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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建设的蓬勃发展，农民工群体的组成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日渐淡出社会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正崛然兴起。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与社会转型的“共时展开”，极大地增添了城市政治问题的复杂性。新生代农工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抗争活动在受到当前城市政治制约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将重新塑造城市的政治生态。本文尝试从阶级理论和抗争政治的角度，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和政治倾向的基础上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有否可能成为“城市新阶级”，并进一步探讨了在“非阶级”状况下未来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形态及其分流机制。
关 键 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新阶级；社会抗争；城市政治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５５－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０６
作者简介：王中原（１９８６—），男，安徽宣城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
在城市化背景下，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交杂性共同构筑起城市特有的政治生活方式。市民社会、中产阶级、社区治理等传统话语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城市的政治问题。当前日益突出的城市群体性事件、暴力冲突和维权抗争让我们看到：城市政治不仅仅是“维稳”的政治，而且是“维权”的政治；不仅仅是政府治理的政治，而且是社会抗争的政治；不仅仅是城市人的政治，同时也是农民工群体这类“城市边缘人”的政治。
历经２０多年的“漂移生存”，农民工群体的组成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日渐淡出社会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正崛然兴起。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未来城市的政治生态。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提出，他通过研究发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农民工群体在流动动机和社会特征等方面开始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并初步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外出打工、“年龄在２５周岁以下”的群体称为新生代农民工。［１］与此相呼应，许传新在２００６年的调查中，则将“新生代”限定为２８岁以下的农民工。［２］本文为分析方便和界分清晰起见，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１９８０年之后出生在农村或城镇，并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①其群体规模约占农民工总数的６０％。②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政治倾向如何？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可能成为转型社会中的“新阶级”？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抗争形态将如何变化？对这一农民工细分群体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时城市政治的理解以及提高对未来城市政治发展的预见。
从以往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多从社会学角度通过一定区域内小规模的实证调查呈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利益诉求。侧重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权利保障问题的考察，［３］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和流动动机的分析，［４］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与城市适应性的研究。［５］大多研究都停留在“问题与对策”层面，缺乏较深入的“机制”分析，要么唯意志地认为城市有足够的社会吸纳能力和政治包容度来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要么直观地将新生代农工视作城市社会问题的诱导性因素。笔者认为这个两个极端要么忽略了城市政治结构的复杂性，要么否定了农民工抗争行为的某种正当性。本文拟从阶级理论①和抗争政治的角度，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和政治倾向的基础上，探问新生代农民工有否可能成为“新的阶级”，并进一步解析在“非阶级”状况下未来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形态及其分流机制。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政治倾向
由于时代境遇和成长历经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人素养、价值观念、职业期望、生活习惯、身份认知、社交关系乃至权利欲求等方面较之上一代农民工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城市氛围中相互生成、交相作用，逐步构建起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政治倾向。
首先，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因而职业期待较高，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也更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家庭状况和教育环境的限制，他们在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方面远不及同龄的城市青年。因此，从职业分布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父辈那样多从事建筑等高强度体力劳动行业，也不像城市青年那样多从事办公室等白领职业，他们从事的职业大多集中在城市服务业和制造业，而这些行业的职业待遇特别是工资水平都相对较低，这便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双向（与父辈比较、与城市青年比较）的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加之其日渐形成的城市化消费习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过着一种城市人的消费生活。在闲暇时间的安排上，除了看电视外，他们会去网吧上网、唱ＫＴＶ、逛街乃至小规模聚会等；在日常消费上，大部分人拥有手机，不少人拥有ＭＰ３甚至个人电脑等），使得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收入支出的平衡以及财富积累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
其次，就流动动机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基于“生存理性”而外出或留在城市，而更多地是将城市视作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自我发展的机遇平台。他们带有很强的“开眼界、闯天下”的打拼情结，更为积极主动地追求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其乡土认同较弱，普遍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期望通过自身的奋斗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尊严和权利，甚至最终在城市中扎根立足。新生代农民工动机结构开始从经济型转变为“经济型、生活型和发展型并存”，使得他们对机会平等和待遇公正的诉求比其父辈更为强烈。
再次，从身份认同上来说，长期的城市生活经历不断消解着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社会记忆和情感认同，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不再适应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城市的制度结构和社会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又将新生代农民工隔离在真正的市民生活之外。用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来看，当新生代农民工以传统农民作为“想象中的他者”加以参照时，发现自身与从事土地生产的农民有很大不同，从而无法认同农民身份。但反过来，当新生代农民工以城市人作为 “想象中的他者” 加以比照时，发现自身与拥有职业声望和广泛社会权利的城市人之间也有巨大差异，因此又无法从事实上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在身份期望和发展动机的刺激下，这种身份认同的“飘渺”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的冲击较之父辈更为强烈，长期的“半城市化”［６］状态使得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市，又不愿或无法回归乡土的“城市夹心层”或“城市边缘人”。
与此相对应，新生代农民工凭借其教育基础和个人素养，加之城市氛围和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熏陶，在权利和平等意识上日渐觉醒。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不断扩大，农民工群体代际之间正经历着“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向更多地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权利转变”，然而城市体制对农民工的“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孙立平语）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不公和城市偏见有着更加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强烈的身份失落和巨大的权利鸿沟加深了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身生存境况和发展潜力的桎梏。较之父辈更强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生活期望，加之社会知识、维权意识和议价能力的提高，使得新生代农民的权利诉求已经开始从“生存理性”向“权利理性”过渡，进而他们的社会权利的争取意识和城市政治的参与意识有明显的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还有很多，［７］例如，绝大多数未婚，没有或较少有家庭负担；拥有更为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对新事物具有更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等等。有的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８］这种特征概括更多涉及群体的表面性状，至于这些性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社会心理、认同结构和政治倾向，并最终决定群体的政治行为，都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
二、从“边缘人”到“新阶级”？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群相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人，他们日益感受到生活境况的改善不光依赖于自身的积极努力，同时还依赖对社会权利的争取和对不公正待遇的抗争。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特征和政治倾向是否意味着他们将从“城市边缘人”或“城市夹心层”转变成“城市新阶级”①呢？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等方面来看，的确存在很多有利于阶级形成的因素。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农村生活场域，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逐步形成了特有的“亚文化群落”。“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拥有的资源将最终决定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城市的哪个地点”，［９］（ｐ７３）这些群落要么按照职业分布，即一个工厂或相关行业的农民工共同在一个区域内生产和生活，其生活环境、交往模式、消费习惯、思维方式等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要么按照乡缘分布，即来自同一地区的亲戚、朋友和老乡集中居住在城市的某一区域，其情感纽带、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这种同质性、交互性和相互依赖性较之城市的其他群体更高，他们还共享着大体相似的社会知识和城市生活经验，在长期的互动交往过程中很容易形成群体认同。
其次，从群体经历②上来看，宏观上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较为同质的社会环境，他们在追求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都受到了来自于城市社会的人为区隔和制度性排斥，这就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微观上，工作场所提供的规制和惩罚，工资和相关职业待遇的低下，饮食、服装、住宅、医疗乃至性生活上的诸多困难，教育和精神生活的高度匮乏等，共同的生命体验和社会记忆将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他们彼此间的“类认同”。更有甚者，新生代农民的群体认同还存在高度的“内卷化”倾向，他们交往的对象多以其所在的地缘群体和职业群体为主，城市主流社会几乎处在其交往半径之外，群体内部的故事分享、观点传播和情绪感染加深了认同的深度，并增强了对外部群体的防御性和对抗性。
再次，从社会心理上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较父辈农民工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其从事的职业（依然是“赃、累、差、重、险”等城市人不屑的职业）、享受的社会待遇（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社会尊重的缺乏等）和面临的制度环境（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壁垒）依旧与父辈大体相当，并且与城市人形成巨大反差，加之青春期的躁动和对未来的迷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社会距离感乃至不满情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心理体验，报纸、杂志、电视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覆盖及其与城市生活的紧密关联，尤其是手机和网络等信息传播工具的普及，大大催生了其群体心理的形成。
总之，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始终处在城市的“夹心层”，其俨然已被城市社会视作一个较为独立的群体。从自我认知上看，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日益凸显的与父辈农民工不同的“新生特质”激化了其作为“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体验，加之对父辈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痛苦记忆，其群体认同正在日渐生成并加深。再者，城市中的风险分担是高度不对称的，也就是说，风险遭遇透过体制安排和社会结构进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为底层社会所集中体验，作为城市风险转嫁的最终承受者之一（例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很有可能大量失业而沦为“游民”），新生代农民工在客观上已经具备“自在阶级”的某些特征。
但这是否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不久的将来真的能够成为“城市新阶级”呢？笔者持保留态度。因为阶级的形成和稳固需要具备几个核心条件：强烈的阶级意识、清晰的阶级边界和统一的阶级实践。然而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行动模式而言，上述三个要件都很不完备。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明确而统一的阶级意识。①“新生代农民”的称谓本身就是由外在界定并强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宽泛概念，并不能完全被其所指称的群体所接受；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经验并不能直接转化为阶级意识，“经验必须被解释，并且解释总是以某种政治和文化脉络为前提，同样的微观经验和相同的心理机制，会根据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脉络产生不同形式的意识”，［１０］（ｐ４００）也就是说群体的共同经历和社会遭遇缺乏统一的话语解释体系。例如，将自身遭遇的不利境况，遭受的失败、损失和挫折以及所处的不利地位等进行内部归因，即归因于自身能力，还是外部归因，即归因于他人、组织、政府或社会，从而很难形成共享的阶级意识。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没有清晰的阶级边界。一方面，群体内部存在职业结构、②居住区域、乡缘成分、知识层次的分化，次级群体之间也存在由于职业竞争、帮派矛盾、地域仇视等引发的冲突，进而使得阶级边界高度模糊。另一方面，不同的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存在差异，不同个体与城市社会网络的关系和现存制度安排的依附程度也不尽相同，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不是城市发展的绝对受害者和被剥夺者，其心理落差很可能在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戏剧性”中得到缓解或补偿，并被“机遇期望”、社会交往所“柔化”。再者，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更高的“空间转移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他们在城市与城市、职业和职业之间拥有较广泛的自由选择空间，进而极大地提高了“阶级边界的可渗透性”。③
再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缺乏统一和常态化的阶级实践。④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群体认同的过程，而且是群体实践的过程，然而在当前中国城市的政治框架和制度安排当中，并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实践提供足够的合法性空间，他们无法成立自己的工会、行业协会等维权组织，更无法参加城市的选举和治理活动。一方面，城市政治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强的集体诉求提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另一方面，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例如近年来一些城市的罢工事件）多为争取物质权益，缺乏规范化的组织动员机制。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该群体很难形成有序的集体行动，也就很难通过统一和常态化的群体实践对阶级进行锻造。
总之，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等都有利于其阶级结构的形成，甚至客观上已经呈现出“自在阶级”的某些特性，但当前中国的转型社会结构和城市政治生态加之群体内部的异质化倾向，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为阶级”，因而也就无法完成从“城市边缘人”或“城市夹心层”到“城市新阶级”的彻底转变。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形态及其分流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很难成为“城市新阶级”并不意味着城市中没有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活动，相反，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与社会转型的“共时展开”，大大加添了城市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未能实现“成长的共享”，城市政治生态和制度安排很难保障平等的公民待遇。与此相对应，新生代农民工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加之发展期望与现实遭遇、权益诉求与城市排斥、扎根意愿和生存困境之间的强烈落差，很容易导致他们对城市社会的严重不满，进而诉诸抗争行动。
上文中有利于阶级形成的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生着城市抗争政治的形成，当前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活动日渐呈现出四类形态：治安犯罪、不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集体暴力、有序的群体抗争。
首先，长期以来，治安犯罪被视作利益诱导下的个体行为失范，而本文更倾向于将其归为社会抗争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的底层生活经历以及在工作和城市生活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其很容易“将遭受的失败、损失和挫折以及所处的不利地位等进行外部归因（归因于他人、组织、政府或社会）”，加之外部世界的物质刺激和生存困境的胁迫，在失落情绪和怨愤心理得不到有效释放的情形下，很容易诉诸治安犯罪，表现为盗窃，抢劫，城市破坏和故意伤害等。①治安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弱者的武器”，是新生代农民工用以争取生存空间、公正待遇或排遣怨愤心理的极端抗争手段。
其次，“非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生活不如意，或在工作中得不到满意的报酬和待遇乃至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们可能采取“非合作主义”（例如，消极怠工、跳槽、转移到别的城市②等）或“分散维权”（个体的诉讼、上访等）。此类抗争形态一般需要足够的社会支持系统（家庭的经济支持、交际网络的支持、社会的舆论支持等）和渠道资源（申诉渠道、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渠道、信息获取渠道等）。
第三，“集体暴力”。新生代农民工基于相似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形成较高的“群体认同”，加之内部的经历分享、观点传播和情绪感染等都增强了其对外部社会的防御性和对抗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期望和权利诉求在现行的城市制度安排下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得不到及时排遣，在极端个案的刺激下，群体意识高度聚合，③进而导致即时有效的“边界激活”，④诉诸集体暴力（例如近年来，一些南方城市的群体性事件）。表现为失控的群体性事件、黑社会的群体报复等，此类抗争形态直接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管制。
第四，“有序的群体抗争”。这种抗争形态的促发机制与“集体暴力”大体相似，但由于行为主体较为理性、组织化规范化程度较高、城市提供的制度空间较为充足等，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以一种有序、理性的方式进行群体抗争。
上述新生代农民的四类抗争形态在当前中国的城市政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不同城市中抗争形态的分布情况亦有差异，但大体上多集中于前三类，其间受到诸多宏观制度性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每种抗争形态都不是刚性的或封闭的，而是相互流动的，两两之间都存在彼此的拉力和推力（如下图），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作出的“成本——收益”分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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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抗争形态的分流机制
如图所示，当城市的治安管理得力、犯罪的风险较大，而对应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渠道资源充足时，个体的抗争可能更倾向于“非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而当个体的抗争（无论是“治安犯罪”还是“不合作主义和个体维权”）都无法满足其收益期望和权利诉求时，伴随着“普遍化信念的产生，触发因素或事件的刺激、有效社会动员的启动、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１１］抗争形态就更可能向“集体暴力”或“有序的群体抗争”分流，⑥严重者可导致大规模的“城市社会运动”；⑦当“有序的群体抗争”缺乏足够的制度空间和参与渠道而受到长期压制时，要么分散化为个体或小规模的“治安犯罪”，要么激进化为失序的“集体暴力”；当“集体暴力”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高度威胁，或者个体的维权环境、有序抗争的社会机制有所改善时，新生代农民的抗争行动将向“个体维权”和“有序的群体抗争”分流。
当然，新生代农民工抗争形态的分流机制受到更多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法制环境、城市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安排等，中观层面的社区治理方式、社会整合程度等，以及微观层面的心理倾向、个人能力、个体遭遇等。但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四类抗争形态中作何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可引导的，城市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城市中“任何不被系统调节的基本矛盾都会导致政治体系中的激烈矛盾”。［１２］在利益分配失衡、 社会发展断裂和传统价值观式微的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将引发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城市问题，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从“城市边缘人”或“城市夹心层”转变为“城市新阶级”，但其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抗争活动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城市的政治生态。城市政治的发展和治理方式的变革能否有效地引导和规范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为，将最终影响城市社会的稳定。但必须重申，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与未来城市抗争政治的分析绝不能站在“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威胁力量”的前设立场或结论认定上，相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弱势权利主体理应受到相应的制度保护和社会关怀，城市政府的对策不是要消弭其抗争，而是应该将维权活动有序化和制度化，减少其暴利强度和社会破坏力。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过程也是城市政治形态和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和演进的过程，未来城市的抗争政治将大大推动城市政府回应能力和变革能力的提升，乃至整个城市政治文化的更新。
【参考文献】
［１］参见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０３）；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０１）．
［２］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Ｊ］．学术探索，２００７，（０３）．
［３］参见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Ｊ］．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０７，（０５）；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Ｊ］．人口研究，２００８，（０５）；刘建荣．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保障诉求［Ｊ］．学习论坛，２００８，（０７）．
［４］参见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Ｊ］．学术探索，２００７，（０３）；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０３）；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０１）．
［５］参见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心态［Ｊ］．社会心理科学，２００７，（１２）；李伟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Ｊ］．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０４）；吴红宇，谢国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Ｊ］．南方人口，２００６，（０２）．
［６］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０５）．
［７］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Ｊ］．兰州学刊，２００９，（０７）．
［８］韩振方．论新生代民工的特点与作用［Ｊ］．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０４）．
［９］（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著．城市的世界［Ｍ］．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
［１０］（美）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Ｍ］．陈心想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１］“价值累加理论”，Ｎｅｉｌ Ｊ． Ｓｍｅｌｓ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ｐｐ．１５－３８７．
［１２］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Ｍ．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Ａｍｏｌｄ，１９７７ａ．
（责任编辑：牟春野）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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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新阶级；社会抗争；城市政治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５５－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０６
作者简介：王中原（１９８６—），男，安徽宣城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
在城市化背景下，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交杂性共同构筑起城市特有的政治生活方式。市民社会、中产阶级、社区治理等传统话语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城市的政治问题。当前日益突出的城市群体性事件、暴力冲突和维权抗争让我们看到：城市政治不仅仅是“维稳”的政治，而且是“维权”的政治；不仅仅是政府治理的政治，而且是社会抗争的政治；不仅仅是城市人的政治，同时也是农民工群体这类“城市边缘人”的政治。
历经２０多年的“漂移生存”，农民工群体的组成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日渐淡出社会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正崛然兴起。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未来城市的政治生态。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２０１０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提出，他通过研究发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农民工群体在流动动机和社会特征等方面开始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并初步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外出打工、“年龄在２５周岁以下”的群体称为新生代农民工。［１］与此相呼应，许传新在２００６年的调查中，则将“新生代”限定为２８岁以下的农民工。［２］本文为分析方便和界分清晰起见，将“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１９８０年之后出生在农村或城镇，并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①其群体规模约占农民工总数的６０％。②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政治倾向如何？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可能成为转型社会中的“新阶级”？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抗争形态将如何变化？对这一农民工细分群体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时城市政治的理解以及提高对未来城市政治发展的预见。
从以往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多从社会学角度通过一定区域内小规模的实证调查呈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利益诉求。侧重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权利保障问题的考察，［３］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和流动动机的分析，［４］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与城市适应性的研究。［５］大多研究都停留在“问题与对策”层面，缺乏较深入的“机制”分析，要么唯意志地认为城市有足够的社会吸纳能力和政治包容度来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要么直观地将新生代农工视作城市社会问题的诱导性因素。笔者认为这个两个极端要么忽略了城市政治结构的复杂性，要么否定了农民工抗争行为的某种正当性。本文拟从阶级理论①和抗争政治的角度，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和政治倾向的基础上，探问新生代农民工有否可能成为“新的阶级”，并进一步解析在“非阶级”状况下未来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形态及其分流机制。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政治倾向
由于时代境遇和成长历经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人素养、价值观念、职业期望、生活习惯、身份认知、社交关系乃至权利欲求等方面较之上一代农民工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城市氛围中相互生成、交相作用，逐步构建起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政治倾向。
首先，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因而职业期待较高，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也更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家庭状况和教育环境的限制，他们在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方面远不及同龄的城市青年。因此，从职业分布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父辈那样多从事建筑等高强度体力劳动行业，也不像城市青年那样多从事办公室等白领职业，他们从事的职业大多集中在城市服务业和制造业，而这些行业的职业待遇特别是工资水平都相对较低，这便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双向（与父辈比较、与城市青年比较）的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加之其日渐形成的城市化消费习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过着一种城市人的消费生活。在闲暇时间的安排上，除了看电视外，他们会去网吧上网、唱ＫＴＶ、逛街乃至小规模聚会等；在日常消费上，大部分人拥有手机，不少人拥有ＭＰ３甚至个人电脑等），使得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收入支出的平衡以及财富积累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
其次，就流动动机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基于“生存理性”而外出或留在城市，而更多地是将城市视作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自我发展的机遇平台。他们带有很强的“开眼界、闯天下”的打拼情结，更为积极主动地追求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其乡土认同较弱，普遍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期望通过自身的奋斗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尊严和权利，甚至最终在城市中扎根立足。新生代农民工动机结构开始从经济型转变为“经济型、生活型和发展型并存”，使得他们对机会平等和待遇公正的诉求比其父辈更为强烈。
再次，从身份认同上来说，长期的城市生活经历不断消解着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社会记忆和情感认同，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不再适应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城市的制度结构和社会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又将新生代农民工隔离在真正的市民生活之外。用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来看，当新生代农民工以传统农民作为“想象中的他者”加以参照时，发现自身与从事土地生产的农民有很大不同，从而无法认同农民身份。但反过来，当新生代农民工以城市人作为 “想象中的他者” 加以比照时，发现自身与拥有职业声望和广泛社会权利的城市人之间也有巨大差异，因此又无法从事实上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在身份期望和发展动机的刺激下，这种身份认同的“飘渺”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的冲击较之父辈更为强烈，长期的“半城市化”［６］状态使得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市，又不愿或无法回归乡土的“城市夹心层”或“城市边缘人”。
与此相对应，新生代农民工凭借其教育基础和个人素养，加之城市氛围和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熏陶，在权利和平等意识上日渐觉醒。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不断扩大，农民工群体代际之间正经历着“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向更多地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权利转变”，然而城市体制对农民工的“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孙立平语）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不公和城市偏见有着更加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强烈的身份失落和巨大的权利鸿沟加深了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身生存境况和发展潜力的桎梏。较之父辈更强的竞争优势和更高的生活期望，加之社会知识、维权意识和议价能力的提高，使得新生代农民的权利诉求已经开始从“生存理性”向“权利理性”过渡，进而他们的社会权利的争取意识和城市政治的参与意识有明显的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还有很多，［７］例如，绝大多数未婚，没有或较少有家庭负担；拥有更为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对新事物具有更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等等。有的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８］这种特征概括更多涉及群体的表面性状，至于这些性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社会心理、认同结构和政治倾向，并最终决定群体的政治行为，都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
二、从“边缘人”到“新阶级”？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群相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人，他们日益感受到生活境况的改善不光依赖于自身的积极努力，同时还依赖对社会权利的争取和对不公正待遇的抗争。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特征和政治倾向是否意味着他们将从“城市边缘人”或“城市夹心层”转变成“城市新阶级”①呢？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等方面来看，的确存在很多有利于阶级形成的因素。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农村生活场域，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逐步形成了特有的“亚文化群落”。“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所拥有的资源将最终决定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城市的哪个地点”，［９］（ｐ７３）这些群落要么按照职业分布，即一个工厂或相关行业的农民工共同在一个区域内生产和生活，其生活环境、交往模式、消费习惯、思维方式等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要么按照乡缘分布，即来自同一地区的亲戚、朋友和老乡集中居住在城市的某一区域，其情感纽带、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这种同质性、交互性和相互依赖性较之城市的其他群体更高，他们还共享着大体相似的社会知识和城市生活经验，在长期的互动交往过程中很容易形成群体认同。
其次，从群体经历②上来看，宏观上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较为同质的社会环境，他们在追求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都受到了来自于城市社会的人为区隔和制度性排斥，这就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生活。微观上，工作场所提供的规制和惩罚，工资和相关职业待遇的低下，饮食、服装、住宅、医疗乃至性生活上的诸多困难，教育和精神生活的高度匮乏等，共同的生命体验和社会记忆将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他们彼此间的“类认同”。更有甚者，新生代农民的群体认同还存在高度的“内卷化”倾向，他们交往的对象多以其所在的地缘群体和职业群体为主，城市主流社会几乎处在其交往半径之外，群体内部的故事分享、观点传播和情绪感染加深了认同的深度，并增强了对外部群体的防御性和对抗性。
再次，从社会心理上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较父辈农民工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其从事的职业（依然是“赃、累、差、重、险”等城市人不屑的职业）、享受的社会待遇（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社会尊重的缺乏等）和面临的制度环境（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壁垒）依旧与父辈大体相当，并且与城市人形成巨大反差，加之青春期的躁动和对未来的迷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社会距离感乃至不满情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心理体验，报纸、杂志、电视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覆盖及其与城市生活的紧密关联，尤其是手机和网络等信息传播工具的普及，大大催生了其群体心理的形成。
总之，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始终处在城市的“夹心层”，其俨然已被城市社会视作一个较为独立的群体。从自我认知上看，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日益凸显的与父辈农民工不同的“新生特质”激化了其作为“城市边缘人”的身份体验，加之对父辈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痛苦记忆，其群体认同正在日渐生成并加深。再者，城市中的风险分担是高度不对称的，也就是说，风险遭遇透过体制安排和社会结构进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为底层社会所集中体验，作为城市风险转嫁的最终承受者之一（例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很有可能大量失业而沦为“游民”），新生代农民工在客观上已经具备“自在阶级”的某些特征。
但这是否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不久的将来真的能够成为“城市新阶级”呢？笔者持保留态度。因为阶级的形成和稳固需要具备几个核心条件：强烈的阶级意识、清晰的阶级边界和统一的阶级实践。然而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行动模式而言，上述三个要件都很不完备。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明确而统一的阶级意识。①“新生代农民”的称谓本身就是由外在界定并强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宽泛概念，并不能完全被其所指称的群体所接受；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经验并不能直接转化为阶级意识，“经验必须被解释，并且解释总是以某种政治和文化脉络为前提，同样的微观经验和相同的心理机制，会根据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脉络产生不同形式的意识”，［１０］（ｐ４００）也就是说群体的共同经历和社会遭遇缺乏统一的话语解释体系。例如，将自身遭遇的不利境况，遭受的失败、损失和挫折以及所处的不利地位等进行内部归因，即归因于自身能力，还是外部归因，即归因于他人、组织、政府或社会，从而很难形成共享的阶级意识。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没有清晰的阶级边界。一方面，群体内部存在职业结构、②居住区域、乡缘成分、知识层次的分化，次级群体之间也存在由于职业竞争、帮派矛盾、地域仇视等引发的冲突，进而使得阶级边界高度模糊。另一方面，不同的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存在差异，不同个体与城市社会网络的关系和现存制度安排的依附程度也不尽相同，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不是城市发展的绝对受害者和被剥夺者，其心理落差很可能在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戏剧性”中得到缓解或补偿，并被“机遇期望”、社会交往所“柔化”。再者，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更高的“空间转移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他们在城市与城市、职业和职业之间拥有较广泛的自由选择空间，进而极大地提高了“阶级边界的可渗透性”。③
再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缺乏统一和常态化的阶级实践。④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群体认同的过程，而且是群体实践的过程，然而在当前中国城市的政治框架和制度安排当中，并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实践提供足够的合法性空间，他们无法成立自己的工会、行业协会等维权组织，更无法参加城市的选举和治理活动。一方面，城市政治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增强的集体诉求提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另一方面，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例如近年来一些城市的罢工事件）多为争取物质权益，缺乏规范化的组织动员机制。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该群体很难形成有序的集体行动，也就很难通过统一和常态化的群体实践对阶级进行锻造。
总之，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等都有利于其阶级结构的形成，甚至客观上已经呈现出“自在阶级”的某些特性，但当前中国的转型社会结构和城市政治生态加之群体内部的异质化倾向，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为阶级”，因而也就无法完成从“城市边缘人”或“城市夹心层”到“城市新阶级”的彻底转变。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形态及其分流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很难成为“城市新阶级”并不意味着城市中没有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活动，相反，当前中国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与社会转型的“共时展开”，大大加添了城市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未能实现“成长的共享”，城市政治生态和制度安排很难保障平等的公民待遇。与此相对应，新生代农民工竞争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加之发展期望与现实遭遇、权益诉求与城市排斥、扎根意愿和生存困境之间的强烈落差，很容易导致他们对城市社会的严重不满，进而诉诸抗争行动。
上文中有利于阶级形成的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生着城市抗争政治的形成，当前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活动日渐呈现出四类形态：治安犯罪、不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集体暴力、有序的群体抗争。
首先，长期以来，治安犯罪被视作利益诱导下的个体行为失范，而本文更倾向于将其归为社会抗争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的底层生活经历以及在工作和城市生活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其很容易“将遭受的失败、损失和挫折以及所处的不利地位等进行外部归因（归因于他人、组织、政府或社会）”，加之外部世界的物质刺激和生存困境的胁迫，在失落情绪和怨愤心理得不到有效释放的情形下，很容易诉诸治安犯罪，表现为盗窃，抢劫，城市破坏和故意伤害等。①治安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弱者的武器”，是新生代农民工用以争取生存空间、公正待遇或排遣怨愤心理的极端抗争手段。
其次，“非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生活不如意，或在工作中得不到满意的报酬和待遇乃至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们可能采取“非合作主义”（例如，消极怠工、跳槽、转移到别的城市②等）或“分散维权”（个体的诉讼、上访等）。此类抗争形态一般需要足够的社会支持系统（家庭的经济支持、交际网络的支持、社会的舆论支持等）和渠道资源（申诉渠道、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渠道、信息获取渠道等）。
第三，“集体暴力”。新生代农民工基于相似的生存环境、群体经历和社会心理形成较高的“群体认同”，加之内部的经历分享、观点传播和情绪感染等都增强了其对外部社会的防御性和对抗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期望和权利诉求在现行的城市制度安排下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强烈的“城市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得不到及时排遣，在极端个案的刺激下，群体意识高度聚合，③进而导致即时有效的“边界激活”，④诉诸集体暴力（例如近年来，一些南方城市的群体性事件）。表现为失控的群体性事件、黑社会的群体报复等，此类抗争形态直接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管制。
第四，“有序的群体抗争”。这种抗争形态的促发机制与“集体暴力”大体相似，但由于行为主体较为理性、组织化规范化程度较高、城市提供的制度空间较为充足等，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以一种有序、理性的方式进行群体抗争。
上述新生代农民的四类抗争形态在当前中国的城市政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不同城市中抗争形态的分布情况亦有差异，但大体上多集中于前三类，其间受到诸多宏观制度性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每种抗争形态都不是刚性的或封闭的，而是相互流动的，两两之间都存在彼此的拉力和推力（如下图），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作出的“成本——收益”分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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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抗争形态的分流机制
如图所示，当城市的治安管理得力、犯罪的风险较大，而对应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渠道资源充足时，个体的抗争可能更倾向于“非合作主义和分散维权”；而当个体的抗争（无论是“治安犯罪”还是“不合作主义和个体维权”）都无法满足其收益期望和权利诉求时，伴随着“普遍化信念的产生，触发因素或事件的刺激、有效社会动员的启动、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１１］抗争形态就更可能向“集体暴力”或“有序的群体抗争”分流，⑥严重者可导致大规模的“城市社会运动”；⑦当“有序的群体抗争”缺乏足够的制度空间和参与渠道而受到长期压制时，要么分散化为个体或小规模的“治安犯罪”，要么激进化为失序的“集体暴力”；当“集体暴力”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高度威胁，或者个体的维权环境、有序抗争的社会机制有所改善时，新生代农民的抗争行动将向“个体维权”和“有序的群体抗争”分流。
当然，新生代农民工抗争形态的分流机制受到更多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法制环境、城市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安排等，中观层面的社区治理方式、社会整合程度等，以及微观层面的心理倾向、个人能力、个体遭遇等。但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四类抗争形态中作何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可引导的，城市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城市中“任何不被系统调节的基本矛盾都会导致政治体系中的激烈矛盾”。［１２］在利益分配失衡、 社会发展断裂和传统价值观式微的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将引发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城市问题，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从“城市边缘人”或“城市夹心层”转变为“城市新阶级”，但其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抗争活动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城市的政治生态。城市政治的发展和治理方式的变革能否有效地引导和规范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为，将最终影响城市社会的稳定。但必须重申，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与未来城市抗争政治的分析绝不能站在“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威胁力量”的前设立场或结论认定上，相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弱势权利主体理应受到相应的制度保护和社会关怀，城市政府的对策不是要消弭其抗争，而是应该将维权活动有序化和制度化，减少其暴利强度和社会破坏力。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过程也是城市政治形态和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和演进的过程，未来城市的抗争政治将大大推动城市政府回应能力和变革能力的提升，乃至整个城市政治文化的更新。
【参考文献】
［１］参见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０３）；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０１）．
［２］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Ｊ］．学术探索，２００７，（０３）．
［３］参见王艳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Ｊ］．中国青年研究，２００７，（０５）；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Ｊ］．人口研究，２００８，（０５）；刘建荣．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保障诉求［Ｊ］．学习论坛，２００８，（０７）．
［４］参见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Ｊ］．学术探索，２００７，（０３）；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０３）；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０１）．
［５］参见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心态［Ｊ］．社会心理科学，２００７，（１２）；李伟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Ｊ］．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０４）；吴红宇，谢国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Ｊ］．南方人口，２００６，（０２）．
［６］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０５）．
［７］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Ｊ］．兰州学刊，２００９，（０７）．
［８］韩振方．论新生代民工的特点与作用［Ｊ］．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０４）．
［９］（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著．城市的世界［Ｍ］．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
［１０］（美）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Ｍ］．陈心想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１］“价值累加理论”，Ｎｅｉｌ Ｊ． Ｓｍｅｌｓ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ｐｐ．１５－３８７．
［１２］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Ｍ．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Ａｍｏｌｄ，１９７７ａ．
（责任编辑：牟春野）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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