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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全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的民事群体赔偿，解决之道应该行政支持在后，司法在前，方为明智
三鹿“毒奶粉事件”，除了相关直接责任人员将受到刑事审判，三鹿集团还正面临巨额的侵权赔偿。然而，这一事件受害人的民事维权遇到了障碍。
这种障碍很难说来自哪个单一的环节，而是综合因素下的合力障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或是企业本身，都对这种大规模的民事索赔心怀忌惮。他们深知，一旦启动了法律程序，未能完全满足的诉求，往往远比诉求完全不被理睬更具冲击社会稳定的风险，因此，不能把索赔的胃口轻易吊起来。
而司法当局深知自己的非独立身份，“一切行动听指挥”使他们无法正常行使司法权。即便由司法机关直接受理索赔诉讼，由于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导致的法律适用方面不合社会期待，随后的公众舆论压力亦难承受，其后果或将造成公信力的进一步流失。
同时，地方企业与党政，以及与社会各种力量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影影绰绰的关系，这些都使得“毒奶粉事件”的受害人维权行动变得十分困难。
然而，是问题总得解决，久拖不办或者干脆不管，显然都不是好办法，甚至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矛盾进一步恶化。
纵观近年来类似事件，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经济利益，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过程中，依然抱着消极“摆平”而不是积极解决的态度予以处理。这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地方政府对律师介入的限制与阻止，表明他们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这种转型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综合症，显然不那么好治，但只要能够审时度势，也并非完全不能解决。
鉴于在中国现有制度框架下，如此重大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独立的司法方式解决，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因此，此类引发全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的民事群体赔偿，应以国务院主导为宜。具体做法是由国务院明确表态支持受害人通过司法维权，由法院受理案件后，在行政支持下，遵循法律程序，进行司法调解。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模式，一方面根源于中央政府自身职责——转型时代集权制下的中央政府，本应兼具的重要功能便是在地方公权力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时，适时出手，解决问题，给社会以信心；同时在需要推进改革的时机与地域，给予引导性的政治、经济助力。
另一方面，也根源于本次“毒奶粉事件”，从产品质量的行政监督职责来说，行政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免检制度以及质检不力，都导致了企业滥用国家信用，中央政府由此应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可以通过司法调解，政府先出面为受害者支付一定赔偿金，稳定社会情绪。此后政府根据实际责任向当事企业追索先行垫付的赔偿金。
当然，这样的解决，本质上不是法律解决，而是政治解决，是目前中国行政权“一权独大”背景下的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
因此，在采取这种措施的同时，必须以遵循司法程序的平等方式进行，而不能以行政的不平等方式进行，并且适时在制度层面确立规则，让司法权正常发挥维护公平公正、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功能。
这无法不谈到一个宪政常识，就是司法独立的问题。
以经典的宪政理论看待，与行政权相比，司法权应当是一种静态、中立的公权力。它具有被动性——没有起诉行为，就没有它行使权力的基础；它也具有法律正义的终局性——经过相应审级的审理与裁判，司法判决的结论具有最高效力，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以凌驾于它之上；它还具有保守性，由于司法权的静态性质以及中立性，它不可能成为社会改革的先锋，它的最高效力决定了这样的保守性是必须的，否则它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渊薮，它只有在同一类现象大量出现的时候，才能给出一个认可或者反对的答案。因此，它只能是社会改革的总结者，而不是倡导者。
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性，司法权的独立就变得至关重要。
没有独立的司法，就没有公正，没有公正也就没有社会稳定。日本的幕府时代曾经在很长的时期里，对农民的征税税率非常高（一般在4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80％！），但农民并没有推翻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名（日本封建领主的统称——编者注）们的过分征敛在遭到投诉之后，幕府将军能够基本秉公处理。
没有独立的司法，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法治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同类法律条件下，结果的性质应当相同。如果司法不是独立的，那么即使在相同立法前提下，由于外围环境的差异，司法裁判的同质性也无法保证，这样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法律共同体。这种法律共同体不能形成，立法在实质上就被架空，规则在社会运行中就不能统一，裁判机制也就蜕变成为徒有司法外衣的潜规则恣意行为。法治也就不可能实现。
当前中国之所以还无法被认为是一个法治社会，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法治不能统一，相同法律条件无法获得同质的司法结果。其原因在于司法总是受到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的干扰，使得司法机关和法官个人都无法独立地正常行使司法权。这导致了规则的不确定，现有的规则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可见，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司法是否独立决定了整个政府的持续能力；没有司法独立，一切有效积累皆无可能。
三鹿“毒奶粉事件”等群体赔偿事件，前述权宜之计，毕竟非久长之策。一个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时代，仅仅鼠目寸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肯解决最基本的司法独立问题，不肯改进实质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怠于寻求真正的久安大道，无疑是非理性且危险的。■
作者为本刊法律部首席法律顾问
三鹿“毒奶粉事件”，除了相关直接责任人员将受到刑事审判，三鹿集团还正面临巨额的侵权赔偿。然而，这一事件受害人的民事维权遇到了障碍。
这种障碍很难说来自哪个单一的环节，而是综合因素下的合力障碍。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或是企业本身，都对这种大规模的民事索赔心怀忌惮。他们深知，一旦启动了法律程序，未能完全满足的诉求，往往远比诉求完全不被理睬更具冲击社会稳定的风险，因此，不能把索赔的胃口轻易吊起来。
而司法当局深知自己的非独立身份，“一切行动听指挥”使他们无法正常行使司法权。即便由司法机关直接受理索赔诉讼，由于立法以及司法解释导致的法律适用方面不合社会期待，随后的公众舆论压力亦难承受，其后果或将造成公信力的进一步流失。
同时，地方企业与党政，以及与社会各种力量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影影绰绰的关系，这些都使得“毒奶粉事件”的受害人维权行动变得十分困难。
然而，是问题总得解决，久拖不办或者干脆不管，显然都不是好办法，甚至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矛盾进一步恶化。
纵观近年来类似事件，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经济利益，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过程中，依然抱着消极“摆平”而不是积极解决的态度予以处理。这次三鹿“毒奶粉事件”，地方政府对律师介入的限制与阻止，表明他们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这种转型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综合症，显然不那么好治，但只要能够审时度势，也并非完全不能解决。
鉴于在中国现有制度框架下，如此重大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独立的司法方式解决，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因此，此类引发全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的民事群体赔偿，应以国务院主导为宜。具体做法是由国务院明确表态支持受害人通过司法维权，由法院受理案件后，在行政支持下，遵循法律程序，进行司法调解。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模式，一方面根源于中央政府自身职责——转型时代集权制下的中央政府，本应兼具的重要功能便是在地方公权力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时，适时出手，解决问题，给社会以信心；同时在需要推进改革的时机与地域，给予引导性的政治、经济助力。
另一方面，也根源于本次“毒奶粉事件”，从产品质量的行政监督职责来说，行政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免检制度以及质检不力，都导致了企业滥用国家信用，中央政府由此应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可以通过司法调解，政府先出面为受害者支付一定赔偿金，稳定社会情绪。此后政府根据实际责任向当事企业追索先行垫付的赔偿金。
当然，这样的解决，本质上不是法律解决，而是政治解决，是目前中国行政权“一权独大”背景下的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
因此，在采取这种措施的同时，必须以遵循司法程序的平等方式进行，而不能以行政的不平等方式进行，并且适时在制度层面确立规则，让司法权正常发挥维护公平公正、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功能。
这无法不谈到一个宪政常识，就是司法独立的问题。
以经典的宪政理论看待，与行政权相比，司法权应当是一种静态、中立的公权力。它具有被动性——没有起诉行为，就没有它行使权力的基础；它也具有法律正义的终局性——经过相应审级的审理与裁判，司法判决的结论具有最高效力，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以凌驾于它之上；它还具有保守性，由于司法权的静态性质以及中立性，它不可能成为社会改革的先锋，它的最高效力决定了这样的保守性是必须的，否则它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渊薮，它只有在同一类现象大量出现的时候，才能给出一个认可或者反对的答案。因此，它只能是社会改革的总结者，而不是倡导者。
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性，司法权的独立就变得至关重要。
没有独立的司法，就没有公正，没有公正也就没有社会稳定。日本的幕府时代曾经在很长的时期里，对农民的征税税率非常高（一般在4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80％！），但农民并没有推翻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名（日本封建领主的统称——编者注）们的过分征敛在遭到投诉之后，幕府将军能够基本秉公处理。
没有独立的司法，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法治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同类法律条件下，结果的性质应当相同。如果司法不是独立的，那么即使在相同立法前提下，由于外围环境的差异，司法裁判的同质性也无法保证，这样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法律共同体。这种法律共同体不能形成，立法在实质上就被架空，规则在社会运行中就不能统一，裁判机制也就蜕变成为徒有司法外衣的潜规则恣意行为。法治也就不可能实现。
当前中国之所以还无法被认为是一个法治社会，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法治不能统一，相同法律条件无法获得同质的司法结果。其原因在于司法总是受到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的干扰，使得司法机关和法官个人都无法独立地正常行使司法权。这导致了规则的不确定，现有的规则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可见，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司法是否独立决定了整个政府的持续能力；没有司法独立，一切有效积累皆无可能。
三鹿“毒奶粉事件”等群体赔偿事件，前述权宜之计，毕竟非久长之策。一个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时代，仅仅鼠目寸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肯解决最基本的司法独立问题，不肯改进实质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怠于寻求真正的久安大道，无疑是非理性且危险的。■
作者为本刊法律部首席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