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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日本在台湾殖民已有廿年之久，社会趋于安定。但就在这时，台南市西来庵的在家佛教徒发起反日暴动，结果一千九百五十七人被捕，八百六十六人被判处死刑(后来一部分改判无期徒刑)。史称“西来庵事件”。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民党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听信谣传，草木皆兵，以“取缔无业游民”为名，逮捕大批逃难赴台的大陆僧侣。台湾佛教界闻风丧胆。
一九九○年三月，素以保守著称的台湾佛教徒走上街头，以“清净国土，人人有责”为号，亟呼“解散国会，总统民选”，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佛教救国救宪运动”。佛教徒直接干预政治，台湾社会为之震惊。
阅读江灿腾先生的近著《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一八九五——一九九五)》，最深切的感受是：近百年来台湾佛教的命运是与台湾政治密不可分的。台湾政治的变迁，深刻地影响了台湾佛教的品格；而台湾佛教的运作，也越来越影响着台湾的政治。把握佛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便抓住了台湾佛教发展史的锁钥。
台湾佛教滥觞于明末清初郑成功的复台。自那时起到一八九五年日本割据，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边疆教区，信仰驳杂不纯，正统的佛教道场很少。日本占据台湾，对近代化的台湾佛教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在其后的一百年内，台湾佛教的发展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日据时期的佛教”，自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二是“戒严时期的佛教”，从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三是“解严后的佛教”，隶属一九八七年以后。台湾佛教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可以看出它与政治变化的互动关系。
在日据初期，“佛教信仰，是被当作统治工具的一部分来运用的。其后的发展和影响，则是环绕着这一个主轴在打转的。”(第112页)作为新的统治者，日本人遭遇到此伏彼起的武装抵抗。从统治的手段上说，除了严酷的武力镇压外，宗教上的怀柔也是题中之义。另外，台湾佛教的组织力量相当薄弱，不足以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因此日本官方早期的佛教政策基本是不予干涉，无为而治，对佛教徒的固有信仰予以相对的尊重。在这一时期，对台湾佛教真正发生作用的，是日本的各个佛教宗派。面对新的殖民地，日本各宗无不争先恐后，努力扩充地盘，先后上岛的宗派达二十三个之多，其中以曹洞宗最为卖力，收效也最丰。台湾传统佛教的主流是禅宗和净土宗，日本曹洞宗作为禅宗的一支，在信仰上先天地比较容易与台湾佛教接近，而曹洞人也格外垂青宝岛，扩张计划十分周密。在日军攻岛之初，他们便随军登陆，先借用台湾寺院布教，很快就建起了日语学校、妇女裁缝班、慈善医院等，向台湾社会全面渗透。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全日本的每一个曹洞宗寺院，都必须按时交纳经费，以负担在台湾的扩张。在与台湾佛教徒有了一定的沟通之后，曹洞宗图穷匕首见，要求台湾各寺院签订归属日本曹洞宗的契约。台湾佛教界值此改朝换代之际，命运朝不保夕，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借助日本佛教势力庇保自己的机会。于是在短短二年之内，签约归属日本曹洞宗的寺院即已上百。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台湾佛教形式上向日本佛教的归顺期。
就在台湾社会日趋安定，日本人渐渐高枕无忧之时，“西来庵事件”爆发了。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日本官方的宗教政策，加速了台湾佛教的日本化。
“西来庵”位于台南市，是一座在家佛教徒使用的斋堂。一九一五年，也就是在日本统治二十年之后，西来庵董事余清芳以建立“大明慈悲国”为号，发动大批斋友向日本人发起攻击。日本人先是大吃一惊，随后便滥捕乱杀数千人之多。这是一起典型的由宗教因素引起的政治暴动，表明了台湾佛教徒对日本统治的态度，给统治者迎头一棒。日本官方不得不由此检讨在台的佛教政策，台湾佛教的生存环境及发展方向由此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生，日本当局决心彻底弄清台湾佛教的背景和生态，为此不惜人力物力，组织了长达五年(一九一五——一九一九)之久的台湾宗教调查。这次调查运用现代调研方法，统一调查体例，发放表格，由各级政府人员填写，反复三遍，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最后，由调查总负责人丸井圭治郎执笔写出了《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为官方宗教政策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同时开创了台湾宗教学研究的先河。
调查之后，丸井圭治郎深感建立统一的全岛性佛教组织的必要，于是在一九二二年发起成立了“南瀛佛教会”，自任会长。这时的丸井已是日本官方的台湾社寺课课长，由他担任“南瀛佛教会”的首脑，标志着台湾佛教在组织上已纳入日本官方统治的轨道，体制上的日本化宣告完成。
从台湾佛教徒方面看、鉴于当局对“西来庵事件”的残酷镇压，日本化也成为他们自保求存的主动选择。早在“南瀛佛教会”成立之前的一九二○年，在家信佛的斋教徒就成立了全岛性的“台湾佛教龙华会”，在《趣旨书》中明白宣示斩断与中国佛教的关系，积极日化，“勿以舍近图远与支那本山旧习是沿，可决然与本国养成纯粹宗风。”(第223页)在佛教仪式上，日本国歌“君之代”是必唱的曲目。
台湾佛教的日本化还通过戒律和教育等管道全面展开。在戒律上，食肉娶妻的日本佛教风气，开始在台湾出家人中流行，这是与中国佛教截然不同的。在教育上，“西来庵事件”后的第二年，成立了“台湾佛教中学林”、近代化的日本佛教教育由此扎根台湾。“中学林”的学生先在台湾学习三年，打下日语和佛教基础，优秀者再送到日本留学。后来台湾佛教界的中坚力量，大多出身于此，著名者有高执德、林秋梧、李添春、曾景来、李孝本等。这些佛教精英接受和传播的，非但内容上已完全是日本化的佛教，即在语言上，也已使用日语，鲜有能操纵中国语者。
一九四五年，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一九四九年五月开始实施的、持续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地区“戒严体制”，对战后台湾佛教品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戒严时期，独裁和高压是政治的主要特征。佛教，乃至任何宗教，都必须容涵在这一格局下才能苟活。戒严初期的几桩佛教案件示范性地指明了台湾佛教应有的立场和方向。
一九四九年秋，有人谣传新竹地区出现大批来路不明的大陆籍僧侣，陈诚总司令一声令下，众多逃难僧被捕入狱，关押审训二十余日，最终不了了之。
一九五四年，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一书被检举“为共产党铺路”，一时大祸临头。印顺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学问僧之一，有人评价其佛学造诣不输于隋唐大德。他的《佛法概论》初版于一九四九年，至今仍是学习佛教的最佳入门书。该书在介绍世界的组成时，提到“北拘罗洲”。北拘罗洲乃佛教四洲之一，位于北方，有种种佳妙之山林、河水、游园、果林，有平等、寂静、清洁等美德，在四洲之中惟独此洲没有地狱，是四洲的最胜处。《佛法概论》因涉猎于此，便被人告发为“向慕共产区”，祸从天降。后来仰仗有要员保护，印顺法师亦自愿认错并修改有关内容，方幸免深究。但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定罪手法，对于台湾佛教研究者来说，如何不是一记警钟！
更有悲者，一九五五年，台湾著名佛教学者高执德竟惨遭枪决。高执德毕业于“台湾佛教中学林”，后在日本佛教驹泽大学受过最完整的佛教教育，公认为是台湾本土百年来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的死因，竟是因为于一九四八年接待过赴台弘法的大陆法师巨赞，巨赞后来成为大陆佛教界领袖。事过四十余年，凡是经历过这一事件震撼者，仍然满怀屈郁，心底刻有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台湾佛教的走向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九四九年陈诚滥捕僧人后，于一九四七年在南京成立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在台复会。一九五二年该会在政府协助下改选，在台的大陆籍僧侣，按各省分配名额，获得了对全岛佛教的领导权。这是戒严时期台湾唯一的合法佛教组织，主导了台湾佛教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民党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听信谣传，草木皆兵，以“取缔无业游民”为名，逮捕大批逃难赴台的大陆僧侣。台湾佛教界闻风丧胆。
一九九○年三月，素以保守著称的台湾佛教徒走上街头，以“清净国土，人人有责”为号，亟呼“解散国会，总统民选”，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佛教救国救宪运动”。佛教徒直接干预政治，台湾社会为之震惊。
阅读江灿腾先生的近著《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一八九五——一九九五)》，最深切的感受是：近百年来台湾佛教的命运是与台湾政治密不可分的。台湾政治的变迁，深刻地影响了台湾佛教的品格；而台湾佛教的运作，也越来越影响着台湾的政治。把握佛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便抓住了台湾佛教发展史的锁钥。
台湾佛教滥觞于明末清初郑成功的复台。自那时起到一八九五年日本割据，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边疆教区，信仰驳杂不纯，正统的佛教道场很少。日本占据台湾，对近代化的台湾佛教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在其后的一百年内，台湾佛教的发展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日据时期的佛教”，自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二是“戒严时期的佛教”，从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七；三是“解严后的佛教”，隶属一九八七年以后。台湾佛教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可以看出它与政治变化的互动关系。
在日据初期，“佛教信仰，是被当作统治工具的一部分来运用的。其后的发展和影响，则是环绕着这一个主轴在打转的。”(第112页)作为新的统治者，日本人遭遇到此伏彼起的武装抵抗。从统治的手段上说，除了严酷的武力镇压外，宗教上的怀柔也是题中之义。另外，台湾佛教的组织力量相当薄弱，不足以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因此日本官方早期的佛教政策基本是不予干涉，无为而治，对佛教徒的固有信仰予以相对的尊重。在这一时期，对台湾佛教真正发生作用的，是日本的各个佛教宗派。面对新的殖民地，日本各宗无不争先恐后，努力扩充地盘，先后上岛的宗派达二十三个之多，其中以曹洞宗最为卖力，收效也最丰。台湾传统佛教的主流是禅宗和净土宗，日本曹洞宗作为禅宗的一支，在信仰上先天地比较容易与台湾佛教接近，而曹洞人也格外垂青宝岛，扩张计划十分周密。在日军攻岛之初，他们便随军登陆，先借用台湾寺院布教，很快就建起了日语学校、妇女裁缝班、慈善医院等，向台湾社会全面渗透。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全日本的每一个曹洞宗寺院，都必须按时交纳经费，以负担在台湾的扩张。在与台湾佛教徒有了一定的沟通之后，曹洞宗图穷匕首见，要求台湾各寺院签订归属日本曹洞宗的契约。台湾佛教界值此改朝换代之际，命运朝不保夕，大都认为这是一个借助日本佛教势力庇保自己的机会。于是在短短二年之内，签约归属日本曹洞宗的寺院即已上百。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台湾佛教形式上向日本佛教的归顺期。
就在台湾社会日趋安定，日本人渐渐高枕无忧之时，“西来庵事件”爆发了。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日本官方的宗教政策，加速了台湾佛教的日本化。
“西来庵”位于台南市，是一座在家佛教徒使用的斋堂。一九一五年，也就是在日本统治二十年之后，西来庵董事余清芳以建立“大明慈悲国”为号，发动大批斋友向日本人发起攻击。日本人先是大吃一惊，随后便滥捕乱杀数千人之多。这是一起典型的由宗教因素引起的政治暴动，表明了台湾佛教徒对日本统治的态度，给统治者迎头一棒。日本官方不得不由此检讨在台的佛教政策，台湾佛教的生存环境及发展方向由此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生，日本当局决心彻底弄清台湾佛教的背景和生态，为此不惜人力物力，组织了长达五年(一九一五——一九一九)之久的台湾宗教调查。这次调查运用现代调研方法，统一调查体例，发放表格，由各级政府人员填写，反复三遍，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最后，由调查总负责人丸井圭治郎执笔写出了《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为官方宗教政策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同时开创了台湾宗教学研究的先河。
调查之后，丸井圭治郎深感建立统一的全岛性佛教组织的必要，于是在一九二二年发起成立了“南瀛佛教会”，自任会长。这时的丸井已是日本官方的台湾社寺课课长，由他担任“南瀛佛教会”的首脑，标志着台湾佛教在组织上已纳入日本官方统治的轨道，体制上的日本化宣告完成。
从台湾佛教徒方面看、鉴于当局对“西来庵事件”的残酷镇压，日本化也成为他们自保求存的主动选择。早在“南瀛佛教会”成立之前的一九二○年，在家信佛的斋教徒就成立了全岛性的“台湾佛教龙华会”，在《趣旨书》中明白宣示斩断与中国佛教的关系，积极日化，“勿以舍近图远与支那本山旧习是沿，可决然与本国养成纯粹宗风。”(第223页)在佛教仪式上，日本国歌“君之代”是必唱的曲目。
台湾佛教的日本化还通过戒律和教育等管道全面展开。在戒律上，食肉娶妻的日本佛教风气，开始在台湾出家人中流行，这是与中国佛教截然不同的。在教育上，“西来庵事件”后的第二年，成立了“台湾佛教中学林”、近代化的日本佛教教育由此扎根台湾。“中学林”的学生先在台湾学习三年，打下日语和佛教基础，优秀者再送到日本留学。后来台湾佛教界的中坚力量，大多出身于此，著名者有高执德、林秋梧、李添春、曾景来、李孝本等。这些佛教精英接受和传播的，非但内容上已完全是日本化的佛教，即在语言上，也已使用日语，鲜有能操纵中国语者。
一九四五年，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一九四九年五月开始实施的、持续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地区“戒严体制”，对战后台湾佛教品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戒严时期，独裁和高压是政治的主要特征。佛教，乃至任何宗教，都必须容涵在这一格局下才能苟活。戒严初期的几桩佛教案件示范性地指明了台湾佛教应有的立场和方向。
一九四九年秋，有人谣传新竹地区出现大批来路不明的大陆籍僧侣，陈诚总司令一声令下，众多逃难僧被捕入狱，关押审训二十余日，最终不了了之。
一九五四年，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一书被检举“为共产党铺路”，一时大祸临头。印顺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学问僧之一，有人评价其佛学造诣不输于隋唐大德。他的《佛法概论》初版于一九四九年，至今仍是学习佛教的最佳入门书。该书在介绍世界的组成时，提到“北拘罗洲”。北拘罗洲乃佛教四洲之一，位于北方，有种种佳妙之山林、河水、游园、果林，有平等、寂静、清洁等美德，在四洲之中惟独此洲没有地狱，是四洲的最胜处。《佛法概论》因涉猎于此，便被人告发为“向慕共产区”，祸从天降。后来仰仗有要员保护，印顺法师亦自愿认错并修改有关内容，方幸免深究。但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定罪手法，对于台湾佛教研究者来说，如何不是一记警钟！
更有悲者，一九五五年，台湾著名佛教学者高执德竟惨遭枪决。高执德毕业于“台湾佛教中学林”，后在日本佛教驹泽大学受过最完整的佛教教育，公认为是台湾本土百年来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的死因，竟是因为于一九四八年接待过赴台弘法的大陆法师巨赞，巨赞后来成为大陆佛教界领袖。事过四十余年，凡是经历过这一事件震撼者，仍然满怀屈郁，心底刻有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台湾佛教的走向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九四九年陈诚滥捕僧人后，于一九四七年在南京成立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在台复会。一九五二年该会在政府协助下改选，在台的大陆籍僧侣，按各省分配名额，获得了对全岛佛教的领导权。这是戒严时期台湾唯一的合法佛教组织，主导了台湾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