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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各地婴儿安全岛运营情况不佳的出现，将弃婴生命健康权保护困境集中地呈现在社会面前。因为婴儿安全岛缺乏有效研究，思维困境与社会制约较多。同时，保障弃婴的生命健康加重了社会的公共负担，除社会环境因素与社会资源因素外，在内部制度方面、先期调研、配套设施、相关人才等都存在严重不足。建设弃婴生命健康权的防范和保护机制，将是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弃婴；生命健康；安全岛
一、婴儿安全岛及弃婴现状调查
（一）婴儿安全岛实践现状
广州市依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于2014年1月28日正式启动婴儿安全岛。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水平不均衡，弃婴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多数遗弃人往往选择较为隐蔽的地点遗弃孩子，导致弃婴很难被发现，病残患儿得不到及时救治、加重了残疾程度，甚至有的弃婴被发现时已死亡。从弃婴被遗弃到进入福利机构这段时间内，社会福利机构难以对弃婴实施及时救治。而设立“婴儿安全岛”，可以有效延伸福利机构的服务半径，缩短婴儿被遗弃到入院之前的时间，使他们得到及时保护和救助，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弃婴管理机制，是强化政府责任、加强社会管理的一项创新。
（二）广州弃婴现状及分析
1. 广州弃婴现状及其引发的问题
遗弃婴儿属于违法乃至犯罪行为，我国的弃婴现象不甚乐观，存在的原因很多，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被遗弃的婴儿中绝大部分弃婴都患有各种花费巨大的疾病（全国统计显示，婴儿安全岛接受的儿童99%病残），这些都是普通家庭难以应付的，因此国家不得不对弃婴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据相关数据统计，近几年来福利院接收的弃婴人数虽然出现了逐年减少的良好势头，这说明国家的社会引导工作基本到位。从2013年1月28日到3月16日，位于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门口的“婴儿安全岛”在2个多月共接收262人，达当年总接收弃婴数量的66%。可见，设立婴儿安全岛不到2个月的时间的确是造成了弃婴数量的一个急剧上升。因此，一些专家认为，设立婴儿安全岛，是变相鼓励弃婴行为，或者变相地在鼓励家庭犯罪。以广州的婴儿安全岛为例，一方面其设计十分人性化，是以保障婴儿生命为目的。但如此良好的硬件设备，使父母免除了弃婴身体状况的后顾之忧，也有部分家长为了令婴儿有更好地生存环境，而将婴儿抛弃于婴儿安全岛。其实没有“安全岛”，也会有弃婴，可能还得不到照顾；有了“安全岛”，可能会让一些本来犹豫的人坚定弃婴的决心。因此，婴儿安全岛确实有与现行法律违背的嫌疑。还由于短时间内接受弃婴数量过多，导致民政部门运行超负荷而不得不暂时关闭婴儿安全岛。
2. 弃婴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调查发现，被弃儿童大多数都身患重病而其家庭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仅以今年广州婴儿安全岛收到的被弃婴儿为例，截至2月7日，“安全岛”一天共收到弃婴33名。这些孩子全部患病，包括兔唇、脑瘫以及与遗传因素有关的唐氏综合征、苯丙酮尿症等，初步诊断为脑瘫10例，先天愚型7例，唇腭裂3例。以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为主的新生儿疾病的治疗费用一直保持在人均花费一万元左右，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虽然一直上升，却长期低于疾病治疗费用的平均水平，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高于其治疗费用的数据，但这笔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即使是城镇居民对于这类疾病治疗费用的负担能力依然较为弱小。
同时，面对每年数十万的患病婴儿，有多少人最后得到治疗，其中又有哪些因为家庭无力负担而成为弃婴，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不但数量大，且治疗费用较高，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是一笔沉重负担。特别是病情严重，花费巨大以至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时，这些婴幼儿的家庭可能就会作出遗弃婴儿的选择。可见，导致弃婴产生的原因有：一是被弃婴儿患有较为严重的疾病，其治疗周期长、难度大、费用高。二是弃婴的家庭经济条件差，难以抚养婴儿健康成长。
二、广州婴儿安全岛实践的困境
尽管广州婴儿安全岛的设立初衷值得肯定，然而其实施过程和结果却不如人愿。社会对于婴儿安全岛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婴儿安全岛是否鼓励了弃婴，民政部门是否成为遗弃罪的“共犯”，通过婴儿安全岛将“遗弃罪”合法化。在广州婴儿安全岛试点50天中，广州婴儿安全岛因为在短时间内接受弃婴数量过多，接管弃婴的福利院床位面临巨大压力，由于所接收的婴儿100%均为重病残婴儿，对这类婴儿的救助更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以及更高质量的护理，这就使得有关部门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三、广州婴儿安全岛困境之探究
（一）婴儿安全岛实践经验
目前，各地社会福利院设立婴儿安全岛尚处于试点阶段，因此各地婴儿安全岛的设立之初都会面临一波迅速增长的“弃婴潮”，但随着婴儿安全岛工作的不断推进，石家庄、南京、西安等地实施了一年以上后，弃婴人数增长会逐渐放缓，并将稳定的维持在一个均衡的水平。可见，婴儿安全岛设立之初弃婴人数大量增长的现象只是各地社会福利院在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婴儿安全岛试点所必然会面对的人数波动，并且其本身并不是鼓励弃婴，也没有增加弃婴的总量。因而，各地民政部门对这一现象应当总结经验，在配套设施和人员分流方面做好应对弃婴人数较大幅度波动的准备，而非因噎废食，放弃这一救助措施。
（二）广州婴儿安全岛困境产生的原因
1. 先期调研不充分
对弃婴的救助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课题，除了上述影响弃婴产生的原因外，弃婴人数的短期变化还受当地医疗资源、交通便捷程度、流动人口数量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设立婴儿安全岛这项试点工作在没有进行评估调研的情况下，基于将最早设立婴儿岛的石家庄经验就全面推开，乐观地估计了弃婴的现状，甚至出现一些病残婴儿原本拥有完整的家庭，而这些孩子的父母会把重病的孩子送至福利院，并且大批来自外地的弃婴。 2. 配套设施不到位
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工作中，与资金扶持应当同步进行的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而相关设施较弃婴人数波动的滞后，也是导致广州婴儿安全岛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当弃婴人数超过百人以后，为了缓解压力，一些福利院不得不将部分弃婴转到其他福利院，甚至是外地。其原因不仅是资金投入不够，而且人、物、技术等不足。这些现实条件都制约了婴儿安全岛试点的继续进行。
3. 相关人才缺位
除了配套设施以外，相关专业社工人才紧缺的大环境也是导致广州市婴儿安全岛陷入困境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广州市福利院儿科观察区，20多个护理人员要照顾80多个孩子，远超过规定1：2.5的比例。而整个福利院，护理人员与孩子的比例几乎达到1：20。我国目前从事弃婴照顾相关社会福利工作的只有1万名左右的社会福利工作者，而他们要负责照顾的是大约10万的弃婴。这就意味着1名社会福利工作者得照顾10个弃婴。而在发达国家，平均每名弃婴有两名社工来照顾。相关社工人才的缺乏也使得婴儿安全岛这样的项目在短期内无法迅速提升接收弃婴的能力。
四、总结
婴儿安全岛制度乃至儿童生命健康权保护整体制度的建立健全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多元而持续的资金支持以及一定历史阶段内的政策扶持，这三点使儿童生命健康权得以实现，而不流于形式的重要制度支撑。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儿童生命健康权保护的“非正式制度”，不排斥弃婴救助制度的政策前提、强大的社会执行硬件基础、适当超前的社会感观文化则是建立文化优势的必然要求。多元而持续的资金支持则是儿童生命健康权的重要保障。弃婴救助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应该对弃婴救助保有一种理解的心态，对其进行一定历史阶段内的政策扶持，从宏观上为诸如婴儿安全岛这样的儿童生命健康权保护制度的试验、创新提供最广泛的支持，用一种理性人的观念去考察儿童生命健康权保护制度的功能、结构与作用机制，从而为服务型的政府整体建构打下基础，利用社会的参与缓解目前投入有限的社会福利制度运营压力。
参考文献：
[1]刘建华.广州弃婴岛尴尬叫停背后[J].小康，2014（04）.
[2]王然.托举生命——“婴儿安全岛”聚焦[J].中国民政，2014（04）.
[3]李皎.十昼夜，悲人伦[N].山东商报，2014-06-11（A5）.
[4]骆骁骅，李强.穗“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福利院接收能力达极限[N].南方日报，2014-03-17.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关键词：弃婴；生命健康；安全岛
一、婴儿安全岛及弃婴现状调查
（一）婴儿安全岛实践现状
广州市依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于2014年1月28日正式启动婴儿安全岛。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水平不均衡，弃婴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多数遗弃人往往选择较为隐蔽的地点遗弃孩子，导致弃婴很难被发现，病残患儿得不到及时救治、加重了残疾程度，甚至有的弃婴被发现时已死亡。从弃婴被遗弃到进入福利机构这段时间内，社会福利机构难以对弃婴实施及时救治。而设立“婴儿安全岛”，可以有效延伸福利机构的服务半径，缩短婴儿被遗弃到入院之前的时间，使他们得到及时保护和救助，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弃婴管理机制，是强化政府责任、加强社会管理的一项创新。
（二）广州弃婴现状及分析
1. 广州弃婴现状及其引发的问题
遗弃婴儿属于违法乃至犯罪行为，我国的弃婴现象不甚乐观，存在的原因很多，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被遗弃的婴儿中绝大部分弃婴都患有各种花费巨大的疾病（全国统计显示，婴儿安全岛接受的儿童99%病残），这些都是普通家庭难以应付的，因此国家不得不对弃婴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据相关数据统计，近几年来福利院接收的弃婴人数虽然出现了逐年减少的良好势头，这说明国家的社会引导工作基本到位。从2013年1月28日到3月16日，位于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门口的“婴儿安全岛”在2个多月共接收262人，达当年总接收弃婴数量的66%。可见，设立婴儿安全岛不到2个月的时间的确是造成了弃婴数量的一个急剧上升。因此，一些专家认为，设立婴儿安全岛，是变相鼓励弃婴行为，或者变相地在鼓励家庭犯罪。以广州的婴儿安全岛为例，一方面其设计十分人性化，是以保障婴儿生命为目的。但如此良好的硬件设备，使父母免除了弃婴身体状况的后顾之忧，也有部分家长为了令婴儿有更好地生存环境，而将婴儿抛弃于婴儿安全岛。其实没有“安全岛”，也会有弃婴，可能还得不到照顾；有了“安全岛”，可能会让一些本来犹豫的人坚定弃婴的决心。因此，婴儿安全岛确实有与现行法律违背的嫌疑。还由于短时间内接受弃婴数量过多，导致民政部门运行超负荷而不得不暂时关闭婴儿安全岛。
2. 弃婴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调查发现，被弃儿童大多数都身患重病而其家庭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仅以今年广州婴儿安全岛收到的被弃婴儿为例，截至2月7日，“安全岛”一天共收到弃婴33名。这些孩子全部患病，包括兔唇、脑瘫以及与遗传因素有关的唐氏综合征、苯丙酮尿症等，初步诊断为脑瘫10例，先天愚型7例，唇腭裂3例。以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为主的新生儿疾病的治疗费用一直保持在人均花费一万元左右，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虽然一直上升，却长期低于疾病治疗费用的平均水平，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高于其治疗费用的数据，但这笔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即使是城镇居民对于这类疾病治疗费用的负担能力依然较为弱小。
同时，面对每年数十万的患病婴儿，有多少人最后得到治疗，其中又有哪些因为家庭无力负担而成为弃婴，新生儿先天性疾病不但数量大，且治疗费用较高，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是一笔沉重负担。特别是病情严重，花费巨大以至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时，这些婴幼儿的家庭可能就会作出遗弃婴儿的选择。可见，导致弃婴产生的原因有：一是被弃婴儿患有较为严重的疾病，其治疗周期长、难度大、费用高。二是弃婴的家庭经济条件差，难以抚养婴儿健康成长。
二、广州婴儿安全岛实践的困境
尽管广州婴儿安全岛的设立初衷值得肯定，然而其实施过程和结果却不如人愿。社会对于婴儿安全岛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婴儿安全岛是否鼓励了弃婴，民政部门是否成为遗弃罪的“共犯”，通过婴儿安全岛将“遗弃罪”合法化。在广州婴儿安全岛试点50天中，广州婴儿安全岛因为在短时间内接受弃婴数量过多，接管弃婴的福利院床位面临巨大压力，由于所接收的婴儿100%均为重病残婴儿，对这类婴儿的救助更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以及更高质量的护理，这就使得有关部门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三、广州婴儿安全岛困境之探究
（一）婴儿安全岛实践经验
目前，各地社会福利院设立婴儿安全岛尚处于试点阶段，因此各地婴儿安全岛的设立之初都会面临一波迅速增长的“弃婴潮”，但随着婴儿安全岛工作的不断推进，石家庄、南京、西安等地实施了一年以上后，弃婴人数增长会逐渐放缓，并将稳定的维持在一个均衡的水平。可见，婴儿安全岛设立之初弃婴人数大量增长的现象只是各地社会福利院在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婴儿安全岛试点所必然会面对的人数波动，并且其本身并不是鼓励弃婴，也没有增加弃婴的总量。因而，各地民政部门对这一现象应当总结经验，在配套设施和人员分流方面做好应对弃婴人数较大幅度波动的准备，而非因噎废食，放弃这一救助措施。
（二）广州婴儿安全岛困境产生的原因
1. 先期调研不充分
对弃婴的救助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课题，除了上述影响弃婴产生的原因外，弃婴人数的短期变化还受当地医疗资源、交通便捷程度、流动人口数量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设立婴儿安全岛这项试点工作在没有进行评估调研的情况下，基于将最早设立婴儿岛的石家庄经验就全面推开，乐观地估计了弃婴的现状，甚至出现一些病残婴儿原本拥有完整的家庭，而这些孩子的父母会把重病的孩子送至福利院，并且大批来自外地的弃婴。 2. 配套设施不到位
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工作中，与资金扶持应当同步进行的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而相关设施较弃婴人数波动的滞后，也是导致广州婴儿安全岛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当弃婴人数超过百人以后，为了缓解压力，一些福利院不得不将部分弃婴转到其他福利院，甚至是外地。其原因不仅是资金投入不够，而且人、物、技术等不足。这些现实条件都制约了婴儿安全岛试点的继续进行。
3. 相关人才缺位
除了配套设施以外，相关专业社工人才紧缺的大环境也是导致广州市婴儿安全岛陷入困境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广州市福利院儿科观察区，20多个护理人员要照顾80多个孩子，远超过规定1：2.5的比例。而整个福利院，护理人员与孩子的比例几乎达到1：20。我国目前从事弃婴照顾相关社会福利工作的只有1万名左右的社会福利工作者，而他们要负责照顾的是大约10万的弃婴。这就意味着1名社会福利工作者得照顾10个弃婴。而在发达国家，平均每名弃婴有两名社工来照顾。相关社工人才的缺乏也使得婴儿安全岛这样的项目在短期内无法迅速提升接收弃婴的能力。
四、总结
婴儿安全岛制度乃至儿童生命健康权保护整体制度的建立健全有赖于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多元而持续的资金支持以及一定历史阶段内的政策扶持，这三点使儿童生命健康权得以实现，而不流于形式的重要制度支撑。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儿童生命健康权保护的“非正式制度”，不排斥弃婴救助制度的政策前提、强大的社会执行硬件基础、适当超前的社会感观文化则是建立文化优势的必然要求。多元而持续的资金支持则是儿童生命健康权的重要保障。弃婴救助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应该对弃婴救助保有一种理解的心态，对其进行一定历史阶段内的政策扶持，从宏观上为诸如婴儿安全岛这样的儿童生命健康权保护制度的试验、创新提供最广泛的支持，用一种理性人的观念去考察儿童生命健康权保护制度的功能、结构与作用机制，从而为服务型的政府整体建构打下基础，利用社会的参与缓解目前投入有限的社会福利制度运营压力。
参考文献：
[1]刘建华.广州弃婴岛尴尬叫停背后[J].小康，2014（04）.
[2]王然.托举生命——“婴儿安全岛”聚焦[J].中国民政，2014（04）.
[3]李皎.十昼夜，悲人伦[N].山东商报，2014-06-11（A5）.
[4]骆骁骅，李强.穗“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福利院接收能力达极限[N].南方日报，2014-03-17.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