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奠基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其所面对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深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媒介技术和交往方式的影响。当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新媒体技术时代的个体存在方式逐步从原子态向量子态转换：量子化个体处于叠加态，个体的存在方式与特定的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应，群体建构兴起新的关联逻辑——离散式联结。离散式联结具有非整体性和非独立性特点。基于个人认同与群体联结方式的变革，传统统战工作模式面临缺乏竞争力和连接力的挑战。针对当前网络统战工作中的新媒体观念表象化、工具化问题，大统战工作格局要打破统战工作的专业化、部门化，将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贯彻到国家治理的每一领域、每一环节、每一岗位;在多样化的行动中建立多元化的联结形式，尤其是针对个体、具体事件的微联结;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增强新联结的可见性和感染力。
关键词：新媒体;自我认同;群体建构;政治联盟;量子化生存;离散式联结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3-0017-07
新媒体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媒体业结构，也给整个社会的运作和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深刻影响，更对建立在既有交往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形态产生极大冲击。近些年提出的“互联网+”概念，是关于新媒体技术结构性作用的一种表述，较为形象地体现了互联网与社会各行业、各方面的广泛关联。不过，这样的表述对于解释互联网技术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第一，它容易给人错觉，以为只要简单加上互联网工具性层面的技术就能与时俱进，而忽略互联网技术给行业生产或社会生活带来的根本变革和结构性影响。第二，以“互联网”指称当前的技术形态，虽突出了联结，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联结形式和逻辑的变化，也忽略了各种新断裂，尤其是在更为隐而不显层面的新联结与新断裂，比如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社会联结与空间机制等。事实上，随着传播技术中移动性、智能化的增强，社会变迁远非“互联”二字可以涵盖。
当前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统战工作明显体现出“+互联网”的工具性、表象性思维。一是视互联网为新兴行业，将其经营者、从业者作为一类新兴群体纳入统战工作对象的范畴，以期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二是视互联网为新兴技术工具，在既有工作领域或模式中增加新媒体技术的采纳与应用。就实质而言，二者遵循的依然是统战工作的传统思维和路径，没有将新媒体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革命纳入统战工作的思考范畴，忽视了范式创新的必要性。
奠基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面对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深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交往方式——无中介的人际传播和报刊等大众传播二元并立的交往格局的影响。而当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为了适应这种变革，我们需要反思传统的统战工作所依赖的深层结构。针对当前统战工作中存在的新媒体观念表象化、工具化问题，本文重点阐述新媒体技术对个人认同和群体联结方式的影响，探讨由此给统战工作带来的挑战以及应对之策。
一、从主体的原子化到量子化：自我认同的新机制
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统战工作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除了时代变化带来的某些特性差异，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人有无根本变化？当前的统战理论缺乏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反思，依然以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关于人的理解来构建工作体系，从而出现诸多与当下新媒体技术社会不相适应的认识。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人”是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个体。然而，在不同环境中，个体政治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殊异。当前的统战理论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等显在环境对个体身份建构和认同的影响，较少留意媒介与技术变迁对认知与交往的影响。然而，关于媒介技术的研究表明，认知与交往的媒介与技术变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主体构建与自我认同。而主体性与认同感既是人们在世生存的核心所在，也是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根本基础。为此，本文将首先分析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主体与认同变化，探讨这种变化给统战实践带来的挑战。
当前统战理论所建基的“人”的观念，主要来自于现代性理论。现代性理论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原子式的社会。个体不是如传统社會那样，在“休戚与共”的日常交往和精神生活中组成“默认一致”的共同体，而是依靠契约抽象地联结起来[1]，由一系列中介技术——比如货币、机器、传媒等关联团结在一起。由此，现代社会也导致了原子化主体的崛起：从共同体之中离析出来的原子式个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主体虽然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孤立的。他们脱离了各种共同体的牵扯和约束，可以自主独立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和认同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原子化的现代主体也是完整的，在独立的躯壳中驻守着可由意识支配和控制的“自我”。
现代社会原子化主体的诞生，意味着主体的构建乃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化的过程之上。首先是主客体的二元化。在主体产生之际，客体也随之出现。作为主体的人将其所处的世界和环境对象化，但同时自我也被他人对象化。在统战实践中，统战工作主体面对特定问题（对象/客体）而行动，但同时又被统战工作对象化。其次是时空分异，即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自我统一性主要建立在身体周遭（在场）时空统一性的基础之上，那么现代社会大量中介技术将当时、当下之外的远距空间和标准时间纳入自我认同之中，形成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对立。如果说血缘、地缘等关系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要认同方式，那么现代社会在这些认同之外，叠加了更多基于中介机制的身份认同，阶级、民族等政治身份就是中介化的不在场身份。
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原子式个体以及二元对立结构的相对稳定机制，当前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社会面临的是几乎彻底的流动性与非连续性。个体的独立与完整遭遇挑战，二元对立结构逐步消解，维持个体与社会稳定的机制本身变得不稳定。个人作为主体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从媒介技术来看，数字化正逐步改变个体的认知方式和自我认同的基础，不断消融主客体的边界，重新构造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作为人体的延伸，媒体将亲眼所见、亲身体验之外的世界带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构造出自我认同的时空结构。每一种新技术新媒体的发明和应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认同基础结构。 第三，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增强新联结的可见性和感染力。首先，提高可见性。这既指利用网络痕迹识别各类主体和群体，也指创造可见的方式促进新联结。传统身份识别所依据的人口统计学指标仍然是“粗颗粒”的，而数字技术为我们识别更具个性特征的“微粒人”提供条件，也创造了事先行为管理和控制未来的新方法[6]122-123。大统战工作格局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技术优势。其次，提高感染力。提高联结的可见性与增强感染力相关，要以更加多样的方式促进人们的集结和凝聚。移情是一种方式，充分运用多媒体也是有用的技巧。新媒体传播技巧应当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者的基本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4）：10-28+126.
[3]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J].学术月刊，2015（12）：5-18.
[4]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94.
[5] 约翰·格里宾.薛定谔的小猫[M].张广才，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6.
[6] 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M].黄昆，夏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7]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 蓝江.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通信技术变革的哲学效应[J].探索与争鸣，2019（9）：37-40.
[9]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上）[M].闫克文，译.上海：世纪传播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0] 周雪光.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以科举制为线索[J].社会，2019（2）：1-30.
[11] 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M].万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2] 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13]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重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4] 雷金纳德·范李，马克·盖伦切尔，费尔南多·纳波利塔诺，等.群：凝聚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力量的新模式[M].时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15] 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M].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8.
[16] Howard Rheingold.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London：MIT Press，1993.
[17] 谢静.时空之流：移动新媒体的城市尺度[J].探索与争鸣，2018（10）：128-135+144.
[1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9] 朱迪·迪恩.传播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局限[J].李玥阳，译.全球传媒学刊，2015（2）：54-64.
[20]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1] 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M].汪大海，吴群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龚静阳
关键词：新媒体;自我认同;群体建构;政治联盟;量子化生存;离散式联结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3-0017-07
新媒体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媒体业结构，也给整个社会的运作和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深刻影响，更对建立在既有交往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形态产生极大冲击。近些年提出的“互联网+”概念，是关于新媒体技术结构性作用的一种表述，较为形象地体现了互联网与社会各行业、各方面的广泛关联。不过，这样的表述对于解释互联网技术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第一，它容易给人错觉，以为只要简单加上互联网工具性层面的技术就能与时俱进，而忽略互联网技术给行业生产或社会生活带来的根本变革和结构性影响。第二，以“互联网”指称当前的技术形态，虽突出了联结，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联结形式和逻辑的变化，也忽略了各种新断裂，尤其是在更为隐而不显层面的新联结与新断裂，比如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社会联结与空间机制等。事实上，随着传播技术中移动性、智能化的增强，社会变迁远非“互联”二字可以涵盖。
当前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统战工作明显体现出“+互联网”的工具性、表象性思维。一是视互联网为新兴行业，将其经营者、从业者作为一类新兴群体纳入统战工作对象的范畴，以期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二是视互联网为新兴技术工具，在既有工作领域或模式中增加新媒体技术的采纳与应用。就实质而言，二者遵循的依然是统战工作的传统思维和路径，没有将新媒体技术带来的社会关系革命纳入统战工作的思考范畴，忽视了范式创新的必要性。
奠基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共产党统战理论与实践，面对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深受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交往方式——无中介的人际传播和报刊等大众传播二元并立的交往格局的影响。而当前新媒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联盟建构。为了适应这种变革，我们需要反思传统的统战工作所依赖的深层结构。针对当前统战工作中存在的新媒体观念表象化、工具化问题，本文重点阐述新媒体技术对个人认同和群体联结方式的影响，探讨由此给统战工作带来的挑战以及应对之策。
一、从主体的原子化到量子化：自我认同的新机制
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统战工作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除了时代变化带来的某些特性差异，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人有无根本变化？当前的统战理论缺乏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反思，依然以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关于人的理解来构建工作体系，从而出现诸多与当下新媒体技术社会不相适应的认识。作为统战工作对象的“人”是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个体。然而，在不同环境中，个体政治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殊异。当前的统战理论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等显在环境对个体身份建构和认同的影响，较少留意媒介与技术变迁对认知与交往的影响。然而，关于媒介技术的研究表明，认知与交往的媒介与技术变革，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主体构建与自我认同。而主体性与认同感既是人们在世生存的核心所在，也是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根本基础。为此，本文将首先分析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主体与认同变化，探讨这种变化给统战实践带来的挑战。
当前统战理论所建基的“人”的观念，主要来自于现代性理论。现代性理论将现代社会描述为原子式的社会。个体不是如传统社會那样，在“休戚与共”的日常交往和精神生活中组成“默认一致”的共同体，而是依靠契约抽象地联结起来[1]，由一系列中介技术——比如货币、机器、传媒等关联团结在一起。由此，现代社会也导致了原子化主体的崛起：从共同体之中离析出来的原子式个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一方面，作为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主体虽然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孤立的。他们脱离了各种共同体的牵扯和约束，可以自主独立选择自己的交往对象和认同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原子化的现代主体也是完整的，在独立的躯壳中驻守着可由意识支配和控制的“自我”。
现代社会原子化主体的诞生，意味着主体的构建乃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化的过程之上。首先是主客体的二元化。在主体产生之际，客体也随之出现。作为主体的人将其所处的世界和环境对象化，但同时自我也被他人对象化。在统战实践中，统战工作主体面对特定问题（对象/客体）而行动，但同时又被统战工作对象化。其次是时空分异，即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自我统一性主要建立在身体周遭（在场）时空统一性的基础之上，那么现代社会大量中介技术将当时、当下之外的远距空间和标准时间纳入自我认同之中，形成在场与不在场的二元对立。如果说血缘、地缘等关系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要认同方式，那么现代社会在这些认同之外，叠加了更多基于中介机制的身份认同，阶级、民族等政治身份就是中介化的不在场身份。
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原子式个体以及二元对立结构的相对稳定机制，当前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社会面临的是几乎彻底的流动性与非连续性。个体的独立与完整遭遇挑战，二元对立结构逐步消解，维持个体与社会稳定的机制本身变得不稳定。个人作为主体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从媒介技术来看，数字化正逐步改变个体的认知方式和自我认同的基础，不断消融主客体的边界，重新构造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作为人体的延伸，媒体将亲眼所见、亲身体验之外的世界带入人们的生活之中，构造出自我认同的时空结构。每一种新技术新媒体的发明和应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认同基础结构。 第三，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增强新联结的可见性和感染力。首先，提高可见性。这既指利用网络痕迹识别各类主体和群体，也指创造可见的方式促进新联结。传统身份识别所依据的人口统计学指标仍然是“粗颗粒”的，而数字技术为我们识别更具个性特征的“微粒人”提供条件，也创造了事先行为管理和控制未来的新方法[6]122-123。大统战工作格局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技术优势。其次，提高感染力。提高联结的可见性与增强感染力相关，要以更加多样的方式促进人们的集结和凝聚。移情是一种方式，充分运用多媒体也是有用的技巧。新媒体传播技巧应当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者的基本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4）：10-28+126.
[3] 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J].学术月刊，2015（12）：5-18.
[4]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94.
[5] 约翰·格里宾.薛定谔的小猫[M].张广才，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6.
[6] 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微粒社会[M].黄昆，夏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7]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8] 蓝江.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通信技术变革的哲学效应[J].探索与争鸣，2019（9）：37-40.
[9]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上）[M].闫克文，译.上海：世纪传播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0] 周雪光.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以科举制为线索[J].社会，2019（2）：1-30.
[11] 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M].万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2] 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13]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重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4] 雷金纳德·范李，马克·盖伦切尔，费尔南多·纳波利塔诺，等.群：凝聚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力量的新模式[M].时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15] 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M].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8.
[16] Howard Rheingold.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London：MIT Press，1993.
[17] 谢静.时空之流：移动新媒体的城市尺度[J].探索与争鸣，2018（10）：128-135+144.
[1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9] 朱迪·迪恩.传播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局限[J].李玥阳，译.全球传媒学刊，2015（2）：54-64.
[20]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威廉·D.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孙迎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1] 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M].汪大海，吴群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龚静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