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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阅《泰晤士》旧报(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知MichaelHolroyd(何罗特)尚未脱稿的《萧伯纳传》为Chatto ＆ Windus公司以六十二万五千镑购得版权。如果美元颓势不止，这数字近一百万了。在英国史上，这是文学传记书类价格最昂的一次版权成交。
据该报记者Sarah Jane Checkand的报道，“投标”这本传记的英国出版公司，一共有九家。有的出价还要高，但何罗特最后选了Chatto ＆ Windus，因为这公司推销有道，既有想象力，又有山高水远的长久计划，不会一两年后就把作家的心血作弃婴处理。
传记分三册，计划在明年秋天起每年出一册。传记出版完后，还有三册资料集。
笔者把这则英国出版消息介绍出来，因为觉得这笔“成交”有不寻常的意义。论版权费，美国行家出手还要大方，但有一大分别，美国出版家付天文数字预约的书，要不是畅销通俗小说，便是作者有耸人听闻价值的“回忆录”。倒没听说一本文学传记有九家出版社竞相投标的。
英国人对读书人的尊重，是否比得上百年前的中国，我不知道。而今天英国大学的文史哲学科，被实用科技迫得靠边站，也是事实。那么，出版公司以近百万美元的代价购得《萧伯纳传》有哪些不寻常的意义？
这是商业行为，一点不错。出版社不是慈善机构。无利可图，再有意义的书也碍难出版。因此我们可以假定，Chatto ＆ Windus公司敢投下这一注，是因为他们有信心：除了几百家有规模的图书馆会及时订购外，还有数以千万计英语世界的读者想知道萧伯纳一生的一些细节、他的思想、他的人格。
简单的说一句：他们很在乎知道萧伯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些可能的读者是谁？要看萧翁传记的，肯定是知识分子。能够买得起这套书的是中产阶级。
单以收入而论，台湾和香港也有中产阶级。但我们对《徐志摩传》的关心程度，是否可以跟英国的中产阶级比拟？
是不是我们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较“麻木不仁”？我不敢提出任何答案。但我私下觉得，台湾(先不说香港)今天学术研究与出版风气如果不如理想，与对当前社会缺乏远景与信心有关。
缺乏远景的社会，有助“套现”心理的滋长。像李约瑟《中国科技史》这样一个出版计划，台湾即使人手不够，也有这钱财做主催单位。李约瑟还不是向外到处“借将”，才能一册一册的出版下去？要实行这样一个历时几十年的出版计划，主事人非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远景有信心不可。
何罗特今年五十二岁。签了约后他对记者说：“这合约给我安全感。我想这笔钱足够我活到六十多岁了。我既快乐，又安慰。”
这笔钱不是容易赚来的。从构思到搜集资料，何罗特足足花了二十年的心血。
他肯花这么多的时间和心血去写一本文学传记，因为他相信得过英国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和趣味。
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何罗特和英国出版界所代表的文化现象，鉴于“国情”，一时不可能在我们的社会出现。
知识分子的收入不如人家，大家固穷好了——只要写出来的东西，不被人随意盗版、思想信仰不被人随便扣帽子、生命财产不被政权肃整。在近代的中国人说来，能够过这种生活，已属运气。
据该报记者Sarah Jane Checkand的报道，“投标”这本传记的英国出版公司，一共有九家。有的出价还要高，但何罗特最后选了Chatto ＆ Windus，因为这公司推销有道，既有想象力，又有山高水远的长久计划，不会一两年后就把作家的心血作弃婴处理。
传记分三册，计划在明年秋天起每年出一册。传记出版完后，还有三册资料集。
笔者把这则英国出版消息介绍出来，因为觉得这笔“成交”有不寻常的意义。论版权费，美国行家出手还要大方，但有一大分别，美国出版家付天文数字预约的书，要不是畅销通俗小说，便是作者有耸人听闻价值的“回忆录”。倒没听说一本文学传记有九家出版社竞相投标的。
英国人对读书人的尊重，是否比得上百年前的中国，我不知道。而今天英国大学的文史哲学科，被实用科技迫得靠边站，也是事实。那么，出版公司以近百万美元的代价购得《萧伯纳传》有哪些不寻常的意义？
这是商业行为，一点不错。出版社不是慈善机构。无利可图，再有意义的书也碍难出版。因此我们可以假定，Chatto ＆ Windus公司敢投下这一注，是因为他们有信心：除了几百家有规模的图书馆会及时订购外，还有数以千万计英语世界的读者想知道萧伯纳一生的一些细节、他的思想、他的人格。
简单的说一句：他们很在乎知道萧伯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些可能的读者是谁？要看萧翁传记的，肯定是知识分子。能够买得起这套书的是中产阶级。
单以收入而论，台湾和香港也有中产阶级。但我们对《徐志摩传》的关心程度，是否可以跟英国的中产阶级比拟？
是不是我们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较“麻木不仁”？我不敢提出任何答案。但我私下觉得，台湾(先不说香港)今天学术研究与出版风气如果不如理想，与对当前社会缺乏远景与信心有关。
缺乏远景的社会，有助“套现”心理的滋长。像李约瑟《中国科技史》这样一个出版计划，台湾即使人手不够，也有这钱财做主催单位。李约瑟还不是向外到处“借将”，才能一册一册的出版下去？要实行这样一个历时几十年的出版计划，主事人非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远景有信心不可。
何罗特今年五十二岁。签了约后他对记者说：“这合约给我安全感。我想这笔钱足够我活到六十多岁了。我既快乐，又安慰。”
这笔钱不是容易赚来的。从构思到搜集资料，何罗特足足花了二十年的心血。
他肯花这么多的时间和心血去写一本文学传记，因为他相信得过英国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和趣味。
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何罗特和英国出版界所代表的文化现象，鉴于“国情”，一时不可能在我们的社会出现。
知识分子的收入不如人家，大家固穷好了——只要写出来的东西，不被人随意盗版、思想信仰不被人随便扣帽子、生命财产不被政权肃整。在近代的中国人说来，能够过这种生活，已属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