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与《飘》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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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玛格丽特·米切尔在1936年出版的《飘》 和简·奥斯汀在1813年出版的 《傲慢与偏见》 都是女性文学的佳作。本文将以比较的分析方法探索两部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婚恋观、女性主义和结局艺术。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 《飘》 女性主义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的变化,但简·奥斯汀居住的英国乡村仍然处于相对保守和闭塞的状态。简·奥斯汀的作品往往具有描写范围较小、精雕细琢和女性化的特点。《傲慢与偏见》就是一部典型的以“两寸象牙雕”般的艺术风格表现作者女性主义思想的作品。而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生于20世纪的美国。她在一战的风波中失去了初恋情人,几经波折,直到第三段感情才与真爱结合。米切尔的《飘》传达了她自己对女性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考。直到今天,《傲慢与偏见》与《飘》仍然被视为女性文学中的明珠。本文从比较的视野研究二者在婚恋观、女性主义和结局艺术等方面的差异。
  一、女主人公的婚恋观
  在简·奥斯汀的作品《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前后拒绝了两次求婚。第一次,伊丽莎白以“您不可能给我带来幸福……我也绝不可能给您带来幸福”为由拒绝了只有一面之缘的表哥柯林斯的求婚。不难看出,伊丽莎白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先决条件、是婚后幸福的基础。伊丽莎第二次拒绝的对象是多金又帅气的达西。达西在向伊丽莎白求婚时说“自己一直在和自己做斗争”,他既狂热地爱着伊丽莎白,又从心底里瞧不上伊丽莎白的出身,甚至在求婚时一边激动地表白,一边直言伊丽莎白“卑微低贱”,而自己是“屈尊俯就”。达西本以为这场求婚稳操胜券,然而伊丽莎白却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狠狠拒绝了他。归根结底,伊丽莎白所追求的婚姻,不仅仅要有爱情作为前提,还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前后这两次拒绝,读者可以发现伊丽莎白的婚恋观远远超越了她的时代。易言之,奥斯汀女性意识的觉醒亦远远超前于她的时代。
  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作品《飘》中,女主人翁斯嘉丽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与追求纯粹的爱情的伊丽莎白却截然不同。和伊丽莎白认为纯真爱情是婚姻的前提不同,斯嘉丽的三段婚姻都没有爱情作为基础,并且都没有好的结局。斯嘉丽的这三段不幸的婚姻都有一个共同点——带有强烈的目的性。第一段和查尔斯的婚姻是意气用事,出于报复心上人阿希礼的目的。第二段婚姻则是为了保住负债累累的塔拉庄园,斯嘉丽竟然勾引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不惜毁掉妹妹的终身幸福也要偿还塔拉庄园的税款。第三次的婚姻最令人扼腕叹息,白瑞德作为斯嘉丽的第三任丈夫,对斯嘉丽可谓是极尽包容与宠爱,婚后两人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幸福本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事,可是,斯嘉丽一直以来对婚姻玩世不恭的态度却让她注定与幸福失之交臂。但是,相比对待婚姻堪称轻浮的态度,斯嘉丽对待爱情的态度却是忠诚不渝的。她从少女时代就一直恋慕阿希礼,直到和第三任丈夫白瑞德结婚后都不能忘情。尽管最后她终于发现她其实根本不爱阿希礼,只是“自己做起一套美丽的衣服给他(阿希礼)穿上,就对他爱起来了”,但是斯嘉丽确实封闭了自己的情感世界,毫无回报地痴守了对阿希礼纯洁、神圣的爱恋几十年。在斯嘉丽的婚恋观中,婚姻和爱情是完全分离的,然而没有爱情为基石的婚姻脆弱得不堪一击,斯嘉丽前半生的婚姻不幸也归咎于她这种错误的婚恋观。
  二、作者的女性主义
  在《 傲慢与偏见》 和 《 飘》 的女主角身上都体现了作者所赋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汀通过将女主角和旁人的对比来表现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她批判和否定女主角伊丽莎白的母亲、妹妹和好友失败的婚姻,同时褒扬伊丽莎白独立自尊的人生态度。不难看出,作者笔下的19世纪英国社会对女性的主流认识是女性在智力、理智和头脑方面生来就比男人低劣,因而只能做男人的附庸。然而,奥斯汀借伊丽莎白之口,否定并批判了这种传统上对女性的歧视、同时讽刺了年轻女孩为了得到饭票而结婚以及放弃独立尊严的行为,又转而提出女性应该像伊丽莎白一样聪慧、活泼和独立,女性同样可以学习知识,“广泛阅读以提高眼界”,拥有和男人一样的智力和理智。除此之外,作者还讽刺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无处不在的物化和打压,比如远房表亲柯林斯认为伊丽莎白绝不可能拒绝他的求婚,以及班纳特家有五个女儿却都不能拥有财产繼承权,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父权标准的鄙夷,对女性处境的同情。而《飘》的女主角斯嘉丽是具有特立独行精神的女性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体现作者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的完美形象。斯嘉丽全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淑女和大家闺秀;相反,她离经叛道,不困于烦琐的礼节,主动、大胆地追求幸福而不是坐等命运安排的婚姻。她敢于公然打破施加在19世纪美国女性身上的束缚,可以说是美国女性意识的早期萌芽。斯嘉丽聪敏独立、坚强勇敢的乐观精神在小说里南北战争爆发以后得到更为明显的展现。由于战争爆发,斯嘉丽不得不从娇贵的小姐蜕变为独当一面的女强人,为了保护家园,她勇敢地走上社会,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尽管这在当时是“男人的事情”。正是斯嘉丽在困境中为了谋生而接触社会的经验,使她对“男人总是比女人强”的观念产生了怀疑,并认识到自己作为女性可以比男人做得更好。她周旋于男人之间,却不再像少女时那样依附于男人。面对社会的风云变幻,斯嘉丽在重重困难中反而萌发了自我意识,凭借不凡的胆识和坚定的信心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人物破旧立新、超越时代束缚的进步性。
  《傲慢与偏见》和《飘》都打破了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对女性意识的压制,宣扬了女性的智慧和价值,将不受重视、长期被边缘化的女性推向大众视野,为女性的价值和生存意义正名。但是,二者之间也有不同之处:《飘》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为女性获得尊严和独立指出了一条现实的道路——除了保持坚强乐观,还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社会运作,不能与社会割裂开联系,因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才能带来女性真正的独立。相比之下,《傲慢与偏见》受作者生活背景和身份等因素的限制,未能主张女性融入社会劳动,更多的还是与家庭和婚姻的联系而非经济独立;不过,虽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它对改善当时女性的地位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作品的结局艺术
  在《傲慢与偏见》的结局,自私任性、轻浮虚荣的小妹丽迪亚落得了“两手空空,缺衣少穿”的下场,而伊丽莎白和简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班纳特夫人也“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变得“通情达理、和蔼可亲、见多识广了”。在小说的终章,奥斯汀几乎交代了每个角色的后续发展,这样写固然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完善了小说内容,然而读者的想象空间却大打折扣。并且,伊丽莎白贯穿全文的对社会主流思想的反叛也戛然而止,读者在为伊丽莎白获得幸福而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渐渐淡忘了伊丽莎白人格中最闪耀的那一部分——反叛精神。她最终还是成了“达西夫人”,并且也没有真正地实现婚姻里的平等,在妹妹丽迪亚写信来向伊丽莎白寻求经济帮助时,伊丽莎白以“不想打扰达西”为理由拒绝了,哪怕接济一下穷困潦倒的丽迪亚对家财万贯的达西来说简直是举手之劳。究其原因,伊丽莎白还是受时代所限,并没有取得经济独立。
  相比于《傲慢与偏见》的闭合式结局,《飘》的开放式结局则更加凸显出斯嘉丽的性格特点。在第三任丈夫白瑞德弃她而去后,斯嘉丽并没有放弃,而是将内心满溢的不幸和痛苦暂放一边,“到明天回到塔拉后再计划这一切吧!我可以承受这一切的!明天,明天,我一定有办法再次得到他的!无论怎么样,明天是个崭新的一天!”全文的最后一句话再一次深化了斯嘉丽不屈不挠、坚强乐观的人物形象。同时,开放式的结局给予了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斯嘉丽既可能挽回了白瑞德的心,也可能没有,但无论结果如何,斯嘉丽鲜明的人物形象无疑是深深烙印在了读者心中,为现代女性的觉醒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
  四、 结语
  《傲慢与偏见》出自于过着简单乡村生活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飘》则出自一生历经波折的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虽然她们关于婚姻与爱情、女性的價值与意义、小说结局艺术的理解不尽相同,但这两部作品都在女性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令人惊艳的一笔。它们不仅为作者所处时代的女性,也为后来乃至当代的女性提供了关于婚恋和人生的启迪。
  (指导老师:卢婕)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 姜春香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
  [2]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M].罗良功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3] 谢景芝. 《飘》 中郝思嘉形象魅力解读[J]. 河南大学学报, 2005(3).
  [4] 杨莉馨.从《傲慢与偏见》的结构谈简·奥斯汀的女性意识[J]. 南京师大学报, 1998(1).
  [5] 邵毅.从《傲慢与偏见》探析简·奥斯汀的女性主义思想[J]. 英国文学, 2011(18).
  [6] 赵君波. 试论《乱世佳人》中斯嘉丽的女性意识[N]. 科技信息·高校讲坛, 2009(19).
  基金项目: 本论文是2010-2021年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本科教学工程项目“英美文学专业思政建设课程”(BKJX2019073)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兰倩、王雨诗,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卢婕,文学博士,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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