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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奋斗一生，始终置国家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生前淡泊名利、默默耕耘，身后却是我们无限的哀思与敬仰。
本科四年在北师大，那时跟先生的接触几乎为零。在刚入校那年的元旦晚会上，院长临时请到了先生致辞，先生一身灰衣、脚穿布鞋，只是上台说了一句“你们谁有空帮我做个PPT，我明天开会要用”就匆匆走了。先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的直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短促的见面也让我们深感遗憾。
没有想到的是时隔9年后，我也有幸成为帮先生做PPT的一员。
在北大硕士毕业后我顺利参加了工作。仅过了一年半，在工作中日渐感到不足的我终于鼓起勇气准备考博。当时并未曾想能追随先生左右，但联系了母校几乎所有老师后却发现要么专业方向不适合，要么招生名额已满。有位老师一句话点醒了我：“就考李先生的。李先生只看成绩，考第一就有戏。”对已经跟学校生活脱节了一年多的我来说，要考第一谈何容易。这不仅同时要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时间和精力并不能与在校学生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我都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毅然报考了李先生的博士生。
结果是我考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英语和专业课都排到了先生招生计划中的第一名。在那年的四月份，我终于在位于学校西区先生的家中见到了先生和师母。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想了很多要对先生说的话，越想便越紧张。而先生出来迎我，不住地招呼我坐沙发，却在我坐下后兀自拿出了一个大约只有二十厘米高的小竹凳安然坐下。我立刻请先生坐沙发，先生和师母却都示意我不必客气，先生习惯如此。先生桌上有一只打火机，有平常打火机四五个那么大。他举起打火机问我见过这么大的打火机吗，幽默地一笑，立刻缓解了我的紧张。我和先生聊了许多，从工作中的困惑、学习的经历到考博的想法和过程、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等。先生仔细地用笔记下了我的姓名、成绩、背景等，不清楚的地方便会客气地请我再说一遍。临走，先生交给我一篇文章，请我按照编辑的意见做一些修改。对于先生如此快就给予我的信任，我感到受宠若惊，也在录取还未有结果、学期开始之前便有了不小的压力。我尽我所能做了补充和修改，发给先生后他却只是改了寥寥几字，且加上了我的名字。我十分感动于先生的信任，但这篇文章几乎是先生的思想，我只是补充了部分研究现状，不应该忝列其中。而先生却始终坚持学生不易，应该体现学生的劳动。我记得当时曾满怀不安地对师母说过，而师母却安慰说以后多做工作就可
以了。
我如愿拜到先生门下，正式成为了他的弟子，更多了解到先生的一些“风骨”。先生从不接受学生的礼品，他以为学生之间物质条件有所差异，若开了收礼之风怕生出攀比送礼之风、加重了学生的心理和物质负担，因此立下这条规矩。再有，先生家里一旦有人拜访，无论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是青年学生，临走时先生必定会亲自或请师母将访者送到电梯口。
先生从不愿麻烦旁人，却总是乐于为人所“麻烦”。在别人只愿有条件地为我打开一扇窗时，先生则无条件为我打开一扇门。先生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生活上是否有困难。但凡学生有求于先生，无论多么琐碎的事情，先生总是以学生利益为重、无私地伸出援手。在我筹备婚礼期间，想请先生录一段视频在婚礼现场播放，我想这与学习无关，不知该如何开口。而当我鼓起勇气向先生表述出心愿时，他孩童般一笑问我是现在拍还是过段时间拍。先生很关心青年教师，即使是素不相识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了某位老师的困难，他都会热心施以援手。先生曾说过自己生平最喜欢“令狐冲”，他在现实中也像令狐冲一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
先生待学生如严师慈父，不愿麻烦学生。帮先生做PPT，尽管并不复杂，他也总会左一句“辛苦”，右一句“谢谢”。先生去医院看病，有几个学生赶到要帮忙，他却把学生们都轰走了，不断地说：“你们都走吧，你们比我忙，你们的时间很宝贵。”
先生始终心系祖国和人民，责任感极强，于社会时事、国家大事中总能看见地理人、遥感人应该并且可以做的事情。先生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就在义无反顾回国之时，在地震之后痛心写下《遥感道歉》之时，在与学生、老师、博友热烈交流之际，在设立基金回馈社会之时，在振臂高呼发展遥感科学之时。师母讲过，先生出国正值20世纪80年代，国家资助留学生的花费很高。那时国家出口的只有草织品类的商品，先生就曾经感叹道：“这要编多少个草篮子才可以赚回来啊！”也许正是先生满腔报国的热忱和极强的责任感，加上惊人的天分和功力，使得他很快从刚出国时踌躇满志的青年，成为了遥感学界的领军人物。
接触过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个性率真质朴，我以为不仅先生本性如此，而且也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沉淀和积累下的大智慧。先生从不为名利所累，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为简单。在媒体将“布鞋院士”的光环予以热捧时，先生却盼这一热潮早日退去。当有人问及先生以布鞋而闻名是否一贯如此时，我甚至觉得这样的猜疑对先生非常不敬。先生生活简单质朴，在十几年前已是众所周知，仅仅一张照片一时成名，让旁人有了这样看似自然、实则无端的猜测，令我也感到不平。先生天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很少穿规规矩矩的西装皮鞋，只是一直喜欢棉质衬衫和光脚穿布鞋。先生近年已少近烟酒，但最喜欢的烟仍是两三块钱一包的薄荷烟，最喜欢的酒也是十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
先生身形瘦削，头发花白，眉宇间却总是透露出对国家、对学术的深深思量。于学生，先生乐于传道、授业、解惑，能真正体会学生疾苦。我背过无数遍《纪念白求恩》，却在跟随先生后体会到什么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在这浮躁的社会和现实中，先生就如同一股奔涌而出的清泉，清澈、透亮、纯粹、不含一丝杂质，默默滋润万物、大爱无声。
先生的溘然长逝为他的一生画上了于他圆满，却于我们无比惋惜和遗憾的句号。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预见到，先生就这样永远去到了另一个世界。先生于我如师如父，宽容、爱护有加，再在先生家里看到那只打火机、那双布鞋，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但斯人已逝，忍不住潸然泪下。
先生奋斗一生，始终置国家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生前淡泊名利、默默耕耘，身后却是我们无限的哀思与敬仰。
先生舍下这一浮华世界，却将一种精神气质深深烙进了我们心里。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2012级博士生）
本科四年在北师大，那时跟先生的接触几乎为零。在刚入校那年的元旦晚会上，院长临时请到了先生致辞，先生一身灰衣、脚穿布鞋，只是上台说了一句“你们谁有空帮我做个PPT，我明天开会要用”就匆匆走了。先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的直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短促的见面也让我们深感遗憾。
没有想到的是时隔9年后，我也有幸成为帮先生做PPT的一员。
在北大硕士毕业后我顺利参加了工作。仅过了一年半，在工作中日渐感到不足的我终于鼓起勇气准备考博。当时并未曾想能追随先生左右，但联系了母校几乎所有老师后却发现要么专业方向不适合，要么招生名额已满。有位老师一句话点醒了我：“就考李先生的。李先生只看成绩，考第一就有戏。”对已经跟学校生活脱节了一年多的我来说，要考第一谈何容易。这不仅同时要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时间和精力并不能与在校学生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我都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毅然报考了李先生的博士生。
结果是我考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英语和专业课都排到了先生招生计划中的第一名。在那年的四月份，我终于在位于学校西区先生的家中见到了先生和师母。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想了很多要对先生说的话，越想便越紧张。而先生出来迎我，不住地招呼我坐沙发，却在我坐下后兀自拿出了一个大约只有二十厘米高的小竹凳安然坐下。我立刻请先生坐沙发，先生和师母却都示意我不必客气，先生习惯如此。先生桌上有一只打火机，有平常打火机四五个那么大。他举起打火机问我见过这么大的打火机吗，幽默地一笑，立刻缓解了我的紧张。我和先生聊了许多，从工作中的困惑、学习的经历到考博的想法和过程、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等。先生仔细地用笔记下了我的姓名、成绩、背景等，不清楚的地方便会客气地请我再说一遍。临走，先生交给我一篇文章，请我按照编辑的意见做一些修改。对于先生如此快就给予我的信任，我感到受宠若惊，也在录取还未有结果、学期开始之前便有了不小的压力。我尽我所能做了补充和修改，发给先生后他却只是改了寥寥几字，且加上了我的名字。我十分感动于先生的信任，但这篇文章几乎是先生的思想，我只是补充了部分研究现状，不应该忝列其中。而先生却始终坚持学生不易，应该体现学生的劳动。我记得当时曾满怀不安地对师母说过，而师母却安慰说以后多做工作就可
以了。
我如愿拜到先生门下，正式成为了他的弟子，更多了解到先生的一些“风骨”。先生从不接受学生的礼品，他以为学生之间物质条件有所差异，若开了收礼之风怕生出攀比送礼之风、加重了学生的心理和物质负担，因此立下这条规矩。再有，先生家里一旦有人拜访，无论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是青年学生，临走时先生必定会亲自或请师母将访者送到电梯口。
先生从不愿麻烦旁人，却总是乐于为人所“麻烦”。在别人只愿有条件地为我打开一扇窗时，先生则无条件为我打开一扇门。先生每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生活上是否有困难。但凡学生有求于先生，无论多么琐碎的事情，先生总是以学生利益为重、无私地伸出援手。在我筹备婚礼期间，想请先生录一段视频在婚礼现场播放，我想这与学习无关，不知该如何开口。而当我鼓起勇气向先生表述出心愿时，他孩童般一笑问我是现在拍还是过段时间拍。先生很关心青年教师，即使是素不相识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了某位老师的困难，他都会热心施以援手。先生曾说过自己生平最喜欢“令狐冲”，他在现实中也像令狐冲一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
先生待学生如严师慈父，不愿麻烦学生。帮先生做PPT，尽管并不复杂，他也总会左一句“辛苦”，右一句“谢谢”。先生去医院看病，有几个学生赶到要帮忙，他却把学生们都轰走了，不断地说：“你们都走吧，你们比我忙，你们的时间很宝贵。”
先生始终心系祖国和人民，责任感极强，于社会时事、国家大事中总能看见地理人、遥感人应该并且可以做的事情。先生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就在义无反顾回国之时，在地震之后痛心写下《遥感道歉》之时，在与学生、老师、博友热烈交流之际，在设立基金回馈社会之时，在振臂高呼发展遥感科学之时。师母讲过，先生出国正值20世纪80年代，国家资助留学生的花费很高。那时国家出口的只有草织品类的商品，先生就曾经感叹道：“这要编多少个草篮子才可以赚回来啊！”也许正是先生满腔报国的热忱和极强的责任感，加上惊人的天分和功力，使得他很快从刚出国时踌躇满志的青年，成为了遥感学界的领军人物。
接触过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个性率真质朴，我以为不仅先生本性如此，而且也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沉淀和积累下的大智慧。先生从不为名利所累，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为简单。在媒体将“布鞋院士”的光环予以热捧时，先生却盼这一热潮早日退去。当有人问及先生以布鞋而闻名是否一贯如此时，我甚至觉得这样的猜疑对先生非常不敬。先生生活简单质朴，在十几年前已是众所周知，仅仅一张照片一时成名，让旁人有了这样看似自然、实则无端的猜测，令我也感到不平。先生天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很少穿规规矩矩的西装皮鞋，只是一直喜欢棉质衬衫和光脚穿布鞋。先生近年已少近烟酒，但最喜欢的烟仍是两三块钱一包的薄荷烟，最喜欢的酒也是十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
先生身形瘦削，头发花白，眉宇间却总是透露出对国家、对学术的深深思量。于学生，先生乐于传道、授业、解惑，能真正体会学生疾苦。我背过无数遍《纪念白求恩》，却在跟随先生后体会到什么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在这浮躁的社会和现实中，先生就如同一股奔涌而出的清泉，清澈、透亮、纯粹、不含一丝杂质，默默滋润万物、大爱无声。
先生的溘然长逝为他的一生画上了于他圆满，却于我们无比惋惜和遗憾的句号。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预见到，先生就这样永远去到了另一个世界。先生于我如师如父，宽容、爱护有加，再在先生家里看到那只打火机、那双布鞋，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但斯人已逝，忍不住潸然泪下。
先生奋斗一生，始终置国家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生前淡泊名利、默默耕耘，身后却是我们无限的哀思与敬仰。
先生舍下这一浮华世界，却将一种精神气质深深烙进了我们心里。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2012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