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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一致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军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不抵抗主义”是何时、怎么样形成的，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就“不抵抗主义”的思想渊源，以及“不抵抗主义”的形成及形式的演变做了一些具体阐述。此外，文章还就蒋介石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和张学良奉行的“不抵抗主义”做了简单的对比，由此说明无论那种“不抵抗”都实实在在的给当时的抗战带来了不利影响。
关键词：力避冲突；不抵抗；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张学良
一、“不抵抗主义”的思想基础——“力避冲突”方针的形成
1928年初，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明令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蒋介石在第一次下野后，迅速重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会议还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4月5日，蒋在徐州誓师，史称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5月1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日本为阻止北伐军北进，于5月3日出兵济南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当时蒋“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避开济南继续北伐，即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方针，北伐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进。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本想借此机会扩大侵华的阴谋，但却也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此后，蒋介石却一意孤行的认为在日本的不断骚扰面前只要中国人避其锋芒，以公理对强权就能避免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据2006年，美国胡佛档案馆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可知，在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的当晚，蒋介石第一次写下了“不抵抗”三个字，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此为蒋介石萌发“不抵抗主义”的端倪。
在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将军曾背靠中央政府，采取过从苏联手中武力接受中东路的行动。1929年夏，在得到中央政府军事、财政、外交方面的承诺后，张学良将军悍然发动了武力接受中东路的行动。当东北与苏联的战争打响后，中央政府却没有兑现承诺，蒋介石的“一致对俄”成为了空口许诺，张学良只得在气愤和不满中，自主求和，同苏联签订了《伯力协定》，恢复了苏联在东北的一切权益。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四省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对于这种情况作为全国领袖的蒋介石非常的气愤。但却拿东北四省的现状没有任何的办法。他曾经坦率的表示：“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此时，张学良亦有对内、对外保存实力“力避冲突”之心。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张学良曾劝告蒋介石要在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前做好一切准备。张学良指出：“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而蒋介石却回电张要求其“隐忍自重，等待时机。”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宣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消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之后，蒋和张就东北事变多次交换意见，最终，张学良完全接受了蒋介石依靠国联主持正义，对日挑衅和武力进攻实行“力避冲突”的方针。至此，蒋和张两种不同主张统一到“力避冲突”的方针上来。
二、“不抵抗主义”的形成及其演变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针对中国东北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对东北的政局、地理等等各方面做了全面的掌握。面对此种局面蒋介石却与张学良在认识上达成了完全的一致，即面对日本挑衅时采取“力避冲突”的方针。可是，“力避冲突”的方针与“不抵抗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当时的中国采取此种方针应对日本的挑衅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适宜的。即在尽可能的避免中日冲突或战争的条件下，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是完全可行的。但是，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那就是只有一个结果——丧地辱国，必定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然而“力避冲突”的退让政策却是“不抵抗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从“力避冲突”到“不抵抗主义”的演变有着一种必然联系，即是“力避冲突”方针导致了“不抵抗主义”的形成。
张学良在面对日军的不断挑衅时，最初给予了日本一些还击，但总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切实支持。于是，张的策略、主张发生了变化，张在爱国爱家的前提下，提出了“全国抗战论”，即东北一隅无实力单独与日本抗衡，中日战争必须是两国之间的战争，倘若与日本的战争仅仅是东北与日本的战争，张学良将军将听命于中央，奉行“力避冲突”方针，甚至于奉行出卖东北父老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想用局部抵抗或不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的到来，目的即是要先执行他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无论是张的“全国抗战论”还是蒋的“局部抗战中的整体不抵抗”，均有各自打算。当两种主张遇到外来入侵，发生冲突时，必然导致两种主张冲着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不抵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炮轰东北军驻地大营，由于事发突然、敌情不明，蒋介石、张学良对日军和日本政府的本意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仍然认为这只是日本人的又一次寻衅滋事。9月18日晚，张学良接报后，虽有“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的预测，仍判断日军是在挑衅。张学良习惯的认为这次事件仍然是日军的无理取闹，是日军在挑逗中国的底线。于是，张依然下达了不还击的命令。9月19日，蒋介石获知事变消息后，第一判断是果然没有出乎自己的预料，日本就是趁蒋在围剿红军和平定福建内乱之际，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但蒋介石亦认识到在此时，即使自己有意对抗日本的入侵，也苦于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顾及。于是，默许了张学良的不抵抗。至此，“力避冲突”方针发展为“不抵抗主义”。
1931年11月初，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所担心的日本将会对华全面开战的情况出现。蒋最终看清了日本为什么战而不宣的阴谋。认识到局部的抵抗不会引起日本对华全面战争，也就是说，局部的抵制也可以避免大规模战争。不仅如此，在日本入侵面前，谁抵抗谁就能得民心，谁就可以得到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局部抵抗可以提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号召力、影响力。于是，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在不宣战的原则下，命令锦州守军拼死抵抗，并派遣中央军前去助战。他曾向部属明确表明：“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日军进攻锦州时，张学良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文中反复强调“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亦必须侥幸之理”。东北军各级军官中，也有全国抗战的思想，他们认为：“东北为中国之东北，非东北人之东北，故言抵抗，必须全国以整个力量赴之。”1932年1月3日，张学良不战而放弃锦州，由于蒋介石和张学良抗战思想的冲突（一为“全国抗战”，一为“局部抗战”） ，致使蒋介石要在锦州抵抗的方针，由张学良演变成不抵抗，蒋再次默认了。至此，蒋介石的对外政策已转变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新方针上。从避战的目的来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不过是不抵抗的翻版。从此，局部抵抗和直接交涉，成为蒋避战战略的新支架。 1933年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四省区。此后，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背负着国仇家恨，忍辱负重，等待全国抗战局面的到来，但蒋介石一方面强调自立自强准备抗战，另一方面却在“安内”的幌子下消耗力量，致使内战结束遥遥无期。1936年，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终于迫使蒋介石由“准备抗战”到实行抗战思想转变的完成。至此，执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基本消失。张学良的“全国抗战论”，也终于得以实现。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并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三、“不抵抗主义”的危害
首先是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后，不再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抵抗的动员，军队已做好了不抵抗的打算，致使中国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面积的领土。在日军发动进攻前不做任何方面的准备，当日军发动进攻时还自以为是的认为仍然是日军在习惯性的寻衅滋事，在此种情况下，军事主官下达不抵抗的错误命令是必然的逻辑结果。而由此带来的严重恶果是中国东三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日军完全占领，1932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东三省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1933年2月，日军出兵热河时，张学良将军带领东北军全力抵抗，然而，负责热河防务的汤玉麟却不战而走，至3月中旬，日军几乎控制了整个热河，热河抗战失败。热河的抗战失败，使中国华北直接摆在了日军的铁蹄面前。华北危机，平津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抉择。
其次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的内战带来了国力的消耗。由于蒋介石一意奉行“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其设想的以空间换时间，待实现全国统一，国力强盛后抵抗日本的策略，因无休止的内战迟迟无法实现，甚至成为了一种空想。长时间的内战对国力的严重消耗，在客观上延长了抗战的时间，推迟了抗战胜利时刻的到来。不抵抗政策的长期存在更使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面临的处境雪上加霜。
最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在日本的疯狂进攻面前，不断涌现甘为日本走狗的卖国贼，如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蒋介石不抵抗指示，迎接日军入城，最后竟以“独立”名义，宣布脱离南京政府建立傀儡政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不抵抗”成了熙洽卖国求荣的一块盾牌。还有吉林省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向日军投降；东三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公然散布战必败谬论，在哈尔滨成立了伪特区维持会，哈尔滨沦陷后，张景惠成为公开投降日本的著名汉奸。
参考文献：
[1]张魁堂.张学良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2]钱近.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J].民国档案，2000（4）.
[3]赵朗.九一八全史（第五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4]范德伟、庄兴成.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J].史学月刊.2003（9）.
[5]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6]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J].历史研究，1997（6）.
[7]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
（作者简介：唐春芳、刘文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唐艳红（1982.5-），女，山东省济宁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马列部教师。）
关键词：力避冲突；不抵抗；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张学良
一、“不抵抗主义”的思想基础——“力避冲突”方针的形成
1928年初，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明令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样蒋介石在第一次下野后，迅速重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会议还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4月5日，蒋在徐州誓师，史称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5月1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日本为阻止北伐军北进，于5月3日出兵济南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当时蒋“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避开济南继续北伐，即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方针，北伐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进。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本想借此机会扩大侵华的阴谋，但却也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此后，蒋介石却一意孤行的认为在日本的不断骚扰面前只要中国人避其锋芒，以公理对强权就能避免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据2006年，美国胡佛档案馆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可知，在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的当晚，蒋介石第一次写下了“不抵抗”三个字，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此为蒋介石萌发“不抵抗主义”的端倪。
在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将军曾背靠中央政府，采取过从苏联手中武力接受中东路的行动。1929年夏，在得到中央政府军事、财政、外交方面的承诺后，张学良将军悍然发动了武力接受中东路的行动。当东北与苏联的战争打响后，中央政府却没有兑现承诺，蒋介石的“一致对俄”成为了空口许诺，张学良只得在气愤和不满中，自主求和，同苏联签订了《伯力协定》，恢复了苏联在东北的一切权益。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四省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对于这种情况作为全国领袖的蒋介石非常的气愤。但却拿东北四省的现状没有任何的办法。他曾经坦率的表示：“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此时，张学良亦有对内、对外保存实力“力避冲突”之心。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张学良曾劝告蒋介石要在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前做好一切准备。张学良指出：“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而蒋介石却回电张要求其“隐忍自重，等待时机。”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宣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消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之后，蒋和张就东北事变多次交换意见，最终，张学良完全接受了蒋介石依靠国联主持正义，对日挑衅和武力进攻实行“力避冲突”的方针。至此，蒋和张两种不同主张统一到“力避冲突”的方针上来。
二、“不抵抗主义”的形成及其演变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针对中国东北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对东北的政局、地理等等各方面做了全面的掌握。面对此种局面蒋介石却与张学良在认识上达成了完全的一致，即面对日本挑衅时采取“力避冲突”的方针。可是，“力避冲突”的方针与“不抵抗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当时的中国采取此种方针应对日本的挑衅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适宜的。即在尽可能的避免中日冲突或战争的条件下，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是完全可行的。但是，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那就是只有一个结果——丧地辱国，必定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然而“力避冲突”的退让政策却是“不抵抗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从“力避冲突”到“不抵抗主义”的演变有着一种必然联系，即是“力避冲突”方针导致了“不抵抗主义”的形成。
张学良在面对日军的不断挑衅时，最初给予了日本一些还击，但总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切实支持。于是，张的策略、主张发生了变化，张在爱国爱家的前提下，提出了“全国抗战论”，即东北一隅无实力单独与日本抗衡，中日战争必须是两国之间的战争，倘若与日本的战争仅仅是东北与日本的战争，张学良将军将听命于中央，奉行“力避冲突”方针，甚至于奉行出卖东北父老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想用局部抵抗或不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的到来，目的即是要先执行他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无论是张的“全国抗战论”还是蒋的“局部抗战中的整体不抵抗”，均有各自打算。当两种主张遇到外来入侵，发生冲突时，必然导致两种主张冲着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不抵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炮轰东北军驻地大营，由于事发突然、敌情不明，蒋介石、张学良对日军和日本政府的本意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仍然认为这只是日本人的又一次寻衅滋事。9月18日晚，张学良接报后，虽有“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的预测，仍判断日军是在挑衅。张学良习惯的认为这次事件仍然是日军的无理取闹，是日军在挑逗中国的底线。于是，张依然下达了不还击的命令。9月19日，蒋介石获知事变消息后，第一判断是果然没有出乎自己的预料，日本就是趁蒋在围剿红军和平定福建内乱之际，发动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但蒋介石亦认识到在此时，即使自己有意对抗日本的入侵，也苦于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顾及。于是，默许了张学良的不抵抗。至此，“力避冲突”方针发展为“不抵抗主义”。
1931年11月初，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所担心的日本将会对华全面开战的情况出现。蒋最终看清了日本为什么战而不宣的阴谋。认识到局部的抵抗不会引起日本对华全面战争，也就是说，局部的抵制也可以避免大规模战争。不仅如此，在日本入侵面前，谁抵抗谁就能得民心，谁就可以得到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局部抵抗可以提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号召力、影响力。于是，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在不宣战的原则下，命令锦州守军拼死抵抗，并派遣中央军前去助战。他曾向部属明确表明：“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日军进攻锦州时，张学良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文中反复强调“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亦必须侥幸之理”。东北军各级军官中，也有全国抗战的思想，他们认为：“东北为中国之东北，非东北人之东北，故言抵抗，必须全国以整个力量赴之。”1932年1月3日，张学良不战而放弃锦州，由于蒋介石和张学良抗战思想的冲突（一为“全国抗战”，一为“局部抗战”） ，致使蒋介石要在锦州抵抗的方针，由张学良演变成不抵抗，蒋再次默认了。至此，蒋介石的对外政策已转变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新方针上。从避战的目的来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不过是不抵抗的翻版。从此，局部抵抗和直接交涉，成为蒋避战战略的新支架。 1933年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四省区。此后，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背负着国仇家恨，忍辱负重，等待全国抗战局面的到来，但蒋介石一方面强调自立自强准备抗战，另一方面却在“安内”的幌子下消耗力量，致使内战结束遥遥无期。1936年，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终于迫使蒋介石由“准备抗战”到实行抗战思想转变的完成。至此，执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基本消失。张学良的“全国抗战论”，也终于得以实现。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并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三、“不抵抗主义”的危害
首先是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后，不再对军队进行必要的抵抗的动员，军队已做好了不抵抗的打算，致使中国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面积的领土。在日军发动进攻前不做任何方面的准备，当日军发动进攻时还自以为是的认为仍然是日军在习惯性的寻衅滋事，在此种情况下，军事主官下达不抵抗的错误命令是必然的逻辑结果。而由此带来的严重恶果是中国东三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日军完全占领，1932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东三省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1933年2月，日军出兵热河时，张学良将军带领东北军全力抵抗，然而，负责热河防务的汤玉麟却不战而走，至3月中旬，日军几乎控制了整个热河，热河抗战失败。热河的抗战失败，使中国华北直接摆在了日军的铁蹄面前。华北危机，平津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抉择。
其次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的内战带来了国力的消耗。由于蒋介石一意奉行“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其设想的以空间换时间，待实现全国统一，国力强盛后抵抗日本的策略，因无休止的内战迟迟无法实现，甚至成为了一种空想。长时间的内战对国力的严重消耗，在客观上延长了抗战的时间，推迟了抗战胜利时刻的到来。不抵抗政策的长期存在更使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面临的处境雪上加霜。
最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在日本的疯狂进攻面前，不断涌现甘为日本走狗的卖国贼，如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蒋介石不抵抗指示，迎接日军入城，最后竟以“独立”名义，宣布脱离南京政府建立傀儡政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不抵抗”成了熙洽卖国求荣的一块盾牌。还有吉林省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向日军投降；东三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公然散布战必败谬论，在哈尔滨成立了伪特区维持会，哈尔滨沦陷后，张景惠成为公开投降日本的著名汉奸。
参考文献：
[1]张魁堂.张学良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2]钱近.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J].民国档案，2000（4）.
[3]赵朗.九一八全史（第五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
[4]范德伟、庄兴成.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J].史学月刊.2003（9）.
[5]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6]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J].历史研究，1997（6）.
[7]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
（作者简介：唐春芳、刘文生，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唐艳红（1982.5-），女，山东省济宁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马列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