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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门，年轻的核物理工作者仇士华、蔡莲珍夫妇呆住了。
身体瘦削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笑容满面，礼貌地起身邀他们落座。之后，夏鼐又简单地向他们介绍了碳十四断代实验室的建设需求，并带领他们去相关科室转了转。
这场再普通不过的会面，却让仇士华夫妇感受到久违的人格尊重。1957年，仇士华和蔡莲珍深陷“反右”风波，成为“人人喊打”的“右派”青年，不能继续在原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就在这时，夏鼐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对于这对夫妇来说，夏鼐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而夏鼐在一生中所改变的人和事，实在太多太多。
寻梦·游学
1935年8月的一天，上海海港，一艘意大利邮船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学子。
25岁的夏鼐要从这里前往英国。1934年10月，夏鼐拿到了考古学的公费留学名额，决定去伦敦大学开始新的求学生涯。
邮船途经香港到了威尼斯，下了船，夏鼐又搭上火车。
9月初的伦敦陌生且新奇，而藏在学子心里的，是一份为中国考古学寻医问药的渴求。
出发之前，夏鼐曾拜谒名师，遍览能寻到的中外文考古学、人类学论著，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有了明确的大致认识：“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
改变中国考古学的面貌，成为他心中隐约的渴望。
留英的5年半里，夏鼐全面学习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掌握文物的修复、保养、管理、陈列及青铜铸造等技能，接受田野考古科班训练，投身英国梅登堡山城、埃及阿尔曼特遗址等的考古发掘，阅读考古学、人类学的多方面专著……
而那时的夏鼐也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斯宾塞、泰勒等的均变论，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
追梦·回乡
1940年12月，夏鼐从开罗登上归国的列车，满怀抱负。
刚回国后不久，他就应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先生邀请，在昆明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考古学的方法论》。就古物搜索、发掘，到整理、研究，他一一详述。由于此前很少有中国学者论述过考古学方法，他回国后的第一讲就成了昆明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方法对不对，要看实践效果。回国后，夏鼐以极高的热情开展田野考古。仅1944年至1945年一年间，他的脚步就遍及河西走廊，从兰州到敦煌，兼及临洮、宁定、民勤、武威等地。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西方学者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臆测;临洮寺洼山等遗址的发现，则提出了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问题。从此，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成立后便开始酝酿建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任命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考古所所长，梁思永、夏鼐为副所长。由此，夏鼐走上了新中国考古工作的领导岗位。
筑梦·掌舵
新中国成立初期，掌握田野考古技术的专门人才奇缺。作为大陆唯一一位既在国外经受正规科班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还能亲临第一线的田野考古学家，夏鼐担起了培养田野考古人员的重任。
1950年10月，夏鼐刚上任考古所副所长一个星期，便率领考古所第一支调查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考古发掘。第二年夏天，他们又去了河南中西部调查史前遗址。1951年秋至1952年春，他们再度启程，去长沙近郊发掘战国和汉代墓葬。
对发掘团里的年轻人，夏鼐反复强调考古研究要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相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 一次次演练，培育出新中国第一批田野考古骨干人才。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这些此后中国考古学界的知名人士，都曾在夏鼐的教导下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
自1952年起，为应对国家基本建设逐步展开、田野考古专门人才匮乏的局面，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合作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夏鼐直接参与考古训练班、北大考古专业的组织领导与课程策划，亲自讲授最基本的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
长期在夏鼐身边学习与工作、现为考古所资深研究员的王世民，曾聆听过夏鼐授课。他至今记得，夏鼐每周辛苦地授课一天——上午讲考古学通论，下午讲田野考古方法，还带领大家在未名湖畔学习简单的测量技术。
“‘文革’前参加工作的考古人员，基本上都曾直接领受夏鼐的教诲。”在王世民的心目中，夏鼐一直是“为中国考古研究引航掌舵的人”。
1958年，“大跃进”之风盛行，考古领域刮起浮夸风，否定严格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研究的基本操作规程。面对盲目蛮干的局面，1959年，夏鼐以正确对待考古学文化定名問题为切入点，倡导在研究问题时，要“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不要轻率浮夸”。 夏鼐不仅为考古学“端正”路径，也为它“明确”目标。1962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提出中国考古学六个方面的基本课题，进一步明确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此后，考古所开始遵循基本课题，有重点地部署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圆梦·归根
尽管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但夏鼐对自然科学一直青睐有加。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曾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中国考古学。
1959年，在夏鼐的辦公室里，他递给仇士华、蔡莲珍一本自己早已读过的书——美国放射化学家利比撰写的《放射性碳素测年方法》。为建起国内的碳十四实验室，夏鼐几经波折把错划为“右派”、学核物理出身的仇士华夫妇调到考古所。经过五六年艰苦努力，中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在连暖气都没有的考古所诞生。
“夏先生就像把我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一样，让我们有了新的科研生命。”60多年后，回想起当初与夏鼐交流的一幕幕，满头银发的蔡莲珍提高了声调，在她身旁，年近90岁的仇士华频频点头。
夏鼐改变了仇士华夫妇的一生，也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的面貌。
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夏鼐一边直言不讳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时挖掘帝王陵寝的短视做法，一边主持制定考古研究工作八年规划，筹备成立中国考古学会，组织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综合性论著，不遗余力地为中国考古学引航掌舵。
1985年6月17日上午，夏鼐像往常一样去研究所，还接待了日本考古学者。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后便又开始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一篇文稿。下午3点多，夏鼐告诉妻子要去胡同口走一走，但一会儿工夫就回到了书屋。下午5点，妻子发现夏鼐坐在沙发上，头歪向一边，稿子散落一地……
两天后，夏鼐永远作别了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之奋斗的中国考古学。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悼念夏鼐时写道：“完全应该公正地承认，夏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们，开创了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是跟夏鼐同志1950年以来在考古工作中的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才的主要培育者、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考古学严谨学风的主要缔造者。”
夏鼐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他先后被英国、德国、美国、瑞典、意大利、第三世界研究院授予院士称号。他是中国前所未有获得“七国院士”的学者，至今也没有第二人超越。
夏鼐：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语录：
”运用考古学知识，使中国历史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明确。”
“商代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