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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華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他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
来自父亲的期待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可谓身出名门。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梁启超不断鼓励他们发挥个人所长，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早在19世纪中晚期，现代考古学已率先在欧洲诞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巨匠的梁启超，是最早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1901年，梁启超首倡“新史学”，那时他已注意到考古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正在兴起。
中国虽然有传统的金石学，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还不是一码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但在中国境内从事考古挖掘工作的人却全都是外国人。让梁思永学习考古学，梁启超有子承父业的考虑，同时更是希望考古学这门新生的学科能在中国扎根、生长。
正是出于梁启超的期望和引导的结果，1923年，梁思永在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他是留学生中选现代考古学作为专业的第一人。梁思永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在美国求学期间，梁启超多次致信勉励梁思永苦学本领，将来好回来报效祖国。
1926年冬，李济、袁复礼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挖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现代考古挖掘。梁启超不仅支持这次挖掘，还希望梁思永能参与其中。
1927年，梁启超给还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永写信：“李济之在演讲中说，他们‘搞考古都只是半路出家，真正专门研究考古的人还在美国……是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
1927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学业回国，回国一年间，梁思永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察员。这些工作大都没有薪水，但这些经历却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梁启超不仅把梁思永带在身边，言传身教，还利用自己的威望和交际，为他创造学习机会。他不仅写信请朋友陈仲恕指导，还请他介绍瓷器鉴定名家郭宝昌指点梁思永，开阔他的知识面。
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的所学，对山西西阴村发现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这批陶片没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复原的器物，他通过与国内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仰韶村有个别器形，西阴村却没有，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继续深造。正是基于回国一年间的经历，他完成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的硕士论文，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1930年，梁思永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学者。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梁思永在实践中建立起科学的考古方法，以其自身深厚的学识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是中国考古史上一座划时代的丰碑。
留下首部考古发掘报告
田野是考古学者的工作天地，从事考古工作首先需要的是身体力行。1930年回国后，梁思永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考古组工作。当年9月，便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然后转道通辽，进入热河做田野考古调查，在38天里步行路程逾1000公里，调查了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文物标本。
此后的6年间，梁思永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田野调查和挖掘工作，共参加田野发掘7次。
梁思永的加入，不仅带来了标准的考古操作规范，还提出了新的观点。1931年之前，中国境内不管是瑞典人还是中国人进行的考古挖掘，发掘遗址都采用按照深度来划分地层的方法，而实际上这是很机械也是很不科学的。1931年，梁思永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
山东城子崖遗址于1930年进行第一次挖掘，1931年的第二次挖掘便由年轻的梁思永主持。田野发掘报告作为考古发掘成果，本来应当是考古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但在城子崖之前，由于国内的考古者缺少此项专业训练，所以只有挖掘没有考古报告。1934年，由梁思永主要编纂的发掘报告《城子崖》出版了，这成为第一部由中国的考古机构组织挖掘并由中国的考古者自己编写的田野发掘报告。梁思永当年在《城子崖》报告里创造的田野发掘报告的基本体例，沿用至今。
开启科学挖掘新时代
河南安阳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站点。中国年轻的考古队伍采用近代考古学技术，独立自主进行了首次大规模挖掘。第一次挖掘始于1928年10月，在梁思永学成归国之时，挖掘已经进行了3次，之后又进行了12次挖掘，梁思永从第4次开始，共参加了6次挖掘。 梁思永并不是中国最先从事现代考古的学者，却是经受现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人，在殷墟的考古挖掘中，他的加入显示出了重要价值。前3次殷墟挖掘，目的多限于寻找甲骨文和其他遗物，几乎与民间所说的“挖宝”无异;而真正的考古学，关注点远远超出发掘出来的文物，它应当是以研究和发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目的。
对于梁思永所发挥的作用，当年参加安阳考古的夏鼐先生说：“梁先生确是野外考古工作的头等人才，不仅工作技术是头等，更重要的是那种负责的精神，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遗漏细节，小屯殷墟发掘工作的头几年，参加的人都没有受过正式的田野考古训练，大家都在暗中摸索，想由尝试和错误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梁先生参加工作后，才加以整顿，面目一新，他费了大力来改进田野考古技术，拟订各种记录表格，组织室内整理工作，训练年轻人员，使一切都渐入正轨。”因此，有梁思永参加的安阳殷墟的第4次挖掘，由于他对考古科学规范的倡导，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由草创转入正轨。
梁思永的考古实践与贡献
从回国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7年间，梁思永先后参与昂昂溪、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在田野发掘中注重科学方法的运用，使中国田野考古水平迈向新台阶。其中，昂昂溪五福遗址的发掘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奠定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
在其主持的后冈遗址发掘中，梁思永在地层上证明了小屯、龙山和仰韶的先后关系。梁先生认为，“龙山文化的时代早于小屯，而仰韶文化又早于龙山”。此外梁先生还认为，“小屯文化是对龙山文化的继承关系，仰韶本是彩陶文化的领土，被龙山文化侵占”。他的这一发现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国考古地层学成熟的标志。
梁思永因在1932年田野考古中患烈性肋膜炎而落下病根，缠绵病榻，1941年夏，肺结核发作，1945年实施大手术，截去几根肋骨，受伤的左肺萎缩下来，身体十分羸弱。
1948年，梁思永与梁思成、郭沫若、董作宾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这是对梁思永考古成就和学术定位的最好肯定。
1950年夏，梁先生受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坚持以带病之躯主持所里工作。虽不能出门，却計划和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和室内研究工作，为新中国培养考古人才，为解放后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4年春梁思永心脏病再度发作，4月2日在北京逝世。这位心系田野的天才考古学家就这样过早地告别了他执着的事业。正如李济所说：“梁思永先生，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梁思永通过一生的实践，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壮大及考古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他继续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建立和考古学学科规划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梁思永的许多学术活动， 赢得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大力赞誉。他对考古学的钻研，使我国的考古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梁思永：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评价：
“梁思永先生，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李济
◎ 来源|大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