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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这句印在中文版《一九八四》封面上的话，很好地说明了奥威尔的力量所在。读过《一九八四》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其中精确的预言，也会产生好奇：奥威尔为什么具有预言能力？
这个问题可能不止一个答案。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才重新认识苏联，但在此之前，外界对苏联的现实情况并非全然无知。在中国，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取道苏联去欧洲，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了三天后，感慨：“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欧游漫录》）在欧洲，一九三六年纪德前往苏联，启程之前他曾把那里视为即将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地方，亲临实地之后，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存在分歧。（《从苏联归来》）不过，徐志摩和纪德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即使在访苏的知识分子中，他们的观点也不属于多数。知识分子为了捍卫自己的观念，常常不惜削足适履，不管现实如何都要努力把它装进观念的靴子。
在访苏见闻的最后，纪德对苏联依然抱有一些希望：“苏联刚刚对西班牙作的援助让我们看到它仍能做到怎样可喜的改进。”然而，正是苏联对西班牙的介入，让奥威尔理解了何谓极权主义。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威尔为了反对佛朗哥，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属下的民兵组织，但马统工党却被视为托派，遭到清洗，奥威尔死里逃生。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要反对佛朗哥和法西斯主义，更要反思极权主义。奥威尔这样说：“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我为什么要写作》）
“奥威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压迫，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压迫？”美国记者艾玛·拉金给出一种不同解释，她认为，奥威尔的帝国警察生涯，使得他具有书写压迫的能力。艾玛·拉金在亚洲出生和长大，后来在伦敦学习缅甸语，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缅甸，写下这本《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奥威尔在英国殖民地缅甸做过五年帝国警察，那时他二十岁上下，正处于思想生成的关键时期。后来，奥威尔写出小说《缅甸岁月》，但是他在缅甸的经历常常被忽略，毕竟这里没有发生西班牙内战那样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
读到这本书之前，在我这里，缅甸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媒体上出现的新闻事件中的地名，是旅行社路线图上的一个目的地，甚至它的封闭本身也似乎是一个观赏点。我对缅甸的了解仅限于昂山素季、军政府以及“二战”期间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诗人穆旦、杜运燮和历史学者黄仁宇都曾是远征军成员，写过关于缅甸的诗文。
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记下的一个细节让人难忘，他在孟拱河谷看到一具日兵尸体，死者身边有一张地图和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放在矮树丛中晾干。这时，黄仁宇没有抒发对敌人的仇恨，却发现自己与死者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他这样写道：“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于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段描写与奥威尔在《西班牙战争回顾》里的一个细节有异曲同工之处。一天清晨，奥威尔去狙击法西斯分子，潜到距离对方战壕一百码处，可是一直没有等到敌人出现。突然，属于自己一方的飞机飞来，对面有一个人跳出战壕，半裸着身子，一边跑，一边提着裤子。这时，奥威尔没有开枪，而是产生了困惑：“我到这里来是打‘法西斯分子’，但是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他。”
在《一九八四》的大洋国里，黄仁宇和奥威尔的观点会被视为需要严加批判的“温情主义”。大洋国得以保持稳定的一个秘诀，就是不断制造外部和内部的敌人，以让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所以，大洋国需要不断在人类之中做出敌我区分，哪怕没有敌人，也要虚构一个敌人——这与把敌人也视为人类的思维截然不同。
通过翻译这本书以及阅读相关资料，缅甸的形象在我眼前逐渐从朦胧变得清晰，也让我意识到奥威尔和缅甸的关系如此密切。奥威尔的父亲是英国驻印度的职员，他本人出生于印度，母亲的家族则在缅甸定居了数代。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生活过的地方，曼德勒、眉苗、渺弥亚、端迪、仰光、锡里安、永盛、毛淡棉、杰沙……她不仅复原了奥威尔在缅甸的所作所为，更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还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缅甸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缅甸国土面积大约是昔日的宗主国、今天的英国的三倍），为何会变成不毛之地？
二十世纪缅甸的历史可以简略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英国殖民时期，一个是从英国获得独立时期，一个是军政府时期。书中讲到，在缅甸有一种说法，“奥威尔不仅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小说，而是写了三部：由《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组成的三部曲”。《缅甸岁月》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动物农庄》讲述了一群猪推翻人类农场主又成为新农场主的故事，这与缅甸从英国独立不久又被军政府掌控有相似之处；《一九八四》里的“反面乌托邦”则是军政府治下的场景。
中间的转型时期非常短暂，英国殖民时期和军政府时期分别占到了二十世纪缅甸将近一半的时间。对于一名外国作者，如何处理殖民时期的历史，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如果有一些称赞，那很容易被指控站到了殖民者的立场上。即使对英国殖民行为多有批评的奥威尔，也被一些缅甸读者视为殖民者。艾玛·拉金在曼德勒组织了民间的奥威尔读书会，其中一名作家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理论依据，认为奥威尔陷入“东方主义”的叙述，例证是《缅甸岁月》只有主人和奴仆，白人总是主人。另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奥威尔坚持英国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艾玛·拉金试图为奥威尔做出辩护，指出奥威尔只是在小说中描述当时存在的景象，并不等于他对此认同。
这个问题可能不止一个答案。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在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才重新认识苏联，但在此之前，外界对苏联的现实情况并非全然无知。在中国，一九二五年徐志摩取道苏联去欧洲，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了三天后，感慨：“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欧游漫录》）在欧洲，一九三六年纪德前往苏联，启程之前他曾把那里视为即将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地方，亲临实地之后，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存在分歧。（《从苏联归来》）不过，徐志摩和纪德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即使在访苏的知识分子中，他们的观点也不属于多数。知识分子为了捍卫自己的观念，常常不惜削足适履，不管现实如何都要努力把它装进观念的靴子。
在访苏见闻的最后，纪德对苏联依然抱有一些希望：“苏联刚刚对西班牙作的援助让我们看到它仍能做到怎样可喜的改进。”然而，正是苏联对西班牙的介入，让奥威尔理解了何谓极权主义。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威尔为了反对佛朗哥，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属下的民兵组织，但马统工党却被视为托派，遭到清洗，奥威尔死里逃生。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要反对佛朗哥和法西斯主义，更要反思极权主义。奥威尔这样说：“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我为什么要写作》）
“奥威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压迫，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压迫？”美国记者艾玛·拉金给出一种不同解释，她认为，奥威尔的帝国警察生涯，使得他具有书写压迫的能力。艾玛·拉金在亚洲出生和长大，后来在伦敦学习缅甸语，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缅甸，写下这本《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奥威尔在英国殖民地缅甸做过五年帝国警察，那时他二十岁上下，正处于思想生成的关键时期。后来，奥威尔写出小说《缅甸岁月》，但是他在缅甸的经历常常被忽略，毕竟这里没有发生西班牙内战那样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
读到这本书之前，在我这里，缅甸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媒体上出现的新闻事件中的地名，是旅行社路线图上的一个目的地，甚至它的封闭本身也似乎是一个观赏点。我对缅甸的了解仅限于昂山素季、军政府以及“二战”期间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诗人穆旦、杜运燮和历史学者黄仁宇都曾是远征军成员，写过关于缅甸的诗文。
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记下的一个细节让人难忘，他在孟拱河谷看到一具日兵尸体，死者身边有一张地图和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放在矮树丛中晾干。这时，黄仁宇没有抒发对敌人的仇恨，却发现自己与死者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他这样写道：“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于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段描写与奥威尔在《西班牙战争回顾》里的一个细节有异曲同工之处。一天清晨，奥威尔去狙击法西斯分子，潜到距离对方战壕一百码处，可是一直没有等到敌人出现。突然，属于自己一方的飞机飞来，对面有一个人跳出战壕，半裸着身子，一边跑，一边提着裤子。这时，奥威尔没有开枪，而是产生了困惑：“我到这里来是打‘法西斯分子’，但是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他。”
在《一九八四》的大洋国里，黄仁宇和奥威尔的观点会被视为需要严加批判的“温情主义”。大洋国得以保持稳定的一个秘诀，就是不断制造外部和内部的敌人，以让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所以，大洋国需要不断在人类之中做出敌我区分，哪怕没有敌人，也要虚构一个敌人——这与把敌人也视为人类的思维截然不同。
通过翻译这本书以及阅读相关资料，缅甸的形象在我眼前逐渐从朦胧变得清晰，也让我意识到奥威尔和缅甸的关系如此密切。奥威尔的父亲是英国驻印度的职员，他本人出生于印度，母亲的家族则在缅甸定居了数代。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生活过的地方，曼德勒、眉苗、渺弥亚、端迪、仰光、锡里安、永盛、毛淡棉、杰沙……她不仅复原了奥威尔在缅甸的所作所为，更写出了奥威尔对今日缅甸的精神影响，还试图回答一个问题：缅甸这么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缅甸国土面积大约是昔日的宗主国、今天的英国的三倍），为何会变成不毛之地？
二十世纪缅甸的历史可以简略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英国殖民时期，一个是从英国获得独立时期，一个是军政府时期。书中讲到，在缅甸有一种说法，“奥威尔不仅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小说，而是写了三部：由《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组成的三部曲”。《缅甸岁月》记录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缅甸；《动物农庄》讲述了一群猪推翻人类农场主又成为新农场主的故事，这与缅甸从英国独立不久又被军政府掌控有相似之处；《一九八四》里的“反面乌托邦”则是军政府治下的场景。
中间的转型时期非常短暂，英国殖民时期和军政府时期分别占到了二十世纪缅甸将近一半的时间。对于一名外国作者，如何处理殖民时期的历史，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如果有一些称赞，那很容易被指控站到了殖民者的立场上。即使对英国殖民行为多有批评的奥威尔，也被一些缅甸读者视为殖民者。艾玛·拉金在曼德勒组织了民间的奥威尔读书会，其中一名作家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理论依据，认为奥威尔陷入“东方主义”的叙述，例证是《缅甸岁月》只有主人和奴仆，白人总是主人。另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赞同这个观点，认为“奥威尔坚持英国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艾玛·拉金试图为奥威尔做出辩护，指出奥威尔只是在小说中描述当时存在的景象，并不等于他对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