精神……
一个总人口仅仅三十多万、参战军人仅仅数万的“少数民族”，铁蹄所至，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竟然让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明军望风披靡，是很令人深思的。同样，曾经骁勇善战的千万八旗健儿在数百八国联军面前不堪一击，让表象繁华的农业天朝尊严扫地，颜面尽失。
蒙元、满清扫荡和击碎的是勒基笔下的牧歌式的农耕文明—貌似庞大实则精神文化上萎缩封闭而阴柔内敛的小国寡民。
人类史没有温情可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版图。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福耶祸耶，冼星海和他们的胜出，苏联模式的学步，一路走来的国力壮大，让西方世界触目惊心。人类史的历史阶段不管如何划分，审视东方大宋亡于蒙元、大明亡于满清的史鉴，我们不能不意识到，那是一群自视颇高、顾盼自雄的贵族骑士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自耕农社会的残酷剿杀—说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我真的不敢苟同。
两千多年了，尽管我们有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轰轰烈烈，只不过“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挪动过跬步。所以，在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眼里，中国是没有历史的。
面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成就，不管怎么定位“城邦”之外、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滿了深深的敬意。我们所深为自信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先进制度，更是我们14亿人口大国的无限张力—让神经脆弱的西方政客们望而生畏的创造者、劳动者的巨大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大约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终于结束了让黑格尔扼腕的“没有历史”的历史。
这便是鄙人的“红色”情结吧：也是甘愿如牛负重、努力笔耕的自我选择。
于是，我想通过冼星海，书写中国的那一段非凡的历史，说革命先驱和英雄形象也罢，说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也罢。
他的名字镌刻在战祸连绵的历史故事的彩页中，也就与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一样炽烈与厚重。
我，像撬动玄武岩般艰难地掀动那些熔岩冷却后的碎片，力图与读者分享那段多艰也辉煌到了极致的岁月，却多有惶悚之感！那是因为，我和时下的青年们一样，对宝塔山之高、延河水之清、延安窑洞之瑰丽，知道得太少太少了。 如果说安泰不过是大地之子，非凡的时代则是天才的摇篮。冼星海生長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巨人时代是巨人们的时代。那个时代遗传给后人的，即便是血清里的基因，也有蜕化的可能，有如恐龙之于两栖类爬虫。怀旧情结的可怕，是因为谁都不会以茹毛饮血的古猿为羞。
非凡的人生不过是非凡的故事罢了。乱世的英雄未必都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荷马行吟的歌谣，竟然是血肉横飞、惊天动地的争战—烟消云散之后，只有他，才是伊利亚特那场绝杀中唯一的永远的幸存。
延安。哦，延安！如果说有革命的图腾，窃想就在这里吧。
如果说一言可以兴邦，历史深处的那一部“交响”，可谓震撼华夏的雷鸣，至今余音袅袅，弥于长天。
感谢一场短暂的美丽的相遇。我的目光随着他就要离开延安了，我却并没能看清延安的真正面目：真实的历史的故事，像夜空的星子一样遥远，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真实—看那多少星辰熠熠闪烁，其实它们多是亿万年前死亡了的恒星，投过来的余光而已。
冼星海，这个最应该享受革命盛宴的红色艺术家，没有能看到东方的黎明。不管幸与不幸，他决然而去，走得那么匆忙、那么突然……一个人的生命体积仅在于他的精神高度抑或给人间留下的文化遗产，与时间的长短没有丝毫的关系。他的背影在黄河的波峰浪涌与落日的余晖中浩浩远去。但是，他像奔流不息的黄河，在这个板块的腹地永远地存在……
冼星海于1945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溘然而去。5个多月前，5月9日，莫斯科红场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举行了红色世界最为雄浑壮阔的大阅兵;两个多月前，8月14日，日本军国主义精神领袖裕仁天皇颁布停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臣民诏告投降，全面终战;9月2日，在美军“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政府代表签署投降书;9月3日，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沸腾……一个接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重病中的冼星海枯黄清瘦的脸上，掠过一丝丝的慰藉的稍纵即逝的笑颜……他，像一位难产中耗尽余力的母亲，在新生儿欢快抑或痛苦的啼叫声中，安然睡去。
交响乐，精神世界的语言，本与山野尘情的世俗无关。然而，那个特殊的岁月、非凡的时代，也是胎教般的东方文化的遗传吧，让冼星海这位音乐巨子，契合着黄河的涛声，将一个民族情怀的悲壮意识，谱写成史诗般的命运长歌—窃以为，也正是那个苦难极致的时代和黄河文化的浪涌，成就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巨
响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倾倒了那一整代共产党人。刚正不惑、青春正富的冼星海在这里沉沉睡去，有如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窃想他非常惬意，了无
憾情。
黄河没有断流，没有枯竭，涛声依旧;莫斯科的红场依然鲜红，依然美丽，魅力如前……
冼星海走了。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那些岁月……也随他而去。为了永远的纪念吧，我还是忍不住怀旧与仰慕，要将冼星海这位饱学巴黎襟满“西风”、投在东方大地上的影子，定格在我自己的理想王国。
《黄河大合唱》，一阕血与火的时代乐章。那一声声时代的怒吼，是黄河咆哮的声音，是世界发反法西斯的声音，无可阻挡，无坚不摧，不可战胜……
啊，有如《国际歌》里唱的那样，“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劳动者永远是伟大的，人类的公平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为穷苦人的呐喊与呼号，永远是历史的最强音。
责任编辑：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