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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年前，美国政府为打开中美关系派基辛格秘密访华，成为载入世界外交和国际关系史册的大事。
秘密外交自古有之，但对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做法，中方一开始并不主张如此，认为与美发展关系是有原则的。首先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其次是中方一贯光明磊落地支持各国反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如果使多年的朋友们以为中方在私下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勾勾搭搭，是中方绝对不愿看到的事情。同时，鉴于历史教训， 中方也坚持需光明正大地建立中美正常关系：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调停国共关系时，美方代表赫尔利说话不算数，撕毁他与毛泽东亲手签名的协议;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多次发生美方出尔反尔的事情;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守信用，从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到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等。且中美大使级会谈多年，可以通过这个正式的官方渠道，美方如果以为这个渠道有什么不方便，还可以在巴黎建立起新渠道，著名的中国资深将军大使黄镇在那里任职，完全可以胜任和信赖。如果美方直接来北京更欢迎。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发出邀请：“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但是美国再三坚持保密，中方很不高兴。后来中方考虑到各种因素，认为这一次尼克松是认真的，不会出现根本性倒退和翻脸不认账，而且可以确定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即立刻公布于天下，于是就接受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做法。
为什么美方要一再坚持秘访？我查找了有关资料并认真研究分析后，理解美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
第一、尼克松的班子不团结。
美国政府内部不团结在历届总统政府班子中多次发生过。主要是在白宫班子、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如果有一位强势国务卿在位，他或她的影响会超过军方，而削弱军方的对外发言权军方当然不干;如果有一位强势国防部长在位，他会用强势影响外交事务，把国务卿搞得灰头土脸没有颜面;最糟糕的是，如果国务卿或国防部长在总统面前趾高气扬，总统的权力和影响就会被削弱。
我在纽约任职时看到，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著名的鹰派人物，他非常强硬好战，说美国除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外，还有能力打第三场战争，意思是还可打伊朗或者朝鲜，有些显然应该是国务卿讲的话他也大讲特讲，大有要盖过比较温和而威望较高的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鲍威尔的样子。后来我仔细观察发现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三人讲话有时各吹各的调。后来的结局是拉姆斯菲尔德被撤换，鲍威尔辞职不干，因为他羞于受小布什指使在联合国就所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撒谎，且从此不再从政。
在尼克松这一任不团结现象更为严重，这恐怕与尼克松个人的经历、特点与性格有关。由于尼克松经历过六次危机，曾经被人冷谈过，所以基辛格说：“尼克松本来就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好像自己四周都是阴谋，草木皆兵，甚至他的内阁同僚也参与了阴谋。”第一把手有如此心态，这个班子就很难团结一致了。与中国关系打破坚冰是名留青史的事情，也是困难重重的事情，尼克松特别担心一开始就被内部人所毁掉，所以他决定不仅对社会要保密，对政府内部绝大多数人也要保密。
第二、美国的泄密事件历来无法根绝，常常使有关当政者惊恐万分，束手无策。
尼克松就任总统后曾约见前总统约翰逊，在《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了约翰逊对尼克松说的这么一段话：“迪克（尼克松的昵称），我告诉你，傻瓜才会和全体内阁成员一起讨论重大问题。我知道，我要是在上午说了什么，保险下午的报纸就会登出来，这一点你他妈的完全可以打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这么回事。在场的人，都带有一批该死的助手和记录员，让他们靠墙坐着，我现在警告你，泄密会送你命的。有些会议，我甚至连汉弗莱（约翰逊的副总统）都不让参加，怕的是他手下的人可能泄密。尽管我采取了这么些预防措施，还照样有泄密的情况。”约翰逊的这番警告能不让尼克松心惊肉跳吗？他自然对此番告诫了然在心。
约翰逊的话一点都不夸张，美国时不时会发生重大泄密事件，一旦发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会弄得总统、部长、国务卿等高官狼狈不堪，不但给美国利益带来重大损害，还会严重影响他们个人的政治生命。
美国的媒体在挖掘机密这种事情上可以说是英雄辈出、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这其实就是他们的新闻理念、实践和传统。尼克松是几十年的政坛老手，当过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所以他深知其中三昧，保密之弦自然紧绷。
就在基辛格计划秘密访问北京之前，发生了五角大楼7000多页关于越南战争的密件在媒体上曝光的重大事件，此事虽然只是涉及前任政府，但也给尼克松、基辛格敲响了警钟，促使他们越发注意保密了。
第三、尼克松、基辛格对国务卿罗杰斯及整个国务院根本不信任。
既然不信任，尼克松为何还要选罗杰斯担任国务卿呢？尼克松对基辛格说，他要找的国务卿是一个能干的谈判者，而不是一个决策人——决策的任务是保留给他自己的。尼克松认为曾担任过司法部长、与他个人关系不错的罗杰斯不熟悉外交这一行是一个优点，因为这可以保证白宫能够掌握外交政策大权。他不但不信任国务卿，对整个国务院都信不过，认为国务院是个用处不大反而碍手碍脚的官僚机器。
基辛格说：“对华外交被逐步置于白宫的控制之下，其主要原因就是难以控制一个巨大的官僚式的传递机器。”就这样他们要放弃原有的美中联系渠道，因为继续在华沙进行美中大使级会谈就无法绕过国务院。尼克松上任后到欧、亚访问，发现巴基斯坦总统可以给中国转口信而且最可靠，于是就决定从伊斯兰堡开始演出那场精彩的秘密外交戏，而把国务院的渠道甩掉。 顺便说一下，罗杰斯不是傻瓜，当然知道尼克松对他的看法，但总的来说为了保住乌纱帽他是尽可能委屈求全的，所以尚能逐步接受尼克松对华和解的主张，执行尼克松指示他要办的逐步放宽对华贸易、开放人员来往等具体事项。但罗杰斯没有放过可以挑剔、作梗和报复的机会，例如在尼克松说中国好话时，他却对中国进行攻击，与尼克松、基辛格唱反调。特别是1972年2月在陪同尼克松访华时，他对基辛格已经同中方谈好，而且得到尼克松同意的公报稿提出15处修改意见，使尼克松大为光火。好在经基辛格与中方再次紧急磋商，双方互作一定让步，吸收几处罗杰斯的意见，使公报得以形成一致，并在尼克松离开中国前按时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样的罗杰斯如何能够与尼克松共事到底？遂于一年后被迫辞职，返回家园重操律师旧业。
第四、尼克松怕别人抢他的功劳。
尼克松好不容易爬到了政治之巅，绝对不允许别人超过他、抢占他的光环、分享他的功劳，他在这方面非常敏感。在基辛格的书里就说到一些这方面的事例，例如他曾提出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是否不要到北京，把第一次到北京的机会留给他自己;他还提出秘密访问发表的公告不要提基辛格的名字，实际上是不想让美中发展关系的第一个文件上出现别人的名字，这可以避免冲淡他自己访华时获取的荣耀和功劳。尼克松访华到北京下飞机时，特别叮嘱要其他人留后，乃至要保镖把住出口，好让记者只拍他与周恩来的握手，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尼克松对这件事非常看重，在他的图书馆里特意按这张照片做了一座雕像。尼松回忆说，他与周恩来握手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他要将这个镜头在历史上定格下来。原照片上有中方翻译冀朝铸，后来发表时把冀的身影去掉了，原因不得而知，这倒符合了尼克松的意思。在以前政府中基辛格这样的职务名称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到了尼克松时期他把“特别”二字去掉了，无非是怕基辛格利用“特别”二字扩张权力，尼克松的小心眼可见一斑。
第五、暗箱秘密操作可以留有回旋余地。
当时，在美国国会、政界、学术界、社会上普遍存在强烈的反华反共情绪，五十年代发生过议员麦卡锡制造的人人自危的反共恐怖浪潮，所以与敌对20多年、朝鲜战争的对手、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开辟关系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在当时也是异常敏感的事，随时都有受挫甚至失败的危险。万一出现败露，用秘密的办法可以留有转圜余地和退路，可以不承担责任，可以不认账，可以说成是中方的主动，可以找出各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第六，是为了防范美国的敌人和盟友。
苏联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和对手，苏中也是处在对立中，美中接近必引起苏的不安和敌意，如让苏联事先知道了美中在秘密接触，苏必利用机会大加搅局，并拿正在进行的美苏谈判做文章打乱美方部署。日本、台湾、韩国、南越等是美国的盟友，如让他们知道了，会使他们引起误会和不满，认为美国出卖朋友，非同美国大闹一番把这件事情搅黄不可。这一点在基辛格的书里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只有采取严格的保密，才能避免对手和盟友的干扰。
第七，尼克松和基辛格本能都有做事密而不宣的特点。
基辛格如此评价尼克松秘密而隐蔽的处事风格：“他的处事风格使得便于采取政策所需要的秘密而隐蔽的策略。”
基辛格也是一位善搞秘密行动的高手。上任前他也去见过约翰逊，约翰逊同样向基辛格提出了保密的问题，他说：“教授，我向你提出一个忠告。要读报章上的专栏，如果专栏作家们称赞你的属员思虑周到，公而忘私，或者使用任何其他友好的形容词，那你就立即将这个人开除，泄露你的机密的就是他。”基辛格自然也会把这话牢记心头的，而且他正是另一个善搞秘密行事的高手。他认为外交就应该是高度统一的事情，他非常讨厌美国人动不动就拿外交争论不休，特别是记者的窃密癖，把什么都往外捅，使在第一线从事外交谈判的人处于被动，这简直是自己国内的人从背后开枪，没有输给对手，却输给自己国内的人。
基于以上原因，为了确保秘密，尼克松、基辛格还绞尽脑汁想出了三条绝招妙计。
其一，上台伊始尼克松就要基辛格采取重大行政组织手段，撤销原来由国务院主持的部际小组，恢复由总统任主任、基辛格主持日常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将大权牢牢掌握在白宫手里。基辛格在准备撤销部际小组时遭到国务院的抵制，他们要设法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特权。国防部则大力支持撤销该组。最后基辛格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报尼克松，虽保留了部际小组，实际上却使它难以起到多大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得到大大加强。最后基辛格成为尼克松的主要顾问，好多重要事情都是他“在和总统的私人谈话中作出决定”。
其二，基辛格采取了一个技术手段，使用军方或中央情报局的绝密通讯联络渠道，绕过国务院与驻外使馆直接联系，甚至瞒着国务院召驻巴大使法兰回美与基辛格当面密谋，法兰是政治任命大使，不是国务院管的职业外交官，可以不理国务院。即使如此，基辛格在密电中还使用暗语，把中国人称为“主人”，把基辛格称为“首长”，在北京完成任务后在飞机上给美国的尼克松发出一个暗语“尤雷卡”（原文是希腊文Eureke，意思是“我找到了，我成功了”），大有侦探小说的味道。
其三，经尼克松批准，在华盛顿基辛格排除国务院，自己直接就一些重要事项与外国驻美大使联系。基辛格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第一次会面就在大使的套间里，神秘兮兮的。基辛格说，从此“越来越多，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事务都在多勃雷宁和我之间处理了。”多勃雷宁去白宫，就让他走隐蔽的道路和到隐蔽的“策划室”。与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驻美大使就美中秘密交往进行商谈就更不用说了，他还与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保持过一段秘密交往。
同时，为预防万一被人识破，基辛格还做好了自圆其说的预案。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就由白宫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博士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 结果，国务卿罗杰斯不但对基辛格通过巴、罗与中方联系不知情，对基辛格秘密访华更是一无所知。当基辛格出发去北京时，尼克松把罗杰斯带到圣克利门蒂休假，尼克松提前一天把基辛格去北京的事情告诉了他，但也没有说全部真实的情况，而是骗他说，是基辛格到巴基斯坦后才接到北京的邀请临时决定的。
尽管美国采取秘密渠道与中国接触，其保密措施做得简直天衣无缝，但如果当时能有一位高人政治嗅觉格外灵敏、外交眼光无比犀利、分析事物如庖丁解牛、搜集信息如高手盗墓，他也会发现美中之间互动的蛛丝马迹，并顺藤摸瓜提前发现基辛格的秘密访华行踪，因为这件事已经半公开地进行几年了。1968年8月尼克松在竞选总统演说时就表示，今后无论谁是美国总统都必须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谈判，这可是杜鲁门以来的美国总统从没有说过的话;1970年9月26日尼克松在为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宴会上有意识地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第二天尼克松对《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我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与这些言论相配合，美方还采取了逐步放宽对华禁运、开放人员来往等实际步骤。
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言行早就看在眼里，也在悄悄地采取相应举措。1968年毛泽东就阅读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看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1969年毛泽东、周恩来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判国际形势，考虑建立中美苏大三角的问题。精于外交的周恩来更是对世界局势和美国动向了如指掌，尼克松哪一次有何表示、说了什么话都了然在心，随时将有关材料报毛泽东。可见愿意与美国和解是中方早已有之的想法，发现尼克松愿意接触和谈判，中方自然不会放过机会。特别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时，要他向尼克松捎信：尼克松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我愿意和他谈，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何必总是僵着？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展乒乓外交，用小球推动大球，简直要使基辛格或其他美国高官访华呼之欲出了。
在整个行动中，两个意外的插曲也“神助”般地助力了保密。
第一个插曲是，在基辛格前往巴基斯坦总统北部山区别墅之前的9日凌晨4时20分左右，伦敦《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巴基斯坦人贝格在伊斯兰堡机场看到了这样一幕：基辛格乘坐的美国军用专机仍停在人人都能看得见的民航区显著位置，表明基辛格仍在巴基斯坦。可令贝格奇怪的是，在机场军用区隐蔽处的一架巴基斯坦波音707机已经发动待飞，开来两辆军车嘎然而止，从车上下来一个戴着大沿帽和墨镜的商人模样的人，有几人拥簇着他，迅速登上这架飞机，4时30分飞机升空而去。贝格一愣，觉得这位胖胖商人的模样好熟悉，很像一个人！他问一名机场官员：“那不是基辛格吗？”这位机场官员随口答道：”是的。”“他去哪里？”“去中国。”贝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屏住呼吸看着这一切，但职业的本能使他赶回办公室立即拨通了伦敦编辑部的电话，把基辛格去中国的消息发到本部。接电话的编辑认为贝格肯定是喝醉酒了，哪有这样的事，这怎么可能呢？他礼貌地听完后挂上电话，就把事情抛到脑后了。
第二个插曲是，当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时，北京大街上那些“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大标语也客观地为他罩上了秘密色彩。由叶剑英陪同的基辛格不懂中文，不明白标语的意思。而由黄华陪同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懂中文，看到那些大标语不对劲，就问黄华上面写的是什么。黄华如实用英文告诉了他，这让霍内心顿时五味杂陈，原以为中国很欢迎，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又弄这么多标语要打倒我们？他心里的不自在被黄华看得清清楚楚。他哪里想到，这些标语是在文革中早已到处都有的，之所以没有拆除抹掉是请示了毛泽东的，那么多标语哪能来得及都盖住？再说老百姓看到突然盖掉这些标语，一定会疑心顿生，到处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恐怕这也不利于美方要求的保密。况且中美关系也不会因基辛格一到马上就变，所以索性就维持这些标语原样不变。此后曾就此向基辛格他们做了解释，无论他们心里如何想，反正事情也就过去了。
尼克松、基辛格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秘密访华，虽实属无可奈何，却也成就了一个外交杰作和一段历史佳话。后来基辛格说：“我现在毫不怀疑，第一次出访的保密成了踏踏实实、按部就班地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种保证。”
秘密外交自古有之，但对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做法，中方一开始并不主张如此，认为与美发展关系是有原则的。首先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其次是中方一贯光明磊落地支持各国反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如果使多年的朋友们以为中方在私下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勾勾搭搭，是中方绝对不愿看到的事情。同时，鉴于历史教训， 中方也坚持需光明正大地建立中美正常关系：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调停国共关系时，美方代表赫尔利说话不算数，撕毁他与毛泽东亲手签名的协议;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多次发生美方出尔反尔的事情;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守信用，从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到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等。且中美大使级会谈多年，可以通过这个正式的官方渠道，美方如果以为这个渠道有什么不方便，还可以在巴黎建立起新渠道，著名的中国资深将军大使黄镇在那里任职，完全可以胜任和信赖。如果美方直接来北京更欢迎。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发出邀请：“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但是美国再三坚持保密，中方很不高兴。后来中方考虑到各种因素，认为这一次尼克松是认真的，不会出现根本性倒退和翻脸不认账，而且可以确定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即立刻公布于天下，于是就接受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做法。
为什么美方要一再坚持秘访？我查找了有关资料并认真研究分析后，理解美方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
第一、尼克松的班子不团结。
美国政府内部不团结在历届总统政府班子中多次发生过。主要是在白宫班子、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如果有一位强势国务卿在位，他或她的影响会超过军方，而削弱军方的对外发言权军方当然不干;如果有一位强势国防部长在位，他会用强势影响外交事务，把国务卿搞得灰头土脸没有颜面;最糟糕的是，如果国务卿或国防部长在总统面前趾高气扬，总统的权力和影响就会被削弱。
我在纽约任职时看到，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著名的鹰派人物，他非常强硬好战，说美国除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外，还有能力打第三场战争，意思是还可打伊朗或者朝鲜，有些显然应该是国务卿讲的话他也大讲特讲，大有要盖过比较温和而威望较高的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鲍威尔的样子。后来我仔细观察发现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三人讲话有时各吹各的调。后来的结局是拉姆斯菲尔德被撤换，鲍威尔辞职不干，因为他羞于受小布什指使在联合国就所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撒谎，且从此不再从政。
在尼克松这一任不团结现象更为严重，这恐怕与尼克松个人的经历、特点与性格有关。由于尼克松经历过六次危机，曾经被人冷谈过，所以基辛格说：“尼克松本来就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好像自己四周都是阴谋，草木皆兵，甚至他的内阁同僚也参与了阴谋。”第一把手有如此心态，这个班子就很难团结一致了。与中国关系打破坚冰是名留青史的事情，也是困难重重的事情，尼克松特别担心一开始就被内部人所毁掉，所以他决定不仅对社会要保密，对政府内部绝大多数人也要保密。
第二、美国的泄密事件历来无法根绝，常常使有关当政者惊恐万分，束手无策。
尼克松就任总统后曾约见前总统约翰逊，在《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了约翰逊对尼克松说的这么一段话：“迪克（尼克松的昵称），我告诉你，傻瓜才会和全体内阁成员一起讨论重大问题。我知道，我要是在上午说了什么，保险下午的报纸就会登出来，这一点你他妈的完全可以打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这么回事。在场的人，都带有一批该死的助手和记录员，让他们靠墙坐着，我现在警告你，泄密会送你命的。有些会议，我甚至连汉弗莱（约翰逊的副总统）都不让参加，怕的是他手下的人可能泄密。尽管我采取了这么些预防措施，还照样有泄密的情况。”约翰逊的这番警告能不让尼克松心惊肉跳吗？他自然对此番告诫了然在心。
约翰逊的话一点都不夸张，美国时不时会发生重大泄密事件，一旦发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会弄得总统、部长、国务卿等高官狼狈不堪，不但给美国利益带来重大损害，还会严重影响他们个人的政治生命。
美国的媒体在挖掘机密这种事情上可以说是英雄辈出、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这其实就是他们的新闻理念、实践和传统。尼克松是几十年的政坛老手，当过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所以他深知其中三昧，保密之弦自然紧绷。
就在基辛格计划秘密访问北京之前，发生了五角大楼7000多页关于越南战争的密件在媒体上曝光的重大事件，此事虽然只是涉及前任政府，但也给尼克松、基辛格敲响了警钟，促使他们越发注意保密了。
第三、尼克松、基辛格对国务卿罗杰斯及整个国务院根本不信任。
既然不信任，尼克松为何还要选罗杰斯担任国务卿呢？尼克松对基辛格说，他要找的国务卿是一个能干的谈判者，而不是一个决策人——决策的任务是保留给他自己的。尼克松认为曾担任过司法部长、与他个人关系不错的罗杰斯不熟悉外交这一行是一个优点，因为这可以保证白宫能够掌握外交政策大权。他不但不信任国务卿，对整个国务院都信不过，认为国务院是个用处不大反而碍手碍脚的官僚机器。
基辛格说：“对华外交被逐步置于白宫的控制之下，其主要原因就是难以控制一个巨大的官僚式的传递机器。”就这样他们要放弃原有的美中联系渠道，因为继续在华沙进行美中大使级会谈就无法绕过国务院。尼克松上任后到欧、亚访问，发现巴基斯坦总统可以给中国转口信而且最可靠，于是就决定从伊斯兰堡开始演出那场精彩的秘密外交戏，而把国务院的渠道甩掉。 顺便说一下，罗杰斯不是傻瓜，当然知道尼克松对他的看法，但总的来说为了保住乌纱帽他是尽可能委屈求全的，所以尚能逐步接受尼克松对华和解的主张，执行尼克松指示他要办的逐步放宽对华贸易、开放人员来往等具体事项。但罗杰斯没有放过可以挑剔、作梗和报复的机会，例如在尼克松说中国好话时，他却对中国进行攻击，与尼克松、基辛格唱反调。特别是1972年2月在陪同尼克松访华时，他对基辛格已经同中方谈好，而且得到尼克松同意的公报稿提出15处修改意见，使尼克松大为光火。好在经基辛格与中方再次紧急磋商，双方互作一定让步，吸收几处罗杰斯的意见，使公报得以形成一致，并在尼克松离开中国前按时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样的罗杰斯如何能够与尼克松共事到底？遂于一年后被迫辞职，返回家园重操律师旧业。
第四、尼克松怕别人抢他的功劳。
尼克松好不容易爬到了政治之巅，绝对不允许别人超过他、抢占他的光环、分享他的功劳，他在这方面非常敏感。在基辛格的书里就说到一些这方面的事例，例如他曾提出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是否不要到北京，把第一次到北京的机会留给他自己;他还提出秘密访问发表的公告不要提基辛格的名字，实际上是不想让美中发展关系的第一个文件上出现别人的名字，这可以避免冲淡他自己访华时获取的荣耀和功劳。尼克松访华到北京下飞机时，特别叮嘱要其他人留后，乃至要保镖把住出口，好让记者只拍他与周恩来的握手，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尼克松对这件事非常看重，在他的图书馆里特意按这张照片做了一座雕像。尼松回忆说，他与周恩来握手是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他要将这个镜头在历史上定格下来。原照片上有中方翻译冀朝铸，后来发表时把冀的身影去掉了，原因不得而知，这倒符合了尼克松的意思。在以前政府中基辛格这样的职务名称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到了尼克松时期他把“特别”二字去掉了，无非是怕基辛格利用“特别”二字扩张权力，尼克松的小心眼可见一斑。
第五、暗箱秘密操作可以留有回旋余地。
当时，在美国国会、政界、学术界、社会上普遍存在强烈的反华反共情绪，五十年代发生过议员麦卡锡制造的人人自危的反共恐怖浪潮，所以与敌对20多年、朝鲜战争的对手、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开辟关系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在当时也是异常敏感的事，随时都有受挫甚至失败的危险。万一出现败露，用秘密的办法可以留有转圜余地和退路，可以不承担责任，可以不认账，可以说成是中方的主动，可以找出各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第六，是为了防范美国的敌人和盟友。
苏联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和对手，苏中也是处在对立中，美中接近必引起苏的不安和敌意，如让苏联事先知道了美中在秘密接触，苏必利用机会大加搅局，并拿正在进行的美苏谈判做文章打乱美方部署。日本、台湾、韩国、南越等是美国的盟友，如让他们知道了，会使他们引起误会和不满，认为美国出卖朋友，非同美国大闹一番把这件事情搅黄不可。这一点在基辛格的书里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只有采取严格的保密，才能避免对手和盟友的干扰。
第七，尼克松和基辛格本能都有做事密而不宣的特点。
基辛格如此评价尼克松秘密而隐蔽的处事风格：“他的处事风格使得便于采取政策所需要的秘密而隐蔽的策略。”
基辛格也是一位善搞秘密行动的高手。上任前他也去见过约翰逊，约翰逊同样向基辛格提出了保密的问题，他说：“教授，我向你提出一个忠告。要读报章上的专栏，如果专栏作家们称赞你的属员思虑周到，公而忘私，或者使用任何其他友好的形容词，那你就立即将这个人开除，泄露你的机密的就是他。”基辛格自然也会把这话牢记心头的，而且他正是另一个善搞秘密行事的高手。他认为外交就应该是高度统一的事情，他非常讨厌美国人动不动就拿外交争论不休，特别是记者的窃密癖，把什么都往外捅，使在第一线从事外交谈判的人处于被动，这简直是自己国内的人从背后开枪，没有输给对手，却输给自己国内的人。
基于以上原因，为了确保秘密，尼克松、基辛格还绞尽脑汁想出了三条绝招妙计。
其一，上台伊始尼克松就要基辛格采取重大行政组织手段，撤销原来由国务院主持的部际小组，恢复由总统任主任、基辛格主持日常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将大权牢牢掌握在白宫手里。基辛格在准备撤销部际小组时遭到国务院的抵制，他们要设法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特权。国防部则大力支持撤销该组。最后基辛格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报尼克松，虽保留了部际小组，实际上却使它难以起到多大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得到大大加强。最后基辛格成为尼克松的主要顾问，好多重要事情都是他“在和总统的私人谈话中作出决定”。
其二，基辛格采取了一个技术手段，使用军方或中央情报局的绝密通讯联络渠道，绕过国务院与驻外使馆直接联系，甚至瞒着国务院召驻巴大使法兰回美与基辛格当面密谋，法兰是政治任命大使，不是国务院管的职业外交官，可以不理国务院。即使如此，基辛格在密电中还使用暗语，把中国人称为“主人”，把基辛格称为“首长”，在北京完成任务后在飞机上给美国的尼克松发出一个暗语“尤雷卡”（原文是希腊文Eureke，意思是“我找到了，我成功了”），大有侦探小说的味道。
其三，经尼克松批准，在华盛顿基辛格排除国务院，自己直接就一些重要事项与外国驻美大使联系。基辛格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第一次会面就在大使的套间里，神秘兮兮的。基辛格说，从此“越来越多，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事务都在多勃雷宁和我之间处理了。”多勃雷宁去白宫，就让他走隐蔽的道路和到隐蔽的“策划室”。与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驻美大使就美中秘密交往进行商谈就更不用说了，他还与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保持过一段秘密交往。
同时，为预防万一被人识破，基辛格还做好了自圆其说的预案。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就由白宫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博士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 结果，国务卿罗杰斯不但对基辛格通过巴、罗与中方联系不知情，对基辛格秘密访华更是一无所知。当基辛格出发去北京时，尼克松把罗杰斯带到圣克利门蒂休假，尼克松提前一天把基辛格去北京的事情告诉了他，但也没有说全部真实的情况，而是骗他说，是基辛格到巴基斯坦后才接到北京的邀请临时决定的。
尽管美国采取秘密渠道与中国接触，其保密措施做得简直天衣无缝，但如果当时能有一位高人政治嗅觉格外灵敏、外交眼光无比犀利、分析事物如庖丁解牛、搜集信息如高手盗墓，他也会发现美中之间互动的蛛丝马迹，并顺藤摸瓜提前发现基辛格的秘密访华行踪，因为这件事已经半公开地进行几年了。1968年8月尼克松在竞选总统演说时就表示，今后无论谁是美国总统都必须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谈判，这可是杜鲁门以来的美国总统从没有说过的话;1970年9月26日尼克松在为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宴会上有意识地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第二天尼克松对《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我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与这些言论相配合，美方还采取了逐步放宽对华禁运、开放人员来往等实际步骤。
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言行早就看在眼里，也在悄悄地采取相应举措。1968年毛泽东就阅读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看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1969年毛泽东、周恩来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判国际形势，考虑建立中美苏大三角的问题。精于外交的周恩来更是对世界局势和美国动向了如指掌，尼克松哪一次有何表示、说了什么话都了然在心，随时将有关材料报毛泽东。可见愿意与美国和解是中方早已有之的想法，发现尼克松愿意接触和谈判，中方自然不会放过机会。特别是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时，要他向尼克松捎信：尼克松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我愿意和他谈，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何必总是僵着？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展乒乓外交，用小球推动大球，简直要使基辛格或其他美国高官访华呼之欲出了。
在整个行动中，两个意外的插曲也“神助”般地助力了保密。
第一个插曲是，在基辛格前往巴基斯坦总统北部山区别墅之前的9日凌晨4时20分左右，伦敦《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巴基斯坦人贝格在伊斯兰堡机场看到了这样一幕：基辛格乘坐的美国军用专机仍停在人人都能看得见的民航区显著位置，表明基辛格仍在巴基斯坦。可令贝格奇怪的是，在机场军用区隐蔽处的一架巴基斯坦波音707机已经发动待飞，开来两辆军车嘎然而止，从车上下来一个戴着大沿帽和墨镜的商人模样的人，有几人拥簇着他，迅速登上这架飞机，4时30分飞机升空而去。贝格一愣，觉得这位胖胖商人的模样好熟悉，很像一个人！他问一名机场官员：“那不是基辛格吗？”这位机场官员随口答道：”是的。”“他去哪里？”“去中国。”贝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屏住呼吸看着这一切，但职业的本能使他赶回办公室立即拨通了伦敦编辑部的电话，把基辛格去中国的消息发到本部。接电话的编辑认为贝格肯定是喝醉酒了，哪有这样的事，这怎么可能呢？他礼貌地听完后挂上电话，就把事情抛到脑后了。
第二个插曲是，当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时，北京大街上那些“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大标语也客观地为他罩上了秘密色彩。由叶剑英陪同的基辛格不懂中文，不明白标语的意思。而由黄华陪同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懂中文，看到那些大标语不对劲，就问黄华上面写的是什么。黄华如实用英文告诉了他，这让霍内心顿时五味杂陈，原以为中国很欢迎，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又弄这么多标语要打倒我们？他心里的不自在被黄华看得清清楚楚。他哪里想到，这些标语是在文革中早已到处都有的，之所以没有拆除抹掉是请示了毛泽东的，那么多标语哪能来得及都盖住？再说老百姓看到突然盖掉这些标语，一定会疑心顿生，到处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恐怕这也不利于美方要求的保密。况且中美关系也不会因基辛格一到马上就变，所以索性就维持这些标语原样不变。此后曾就此向基辛格他们做了解释，无论他们心里如何想，反正事情也就过去了。
尼克松、基辛格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秘密访华，虽实属无可奈何，却也成就了一个外交杰作和一段历史佳话。后来基辛格说：“我现在毫不怀疑，第一次出访的保密成了踏踏实实、按部就班地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种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