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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鳞阵”和“重木城”是否为古罗马军队所独有？“骊苑”是否就等于“骊县”？者来寨的城墟是否汉代的遗址？
正方代表人物：关意权
《骊书》期待问世
已故中亚史专家、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关意权是国内持赞成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意权，1921年出生在哈尔滨市双城县一个满族人家庭。其父关耀洲是一位抗日民族英雄。
1944年，关意权从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此后，他参加全国高等文官以及外交官考试，并获得了第一名。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既未当上“文官”，也没有当上外交官，而是当了几年英语翻译，后来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50年，他来到兰州师范任教。从1958年开始，他又到西北民族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这期间，他完成了大量的历史学论著。
关先生毕生从事中亚、少数民族和突厥史的研究。早在研究古罗马帝国东迁和西北河西史料中，“骊”这一奇特的名称就吸引了他的注意。1978年，他开始领导一支由中外历史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试图解开一个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难题——古罗马军队失踪之谜。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研究工作一度陷入困境，许多人陆续退出了小组，关意权却十分执着。他常常一个人戴上破草帽，背着妻子烙的大饼和炒的榨菜出发，沿着一条被收降的古罗马军队走过的路线进行考察，仅骊遗址，他只身一人就考察过5次之多。他先后访问了1600多人，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考证了近百件文物，记录了6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对古罗马军团残部流亡、收编的情况、定居的地点，对设置骊的任务及生活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可靠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细致研究，尘封的岁月在关意权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他开始夜以继日写起专著。可是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关教授于1999年离开人世。
关教授的儿子关亨继承父业，潜心整理补充，在关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终于完成了父亲的书稿。
关氏父子用大量的事实做佐证，为逝去的历史勾画出了这样一段空白：
公元前53年，罗马军队在安息战败之后，普利乌斯率领的逃亡大军，在安息军队围追下，辗转波斯高原，伺机回国，后由于安息部队的防守严密，便投奔郅支（今哈萨克斯坦）。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遇到了这支古罗马军队，并将其打败收编，带回中国，汉元帝为此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照面山下（今甘肃永昌县者来寨），建立了中国的“罗马城”，并开始了屯垦卫戍的生活。
关氏父子的研究试图澄清这样两个事实：第一，骊城是罗马的中亚雇佣军受汉政府收编在河西的驻扎地；第二，罗马人来到中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6年，比甘英企图通大秦早120年。
这一发现，证明早在西汉时期欧洲与中国就有接触，这比现在世界史的记载要早两个世纪。
关氏父子的著作虽几经努力，但至今仍未能出版。
反方代表人物：刘光华
四大理由：骊城不是古罗马战俘之城
就在媒体纷纷报道关意权等人的惊天发现的同时，历史学界一些学者对他们找到的证据提出了质疑，其代表人物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光华。他认为，骊这个名字来源于位于埃及的城市名——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第二和第三个音节，骊曾被中国人用来称呼罗马帝国。而亚历山大直到公元前30年才被罗马占领，在此之后，骊才会被用来指代罗马帝国。
反对者提出四大理由，否定骊为罗马战俘城之说。
证据之一：“鱼鳞阵”和“重木城”不是古罗马军队所独有的作战手段。
刘光华指出，“鱼鳞阵”和“重木城”都不是完全属于罗马人的军事艺术。中国军队使用“鱼鳞阵”比罗马更早，在《左传》中就已经有记载，其正式名称为“鱼丽阵”。以此作为判断罗马兵的根据，实在牵强。
证据之二：骊设县早于陈汤败郅支单于。
刘光华和汪受宽两位学者都认为有金关汉简为证，骊的设县时间早于陈汤败郅支单于的时间（即公元前36年）。
证据之三：者来寨的废城墟不是汉代的遗址。
甘肃省考古专家赵之祥曾亲自前往永昌县者来寨进行实地考察，他根据从夯土中找到的明清时期的黑瓷片分析，此城最早也不远于明清。
证据之四：河西居民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不足为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共乐认为，永昌县位于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上，中外民族之间杂婚混血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当地一些村民长得像欧洲人是不足为奇的。再者说，长得像欧洲人也不一定就是古罗马人的后裔，黄头发、高鼻梁、深眼窝和黄瞳仁不是罗马后裔独有的特征。
刘光华教授在《光明日报》著文（下简称刘文）说，骊是否真与公元前53年的罗马战俘有关，长期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骊设县的具体时间定不下来。金关简中与骊有关的神爵二年的纪年简以及大致与此同时的其它简文确凿地证明了“骊”一名的出现和设县时间。有两简记录一位基层小吏补除到任情况（如同现在的“干部档案”，当时名之为吏员补除名籍），说的是一位姓吴的人，年三十三岁，爵位是公乘，原籍番和宜便里人，原来做过骊苑的斗食啬夫，后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三月某日以工作成绩和升转次序提拔到了新的岗位上。这说明，骊作为地名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就已出现。
无声汉简的不同解读
记者在永昌采访时，骊学者王萌鲜和永昌县骊研究会负责人宋国荣认为，刘文是对汉简的误读。
他们认为，无可否认，汉简证明，至少是在神爵二年以前已将“骊”二字用于地名。汉武帝时，朝廷已知西域有个骊国；大宛、安息等国又献骊魔术师若干名于皇上。但在大汉眼中，他们仍不过是蛮夷之辈，其国名须给予含“马”含“革”的字方可罢休。故朝廷以“骊”二字给自己的军马场命名并不奇怪，于是，“骊苑”之名也就出现了。但骊苑就是骊苑，不是骊县，白纸黑字，何能误解！正因为此时没有骊县，所以骊苑工作的杂役及其管理小吏，只能从骊苑周围即番和县所属的各村庄招雇来。
王、宋二人指出，刘文根据简文内容断定“骊设县的时间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这不合原意，难道“骊苑”就等于“骊县”吗？这样的“确证”，才真正“纯属子虚乌有”。
王、宋二人认为，根据史志记载和历史地图的测定，骊县址为今日折兰寨（者来寨），折兰寨和番和县城古址仅距8公里，地图上看，两县城紧紧相靠。依照汉代建县“方百里”的基本准则，番和城边是不可能另建县的，除非有极其特殊的非建不可的例外。但不可能的事毕竟发生了，骊县毕竟例外地建立在离番和8公里的地方，而且是方圆不超过15公里，是何缘由？这说明，公元前59年之后，西汉王朝发生了一桩极其特殊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极其需要将骊苑从番和内划出来，建立骊县。这件大事，就是“骊降人”之事。
“我们的结论是，汉简证明西汉王朝在收复河西地区之后，鉴于张掖郡番和县者来寨一带具有良好的天然草场，故在者来寨建立了牧苑：骊苑。后来，即公元前59年之后，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是骊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顺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县。”王、宋二人肯定地说。
正方代表人物：关意权
《骊书》期待问世
已故中亚史专家、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关意权是国内持赞成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意权，1921年出生在哈尔滨市双城县一个满族人家庭。其父关耀洲是一位抗日民族英雄。
1944年，关意权从南京金陵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此后，他参加全国高等文官以及外交官考试，并获得了第一名。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既未当上“文官”，也没有当上外交官，而是当了几年英语翻译，后来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50年，他来到兰州师范任教。从1958年开始，他又到西北民族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这期间，他完成了大量的历史学论著。
关先生毕生从事中亚、少数民族和突厥史的研究。早在研究古罗马帝国东迁和西北河西史料中，“骊”这一奇特的名称就吸引了他的注意。1978年，他开始领导一支由中外历史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试图解开一个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难题——古罗马军队失踪之谜。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研究工作一度陷入困境，许多人陆续退出了小组，关意权却十分执着。他常常一个人戴上破草帽，背着妻子烙的大饼和炒的榨菜出发，沿着一条被收降的古罗马军队走过的路线进行考察，仅骊遗址，他只身一人就考察过5次之多。他先后访问了1600多人，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考证了近百件文物，记录了6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对古罗马军团残部流亡、收编的情况、定居的地点，对设置骊的任务及生活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可靠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细致研究，尘封的岁月在关意权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他开始夜以继日写起专著。可是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关教授于1999年离开人世。
关教授的儿子关亨继承父业，潜心整理补充，在关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终于完成了父亲的书稿。
关氏父子用大量的事实做佐证，为逝去的历史勾画出了这样一段空白：
公元前53年，罗马军队在安息战败之后，普利乌斯率领的逃亡大军，在安息军队围追下，辗转波斯高原，伺机回国，后由于安息部队的防守严密，便投奔郅支（今哈萨克斯坦）。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遇到了这支古罗马军队，并将其打败收编，带回中国，汉元帝为此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照面山下（今甘肃永昌县者来寨），建立了中国的“罗马城”，并开始了屯垦卫戍的生活。
关氏父子的研究试图澄清这样两个事实：第一，骊城是罗马的中亚雇佣军受汉政府收编在河西的驻扎地；第二，罗马人来到中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6年，比甘英企图通大秦早120年。
这一发现，证明早在西汉时期欧洲与中国就有接触，这比现在世界史的记载要早两个世纪。
关氏父子的著作虽几经努力，但至今仍未能出版。
反方代表人物：刘光华
四大理由：骊城不是古罗马战俘之城
就在媒体纷纷报道关意权等人的惊天发现的同时，历史学界一些学者对他们找到的证据提出了质疑，其代表人物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光华。他认为，骊这个名字来源于位于埃及的城市名——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第二和第三个音节，骊曾被中国人用来称呼罗马帝国。而亚历山大直到公元前30年才被罗马占领，在此之后，骊才会被用来指代罗马帝国。
反对者提出四大理由，否定骊为罗马战俘城之说。
证据之一：“鱼鳞阵”和“重木城”不是古罗马军队所独有的作战手段。
刘光华指出，“鱼鳞阵”和“重木城”都不是完全属于罗马人的军事艺术。中国军队使用“鱼鳞阵”比罗马更早，在《左传》中就已经有记载，其正式名称为“鱼丽阵”。以此作为判断罗马兵的根据，实在牵强。
证据之二：骊设县早于陈汤败郅支单于。
刘光华和汪受宽两位学者都认为有金关汉简为证，骊的设县时间早于陈汤败郅支单于的时间（即公元前36年）。
证据之三：者来寨的废城墟不是汉代的遗址。
甘肃省考古专家赵之祥曾亲自前往永昌县者来寨进行实地考察，他根据从夯土中找到的明清时期的黑瓷片分析，此城最早也不远于明清。
证据之四：河西居民有欧洲人的相貌特征不足为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共乐认为，永昌县位于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上，中外民族之间杂婚混血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当地一些村民长得像欧洲人是不足为奇的。再者说，长得像欧洲人也不一定就是古罗马人的后裔，黄头发、高鼻梁、深眼窝和黄瞳仁不是罗马后裔独有的特征。
刘光华教授在《光明日报》著文（下简称刘文）说，骊是否真与公元前53年的罗马战俘有关，长期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就是骊设县的具体时间定不下来。金关简中与骊有关的神爵二年的纪年简以及大致与此同时的其它简文确凿地证明了“骊”一名的出现和设县时间。有两简记录一位基层小吏补除到任情况（如同现在的“干部档案”，当时名之为吏员补除名籍），说的是一位姓吴的人，年三十三岁，爵位是公乘，原籍番和宜便里人，原来做过骊苑的斗食啬夫，后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三月某日以工作成绩和升转次序提拔到了新的岗位上。这说明，骊作为地名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就已出现。
无声汉简的不同解读
记者在永昌采访时，骊学者王萌鲜和永昌县骊研究会负责人宋国荣认为，刘文是对汉简的误读。
他们认为，无可否认，汉简证明，至少是在神爵二年以前已将“骊”二字用于地名。汉武帝时，朝廷已知西域有个骊国；大宛、安息等国又献骊魔术师若干名于皇上。但在大汉眼中，他们仍不过是蛮夷之辈，其国名须给予含“马”含“革”的字方可罢休。故朝廷以“骊”二字给自己的军马场命名并不奇怪，于是，“骊苑”之名也就出现了。但骊苑就是骊苑，不是骊县，白纸黑字，何能误解！正因为此时没有骊县，所以骊苑工作的杂役及其管理小吏，只能从骊苑周围即番和县所属的各村庄招雇来。
王、宋二人指出，刘文根据简文内容断定“骊设县的时间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这不合原意，难道“骊苑”就等于“骊县”吗？这样的“确证”，才真正“纯属子虚乌有”。
王、宋二人认为，根据史志记载和历史地图的测定，骊县址为今日折兰寨（者来寨），折兰寨和番和县城古址仅距8公里，地图上看，两县城紧紧相靠。依照汉代建县“方百里”的基本准则，番和城边是不可能另建县的，除非有极其特殊的非建不可的例外。但不可能的事毕竟发生了，骊县毕竟例外地建立在离番和8公里的地方，而且是方圆不超过15公里，是何缘由？这说明，公元前59年之后，西汉王朝发生了一桩极其特殊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极其需要将骊苑从番和内划出来，建立骊县。这件大事，就是“骊降人”之事。
“我们的结论是，汉简证明西汉王朝在收复河西地区之后，鉴于张掖郡番和县者来寨一带具有良好的天然草场，故在者来寨建立了牧苑：骊苑。后来，即公元前59年之后，汉王朝西部发生了一件极其特殊的大事，在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一批自称是骊的异族从西域内迁，归顺西汉，汉王朝将这批异族安置在骊苑，并将者来寨从番和县分割出来建立骊县。”王、宋二人肯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