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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送了，我春节时再回来。”在沈阳的桃仙机场，陶俊和他的父母道别。陶俊的职业是一名Java软件开发工程师，毕业后已经在上海工作两年多时间。
这次回来看望父母，是因为陶俊刚跳槽去了上海另一家互联网软件开发公司，换工作的间隙让他有时间飞回沈阳住上几天。
父母一直在劝他，已经27岁了，最好回沈阳找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告别“海飘”的日子，也让年迈的父母有个依靠。但陶俊不肯，在机场，面对母亲婆娑的泪眼，父亲无奈的叹气，他依然挺胸抬头，说：“明年我争取跳槽去北京，这样离你们近一点。好啦，走喽！”
候机楼外照进了灿烂的阳光，为这个27岁的青年投射出一个渐渐走远的背影，这背影，仿佛是千千万万被互联网产业召唤的新青年缩影。
数据显示，互联网创造的就业群体中， 85、90后的青年成为主力军，占比达73.64%。但这些岗位并不能让年轻人如愿地在本地就业，北上广三个大城市的互联网产业岗位需求，占据了全国62.98%的份额，尤其是北京一个城市，拥有全国近1/3的岗位份额，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陶俊这样的年轻人要执意远赴他乡。
互联网从业人员的爆发式增长，高度密集的生态圈，让其成为区别于传统产业、区别于原有体制内经济模式的另一个江湖。在这个江湖之中， “新工人群体”已经远非当初的概念所能描述，而他们所面临的尴尬和忧虑，也和传统领域截然不同。
身处这个江湖之外的人，很容易将互联网产业的每个岗位都归于白领。但真正身处这个行业的人，却不一定都这么认为。
“我肯定不是白领。”陶俊听到这个称谓有些尴尬，他说，白领指的是通过脑力劳动获得高薪的人，一般是指企业高级行政、技术研发或掌握高端技术的职位。
而陶俊介绍自己的工作状态，作为公司70多名Java软件开发工程师中的一员，他每天都在一个类似网吧的大型办公室内，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连续敲打键盘——这更像是一个设立在写字楼中的数字化生产车间。
工作环境和白领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工作内容。陶俊所在这家公司应用eclipse（集成开发平台）改装了一个研发框架，只要有一年工作经验的Java技术员，在这套框架内5分钟就开发出一个jsp页面，实现对数据库某个表的简单查询和编辑。简单说，核心技术已经被企业封装起来，陶俊所从事的，是一个不需要太多创造的循环性工作，每天付出的几乎是一半脑力、一半体力。
互联网就业大军中，多数都是这样的工作岗位，他们有较高的学历，收入高于其他行业普通职员，但所从事的工作更像是信息流水线上的工人，这让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变得非常尴尬，每次想让别人了解自己时都颇费唇舌。有学者给这样的工作岗位一个新的定义——“可被编程的劳工”，通过信息的加工处理获得报酬，并将其纳入灰领范畴。但陶俊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我们有时自嘲是‘码农’，但如果严肃地说，我们应该算作知识工人。”陶俊说，“知识工人”是比尔·盖茨提出的一种称谓。盖茨认为，产业以及企业的发展需要人才和知识工人，两者的差别是人才主要负责创新和创造，作出建设性的创造、计划、发明、指导和建议，而知识工人在接受、学习新的信息后，用自身的知识进行微观创造和生产，以行动来实现创新、创造、变革的产业化。
“比如在我们公司，负责改装eclipse的技术总监就应该算作是人才，是白领，我虽然现在只是一名知识工人，但我的理想，是通过努力成为他那样的人。”陶俊信心满满地说，他在这家新公司的职位，已经是技术总监助理，可以间接参与新架构的组建。
理想是光鲜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互联网产业井喷式发展的同时，衍生出的诸多问题就像稻田中的杂草一样无处不在。
有一些问题看起来比较初级，却非常现实，例如互联网这个看似高科技的行业，从业人员却都在承受着惊人的工作强度，甚至身心都造成直接的伤害。
梁欢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很荣幸进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中的一家公司成为基础程序员，虽然规定中的工作时间只有7小时，但实际上每天都要干12小时左右。这还是比较不错的，他的很多同学在相对小一点的互联网公司上班，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4个小时左右，而且那些正在创业的小公司周末加班是家常便饭，所谓年假、加班费之类的东西，离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似乎非常遥远。
“码农比劳工还苦啊。这个行业全是年轻人，都拼命干，你没理由清闲。”梁欢介绍，长期熬夜、高强度工作让本就高度近视的他视力急剧下降，而且出现尿隐血症状。
互联网其他领域如产品经理、数据分析、产品测试等同样有着极高的劳动强度，据易观数据的调查，互联网从业人员平均每天最少加班4小时，基础工作人员加班时间更长，九成以上的互联网从业人员一周休息时间少于一天。
提及互联网从业人员的过劳问题并非危言耸听。今年4月，深圳“36岁IT男猝死马桶上”的消息，曾在互联网产业内引起震动，考勤记录显示其死前连续5天都是凌晨打卡。2013年5月15日，搜狐旗下游戏门户网站“17173”，一名24岁的网络编辑在上班路上，突然晕倒在公交车站台，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根据速途研究院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IT行业已经成为危害健康第二大行业，占比达到23.8%，仅比危害健康排名第一的建筑及矿工行业低5个百分点。IT行业发生过劳死的案例数量在直线上升，而且IT行业出现过劳死的平均年龄最低，只有37.9岁。
更令人吃惊的是，作为高收入、高科技、朝阳产业的互联网行业，众多企业却没有在这方面为职工做任何劳动保护。长期加班、黑白颠倒、过度疲劳给这个年轻的知识工人群体，带来的健康危害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梁欢还在咬牙坚持，他的理想和陶俊一样，争取在30岁之前走上公司更高级别的岗位，成为白领、人才。梁欢说：“如果不能，我35岁就退出，否则，真的干不动。”
很多互联网从业人员都将35岁当成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因为即便是不懂医学常识，也能知道这样以健康为代价，承受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的。 但互联网行业竞争之激烈超乎圈外人想象，千千万万像陶俊、梁欢这样的知识工人正面临越来越高的晋升门槛。根据领英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人才库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47.1%，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比例达到43.5%；同时，互联网行业整体呈现出“将多兵少”的状况，互联网人才初级职位占比43%，高级专业人员占21%，经理占18%，总监、副总裁、企业主、owner等决策层共占18%。高级及以上职位级别人员比初级职位高出14个百分点——基础知识工人匮乏，高端人才却人满为患。
另一位在北京已经工作8年的网页产品经理周晓言，近期正筹划回东北找工作，因为他至今看不到晋升的希望。究其原因，像BAT、中兴、小米、360、乐视这样的巨头型互联网企业内人才云集，在拼学历、拼能力、拼创新的过程中能够胜出的人凤毛麟角。这种现象在华胜天成、恒生电子等并不直面消费者的互联网大中型企业中同样存在。但更严峻的是那些雨后春笋——小型互联网研发企业，它们往往由海归的博士以及具有一定经验的科技型创业人才合伙创建，人数少高管多，在这样公司做职员，除非遇到爆发式增长，否则很难晋升。
尴尬的问题随之出现，由于全国六成以上互联网工作岗位集中在北上广，促使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奔赴这些城市。但如果不能得到晋升，仅凭这些中低职位8万～20万的年薪，虽然已高于其他行业的收入，但想在北上广安居落户并不现实，买房、结婚、生子的费用都需要更高的职位和收入来支撑。
“我上次回家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很多当公务员的同学已经是科长、副处长，做生意的已经开上了奔驰。”周晓言叹口气，和这种失落感相比，最让他消沉的是自己是同学中唯一还单身的。在北京工作收入虽高，却买不起房子，工作的不稳定也让他不敢向女友求婚。因此，有时在夜里，他在合租房里看着灯火阑珊的京城，想起那些初获成功的同学，再考量自己的未来，心中的五味杂陈，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
“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如果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就注定是失败者。”周晓言说，当初，他和很多人一样，为了一份朝阳产业的工作来到北上广，用青春和健康为筹码去奋斗，但如今却处在了进退两难的困局中。
在朝阳产业里也步履艰难，尴尬的工作性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越来越狭窄的发展空间，这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让看似前途辉煌的互联网从业者感到迷惘。互联网产业中的“知识工人”是否正在沦为一种“青春岗位”？究竟怎样的变革，才能让这个朝阳产业给所有从业者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生？
（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工
这次回来看望父母，是因为陶俊刚跳槽去了上海另一家互联网软件开发公司，换工作的间隙让他有时间飞回沈阳住上几天。
父母一直在劝他，已经27岁了，最好回沈阳找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告别“海飘”的日子，也让年迈的父母有个依靠。但陶俊不肯，在机场，面对母亲婆娑的泪眼，父亲无奈的叹气，他依然挺胸抬头，说：“明年我争取跳槽去北京，这样离你们近一点。好啦，走喽！”
候机楼外照进了灿烂的阳光，为这个27岁的青年投射出一个渐渐走远的背影，这背影，仿佛是千千万万被互联网产业召唤的新青年缩影。
数据显示，互联网创造的就业群体中， 85、90后的青年成为主力军，占比达73.64%。但这些岗位并不能让年轻人如愿地在本地就业，北上广三个大城市的互联网产业岗位需求，占据了全国62.98%的份额，尤其是北京一个城市，拥有全国近1/3的岗位份额，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陶俊这样的年轻人要执意远赴他乡。
互联网从业人员的爆发式增长，高度密集的生态圈，让其成为区别于传统产业、区别于原有体制内经济模式的另一个江湖。在这个江湖之中， “新工人群体”已经远非当初的概念所能描述，而他们所面临的尴尬和忧虑，也和传统领域截然不同。
身处这个江湖之外的人，很容易将互联网产业的每个岗位都归于白领。但真正身处这个行业的人，却不一定都这么认为。
“我肯定不是白领。”陶俊听到这个称谓有些尴尬，他说，白领指的是通过脑力劳动获得高薪的人，一般是指企业高级行政、技术研发或掌握高端技术的职位。
而陶俊介绍自己的工作状态，作为公司70多名Java软件开发工程师中的一员，他每天都在一个类似网吧的大型办公室内，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连续敲打键盘——这更像是一个设立在写字楼中的数字化生产车间。
工作环境和白领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工作内容。陶俊所在这家公司应用eclipse（集成开发平台）改装了一个研发框架，只要有一年工作经验的Java技术员，在这套框架内5分钟就开发出一个jsp页面，实现对数据库某个表的简单查询和编辑。简单说，核心技术已经被企业封装起来，陶俊所从事的，是一个不需要太多创造的循环性工作，每天付出的几乎是一半脑力、一半体力。
互联网就业大军中，多数都是这样的工作岗位，他们有较高的学历，收入高于其他行业普通职员，但所从事的工作更像是信息流水线上的工人，这让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变得非常尴尬，每次想让别人了解自己时都颇费唇舌。有学者给这样的工作岗位一个新的定义——“可被编程的劳工”，通过信息的加工处理获得报酬，并将其纳入灰领范畴。但陶俊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我们有时自嘲是‘码农’，但如果严肃地说，我们应该算作知识工人。”陶俊说，“知识工人”是比尔·盖茨提出的一种称谓。盖茨认为，产业以及企业的发展需要人才和知识工人，两者的差别是人才主要负责创新和创造，作出建设性的创造、计划、发明、指导和建议，而知识工人在接受、学习新的信息后，用自身的知识进行微观创造和生产，以行动来实现创新、创造、变革的产业化。
“比如在我们公司，负责改装eclipse的技术总监就应该算作是人才，是白领，我虽然现在只是一名知识工人，但我的理想，是通过努力成为他那样的人。”陶俊信心满满地说，他在这家新公司的职位，已经是技术总监助理，可以间接参与新架构的组建。
理想是光鲜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互联网产业井喷式发展的同时，衍生出的诸多问题就像稻田中的杂草一样无处不在。
有一些问题看起来比较初级，却非常现实，例如互联网这个看似高科技的行业，从业人员却都在承受着惊人的工作强度，甚至身心都造成直接的伤害。
梁欢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很荣幸进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中的一家公司成为基础程序员，虽然规定中的工作时间只有7小时，但实际上每天都要干12小时左右。这还是比较不错的，他的很多同学在相对小一点的互联网公司上班，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4个小时左右，而且那些正在创业的小公司周末加班是家常便饭，所谓年假、加班费之类的东西，离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似乎非常遥远。
“码农比劳工还苦啊。这个行业全是年轻人，都拼命干，你没理由清闲。”梁欢介绍，长期熬夜、高强度工作让本就高度近视的他视力急剧下降，而且出现尿隐血症状。
互联网其他领域如产品经理、数据分析、产品测试等同样有着极高的劳动强度，据易观数据的调查，互联网从业人员平均每天最少加班4小时，基础工作人员加班时间更长，九成以上的互联网从业人员一周休息时间少于一天。
提及互联网从业人员的过劳问题并非危言耸听。今年4月，深圳“36岁IT男猝死马桶上”的消息，曾在互联网产业内引起震动，考勤记录显示其死前连续5天都是凌晨打卡。2013年5月15日，搜狐旗下游戏门户网站“17173”，一名24岁的网络编辑在上班路上，突然晕倒在公交车站台，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根据速途研究院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IT行业已经成为危害健康第二大行业，占比达到23.8%，仅比危害健康排名第一的建筑及矿工行业低5个百分点。IT行业发生过劳死的案例数量在直线上升，而且IT行业出现过劳死的平均年龄最低，只有37.9岁。
更令人吃惊的是，作为高收入、高科技、朝阳产业的互联网行业，众多企业却没有在这方面为职工做任何劳动保护。长期加班、黑白颠倒、过度疲劳给这个年轻的知识工人群体，带来的健康危害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梁欢还在咬牙坚持，他的理想和陶俊一样，争取在30岁之前走上公司更高级别的岗位，成为白领、人才。梁欢说：“如果不能，我35岁就退出，否则，真的干不动。”
很多互联网从业人员都将35岁当成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因为即便是不懂医学常识，也能知道这样以健康为代价，承受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的。 但互联网行业竞争之激烈超乎圈外人想象，千千万万像陶俊、梁欢这样的知识工人正面临越来越高的晋升门槛。根据领英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人才库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47.1%，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比例达到43.5%；同时，互联网行业整体呈现出“将多兵少”的状况，互联网人才初级职位占比43%，高级专业人员占21%，经理占18%，总监、副总裁、企业主、owner等决策层共占18%。高级及以上职位级别人员比初级职位高出14个百分点——基础知识工人匮乏，高端人才却人满为患。
另一位在北京已经工作8年的网页产品经理周晓言，近期正筹划回东北找工作，因为他至今看不到晋升的希望。究其原因，像BAT、中兴、小米、360、乐视这样的巨头型互联网企业内人才云集，在拼学历、拼能力、拼创新的过程中能够胜出的人凤毛麟角。这种现象在华胜天成、恒生电子等并不直面消费者的互联网大中型企业中同样存在。但更严峻的是那些雨后春笋——小型互联网研发企业，它们往往由海归的博士以及具有一定经验的科技型创业人才合伙创建，人数少高管多，在这样公司做职员，除非遇到爆发式增长，否则很难晋升。
尴尬的问题随之出现，由于全国六成以上互联网工作岗位集中在北上广，促使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奔赴这些城市。但如果不能得到晋升，仅凭这些中低职位8万～20万的年薪，虽然已高于其他行业的收入，但想在北上广安居落户并不现实，买房、结婚、生子的费用都需要更高的职位和收入来支撑。
“我上次回家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很多当公务员的同学已经是科长、副处长，做生意的已经开上了奔驰。”周晓言叹口气，和这种失落感相比，最让他消沉的是自己是同学中唯一还单身的。在北京工作收入虽高，却买不起房子，工作的不稳定也让他不敢向女友求婚。因此，有时在夜里，他在合租房里看着灯火阑珊的京城，想起那些初获成功的同学，再考量自己的未来，心中的五味杂陈，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
“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如果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就注定是失败者。”周晓言说，当初，他和很多人一样，为了一份朝阳产业的工作来到北上广，用青春和健康为筹码去奋斗，但如今却处在了进退两难的困局中。
在朝阳产业里也步履艰难，尴尬的工作性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越来越狭窄的发展空间，这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让看似前途辉煌的互联网从业者感到迷惘。互联网产业中的“知识工人”是否正在沦为一种“青春岗位”？究竟怎样的变革，才能让这个朝阳产业给所有从业者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生？
（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