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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
从大陆来台湾，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觉得台湾社会的宗教真发达，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如“一贯道”，在这里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据说，“一贯道”现在是台湾第一大宗教，在台湾拥有信徒近百万；在台湾之外的华人地区，还有超过百万的信徒。“一贯道”属于新创的宗教，像这样的新宗教在台湾宗教团体中比比皆是。
1950年代，我们曾将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教会学校一律停办，或扫地出门，政府接管了全部教会学校，形成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当时的理由是说“教会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帝国主义代言人或奴才”。后来，这些教会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在台湾复校，或重建，或将精神、资金融入其他学校。这些学校已经成为台湾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中看不出哪些人是帝国主义代言人。如果一定要说教会学校与普通学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更讲究礼数，更文质彬彬，宗教精神的影响使他们显得更从容更优雅，更富有同情心。
据官方统计，现在台湾登记在册的宗教团体共二十七种，信徒数百万人。遍布城乡的寺庙、教堂数千家，平均每一万人拥有寺庙、教堂六七所。这是台湾得以保持传统、民俗的一个重要管道。
我曾问一位教派领袖，台湾是否有“家庭教会”、“地下教会”？这位朋友感到很惊讶，他反问，为什么会有“地下教会”啊？台湾宗教组织登记注册非常简单，只要符合政府公布的条件，就可以到相关部门登记成立，政府并不会拿纳税人的钱补贴宗教，也不会从这些机构谋取利益。这里不论什么宗教，都是经费自筹，人事自主，不会给宗教人士定级别。
据我有限的观察，台湾各宗教内部事务自主，但他们并不是主持、主教一言九鼎的家长式，而是充分现代化，民主选举。这位朋友说，他们借鉴了罗马教廷选举教皇的模式。
我们无神论者有一个成见，以为宗教中的人一定是现实中遇到了问题，比如感情受挫、事业不顺，或因其他事情想不开。用老话说，就是“逃禅”，是无路可走后祈求神灵。通过对台湾宗教生活的近距离观察，这些看法大错特错，无神论者不明白宗教生活的意义，不知道宗教生活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样式，与挫折或成功毫无关联。
在过去很多年，我们认为宗教就是“鸦片”，愚昧，反科学。现在看来，这个看法并不能成立，不要说台湾具有宗教背景的大学、中学向社会输送了无量数的人才，即便在他们的校园里，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刻意灌输偏执的信仰。信仰自由，已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还是思想自由、意志自主，现代宗教要想存活发展，也必须遵循现代社会的规则。
传统中国还有一个说法值得重新辨识，我们一直重申“沙门不敬王者”，强调宗教发展的独立性。其实，这句话在近代以来可能被误读了，人们参照欧洲中世纪王权、神权合一的特征，以为沙门不敬王者，就是宗教不得干预世俗。这个认识可能是不对的。有机会在台湾参加过几次有宗教界人士在场的会议，说到世俗事务，比如两岸关系、中国未来时，不仅那些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慷慨激昂，大胆陈词，表达看法，即便那些年青一代、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宗教领袖，照样不管不顾，表达看法。由此，重新思索“沙门不敬王者”这句话，其实是在说宗教自主，是不让世俗王权干预神权，但并不限制神权干预王权，“不敬王者”，是一种更加平等的感觉。
事实上，我们在台湾也可以看到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的关系。大体上说，政治领袖对宗教领袖格外尊重，这种尊重又不像在大陆各地宗教景观中看到的，官员们见庙就进，见佛就拜，祈求保佑。一位宗教领袖告诉我，台湾政治领袖之所以格外在意宗教团体，主要是因为宗教团体拥有的信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票选结果。
现代人应有一个信仰生活，不能让物质、贪欲占据生命全部。宗教信仰不会破坏社会。放开宗教，必将使社会更和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
从大陆来台湾，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觉得台湾社会的宗教真发达，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如“一贯道”，在这里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据说，“一贯道”现在是台湾第一大宗教，在台湾拥有信徒近百万；在台湾之外的华人地区，还有超过百万的信徒。“一贯道”属于新创的宗教，像这样的新宗教在台湾宗教团体中比比皆是。
1950年代，我们曾将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教会学校一律停办，或扫地出门，政府接管了全部教会学校，形成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当时的理由是说“教会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帝国主义代言人或奴才”。后来，这些教会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在台湾复校，或重建，或将精神、资金融入其他学校。这些学校已经成为台湾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中看不出哪些人是帝国主义代言人。如果一定要说教会学校与普通学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更讲究礼数，更文质彬彬，宗教精神的影响使他们显得更从容更优雅，更富有同情心。
据官方统计，现在台湾登记在册的宗教团体共二十七种，信徒数百万人。遍布城乡的寺庙、教堂数千家，平均每一万人拥有寺庙、教堂六七所。这是台湾得以保持传统、民俗的一个重要管道。
我曾问一位教派领袖，台湾是否有“家庭教会”、“地下教会”？这位朋友感到很惊讶，他反问，为什么会有“地下教会”啊？台湾宗教组织登记注册非常简单，只要符合政府公布的条件，就可以到相关部门登记成立，政府并不会拿纳税人的钱补贴宗教，也不会从这些机构谋取利益。这里不论什么宗教，都是经费自筹，人事自主，不会给宗教人士定级别。
据我有限的观察，台湾各宗教内部事务自主，但他们并不是主持、主教一言九鼎的家长式，而是充分现代化，民主选举。这位朋友说，他们借鉴了罗马教廷选举教皇的模式。
我们无神论者有一个成见，以为宗教中的人一定是现实中遇到了问题，比如感情受挫、事业不顺，或因其他事情想不开。用老话说，就是“逃禅”，是无路可走后祈求神灵。通过对台湾宗教生活的近距离观察，这些看法大错特错，无神论者不明白宗教生活的意义，不知道宗教生活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样式，与挫折或成功毫无关联。
在过去很多年，我们认为宗教就是“鸦片”，愚昧，反科学。现在看来，这个看法并不能成立，不要说台湾具有宗教背景的大学、中学向社会输送了无量数的人才，即便在他们的校园里，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刻意灌输偏执的信仰。信仰自由，已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还是思想自由、意志自主，现代宗教要想存活发展，也必须遵循现代社会的规则。
传统中国还有一个说法值得重新辨识，我们一直重申“沙门不敬王者”，强调宗教发展的独立性。其实，这句话在近代以来可能被误读了，人们参照欧洲中世纪王权、神权合一的特征，以为沙门不敬王者，就是宗教不得干预世俗。这个认识可能是不对的。有机会在台湾参加过几次有宗教界人士在场的会议，说到世俗事务，比如两岸关系、中国未来时，不仅那些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慷慨激昂，大胆陈词，表达看法，即便那些年青一代、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宗教领袖，照样不管不顾，表达看法。由此，重新思索“沙门不敬王者”这句话，其实是在说宗教自主，是不让世俗王权干预神权，但并不限制神权干预王权，“不敬王者”，是一种更加平等的感觉。
事实上，我们在台湾也可以看到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的关系。大体上说，政治领袖对宗教领袖格外尊重，这种尊重又不像在大陆各地宗教景观中看到的，官员们见庙就进，见佛就拜，祈求保佑。一位宗教领袖告诉我，台湾政治领袖之所以格外在意宗教团体，主要是因为宗教团体拥有的信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票选结果。
现代人应有一个信仰生活，不能让物质、贪欲占据生命全部。宗教信仰不会破坏社会。放开宗教，必将使社会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