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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0日，江苏铜山县47岁的农村妇女李道红在北京海淀法院出庭受审，她被控故意杀人，而受害者是其20岁的女儿。
李的女儿出生后就患有重度脑瘫症，20年来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只会用哭闹来与人交流，家人多年来四处寻医看病，得到的都是“治不好”的诊断，精神和经济上都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重压。
2007年1月18日，李道红与丈夫张明为给女儿治病赴京求医，当晚11点才找到一个便宜合适的住处。第二天晚上，丈夫外出买饭时，李道红独自面对女儿，做出了一个决定，把200余片安眠药喂进女儿的嘴里。之后，李道红将枕巾、被子覆盖在熟睡的女儿的脸上，结束了她20岁的生命。
2007年6月29日，李道红被刑拘；同年8月4日被逮捕；11月19日被提起公诉。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诉称，李道红“临时起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经触犯刑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李道红的亲友均为她求情。法庭门口，李道红的丈夫张明嚎啕大哭，甚至下跪希望法官能从轻处理。李道红的大女儿写给法官一封求情信，细数母亲多年来对妹妹含辛茹苦的照料，以及多年来经历的苦难。
庭审时，47岁的李道红满头白发，看上去远比其实际年龄苍老。她对检方的指控没有异议，也没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只辩白道：“我只是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会来照顾她。”
检察官在庭审中指出，经司法鉴定，李道红患有神经障碍，作案时处于发病期，但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鉴于李道红尽心尽力照顾被害人多年，并且作案目的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女儿痛苦，建议法院从轻处理。
类似的案例今年年初也曾在四川成都发生。19岁的婷婷在精神病院的病房中用枕头捂死了自己的孪生妹妹涓涓。这对孪生姐妹原本感情深厚。2001年，妹妹因为患脑膜炎，高烧昏迷十多天后留下后遗症，间歇性精神失常，经常无端打人、砸东西，甚至多次有危及亲人的伤害举动。为治病，全家耗尽积蓄，变卖房子，还欠下大笔外债，一家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不堪重负。
去年8月，妹妹被送到彭州市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姐姐前往照顾。在住院十多天后的一个凌晨，姐姐用枕头捂死妹妹后，打报警电话自首。事发之后，曾有几百邻居联名写信为婷婷求情。警方经鉴定认为婷婷由于不堪妹妹带来的生活和精神压力，已出现了抑郁综合症的表现，其杀人行为与其所患抑郁综合症有一定关系，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婷婷被控故意杀人罪。今年2月，成都彭州法院一审判处其缓刑。但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决“量刑畸轻”，提起抗诉。检方认为，不能因为涓涓是精神病患者，就漠视其生命权，检方担心此案会给类似情况的家庭带来负面效应。目前该案还在二审过程中。
一个月前，在湖北武汉，又一起类似案件发生。5月18日，武汉市江夏区一名精神病患者谢某被其哥哥和姐夫害死。谢某时常殴打母亲及邻居，并多次放火烧房，使其家人深受其害，被当地人称做“武疯子”。死前一天，谢某再次放火将哥哥的房子烧毁。“忍无可忍”的哥哥和姐夫联合，用绳子将其勒死，全身塞满石头后沉入湖中。
因不堪精神和经济之重压而将病患的亲人推向死亡，类似的案例近年来常常见诸媒体，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认为“情有可原”，有人则认为“人命关天”，必须究责。法律与情理纠葛，司法如何应对面临考验，而社会如何应对此类情况，更需深远考虑。■
李的女儿出生后就患有重度脑瘫症，20年来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只会用哭闹来与人交流，家人多年来四处寻医看病，得到的都是“治不好”的诊断，精神和经济上都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重压。
2007年1月18日，李道红与丈夫张明为给女儿治病赴京求医，当晚11点才找到一个便宜合适的住处。第二天晚上，丈夫外出买饭时，李道红独自面对女儿，做出了一个决定，把200余片安眠药喂进女儿的嘴里。之后，李道红将枕巾、被子覆盖在熟睡的女儿的脸上，结束了她20岁的生命。
2007年6月29日，李道红被刑拘；同年8月4日被逮捕；11月19日被提起公诉。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诉称，李道红“临时起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经触犯刑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李道红的亲友均为她求情。法庭门口，李道红的丈夫张明嚎啕大哭，甚至下跪希望法官能从轻处理。李道红的大女儿写给法官一封求情信，细数母亲多年来对妹妹含辛茹苦的照料，以及多年来经历的苦难。
庭审时，47岁的李道红满头白发，看上去远比其实际年龄苍老。她对检方的指控没有异议，也没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只辩白道：“我只是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会来照顾她。”
检察官在庭审中指出，经司法鉴定，李道红患有神经障碍，作案时处于发病期，但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鉴于李道红尽心尽力照顾被害人多年，并且作案目的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女儿痛苦，建议法院从轻处理。
类似的案例今年年初也曾在四川成都发生。19岁的婷婷在精神病院的病房中用枕头捂死了自己的孪生妹妹涓涓。这对孪生姐妹原本感情深厚。2001年，妹妹因为患脑膜炎，高烧昏迷十多天后留下后遗症，间歇性精神失常，经常无端打人、砸东西，甚至多次有危及亲人的伤害举动。为治病，全家耗尽积蓄，变卖房子，还欠下大笔外债，一家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不堪重负。
去年8月，妹妹被送到彭州市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姐姐前往照顾。在住院十多天后的一个凌晨，姐姐用枕头捂死妹妹后，打报警电话自首。事发之后，曾有几百邻居联名写信为婷婷求情。警方经鉴定认为婷婷由于不堪妹妹带来的生活和精神压力，已出现了抑郁综合症的表现，其杀人行为与其所患抑郁综合症有一定关系，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婷婷被控故意杀人罪。今年2月，成都彭州法院一审判处其缓刑。但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决“量刑畸轻”，提起抗诉。检方认为，不能因为涓涓是精神病患者，就漠视其生命权，检方担心此案会给类似情况的家庭带来负面效应。目前该案还在二审过程中。
一个月前，在湖北武汉，又一起类似案件发生。5月18日，武汉市江夏区一名精神病患者谢某被其哥哥和姐夫害死。谢某时常殴打母亲及邻居，并多次放火烧房，使其家人深受其害，被当地人称做“武疯子”。死前一天，谢某再次放火将哥哥的房子烧毁。“忍无可忍”的哥哥和姐夫联合，用绳子将其勒死，全身塞满石头后沉入湖中。
因不堪精神和经济之重压而将病患的亲人推向死亡，类似的案例近年来常常见诸媒体，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认为“情有可原”，有人则认为“人命关天”，必须究责。法律与情理纠葛，司法如何应对面临考验，而社会如何应对此类情况，更需深远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