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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武汉战、长沙会战、豫湘桂战役以及贵州的独山战役，目睹了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全过程。老人告诉记者，抗战结束时，他到辽宁锦州见证了日本受降。“日本鬼子是最坏的人，欺负我们的同胞，不打败他们不能太平。”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从“九一八”事变后弃商从军，到见证日本受降，七十余载过去，如今已110岁高龄的董济民忆起往昔峥嵘岁月，仍因身为“抗战老兵”深感自豪。
日前，老人寿辰前夕，“互助抗战老兵论坛”与“京津冀老兵关怀计划”为这位健在的年龄最大的抗战老兵颁发荣誉证书与纪念奖章。记者跟随志愿者前往董老家中，一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不打败他们不能太平！”
1904年12月20日，董济民出生于河北乐亭。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在清末民初“闯关东”热潮中，举家迁至吉林省吉林市。念过几年私塾后，他到当时在本地有名的百货店“玉茗魁”当起了学徒，在前台打打算盘，整理账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和同事曹玉山一同辞去了百货店的工作，加入了由冯占海带领的吉林682团（后改为东北义勇军682团）。由于能写会算，董济民成了部队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之一，负责后勤的文书工作。
如果没有日本人侵华，董济民可能就是百货店的一名好员工。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华夏的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
“当时并没有太多想法，就是想去把鬼子打出东北去。”董济民至今也觉得当时国难当头，年轻人不能当亡国奴，奔赴沙场理所应当。
“当年的团长名叫冯占海。他是抗日的英雄。”数十年过去，老人对老团长仍然念念不忘。
董济民记得682团当时也有野炮、山炮、机关枪等武器，但是比起日军的飞机大炮，仍然非常落后，部队且战且退，好在东北山林多，他们靠打游击、半夜偷袭的办法对付日本人。
后来682团改名抗日义勇军，但是军事上仍处于下风，败退关内，开拔到张家口怀来，整编为国民革命军63军，董济民为军部少尉文书。
董济民说，当时他的上级发给他一支手枪，告诉他一旦落到敌人手里要“杀身成仁”。
1943年，董济民随军到河南，参加著名的豫湘桂战役。后来又调任山西，经四川、贵州参加了著名的独山战役。
“我们是先头部队，日本人没有占到便宜。”老人依稀记得当时63军91师是先头部队，与日军激战，伤亡重大。“太惨了，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到处是尸体。”老人说，但他们还是打退了日军进攻。
老人告诉记者，抗战结束时，他到辽宁锦州见证了日本受降。“日本鬼子是最坏的人，欺负我们的同胞，不打败他们不能太平。”
当问到后不后悔参军时，老人坚定地说：“为什么要后悔？打鬼子，我是自愿的！”
“这是荣誉，我很光荣”
抗战结束后，董济民所在的91师部队于1946年转到了河北平泉和承德，但他依然坚守在锦州，任军需少校。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打了14年仗的董济民“不想打了”，于是当了“逃兵”，携家眷来到了北京。
董老回忆说，他在前门大街邮局附近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鞋料店，专卖皮鞋的鞋帮、鞋底等。“店名是‘同和’二字”，老人在茶几上清楚地比画给记者看。那时，解甲归田的董济民过起了平淡日子，直至一场大浩劫到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董老惨遭抄家，被遣返回老伴宋桂新的故乡河南漯河。董老的儿子董希武告诉记者，“文革”时他在读初一，父亲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与弟弟妹妹随父母回到河南老家，父母亲每天忍受批斗。
“文革”结束后，董济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从那以后，老人很少再提抗战的事情，也不愿回忆“文革”的苦涩岁月。
如今董老总算生活安定，颐享天年。董希武说，老爷子眼睛花了，耳朵背得也很厉害，不过头脑还算清醒，腿脚还算比较灵便，一般的平路基本不用扶。
“互助抗战老兵论坛”负责人曹治邦将荣誉证书和纪念奖章颁发给了董老。据曹治邦介绍，颁发给抗日老兵的证书上都有编号和档案号，档案将一直留存。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用印泥印下手模并签下姓名与年龄。虽然手有点抖，但几个大字写得苍劲有力。得知自己的手模会在位于成都的建川抗日博物馆与众多抗日英雄的手模一起展出，老人欣慰地笑了。
曹治邦大声念出证书上的文字：“董济民先生，您在1931至1945年反法西斯抗日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老人激动地站了起来。纪念章戴在胸前，老人摸了又摸：“这是荣誉啊，我很光荣。”
邢大军据《新闻晚报》孙云帆/文 整理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从“九一八”事变后弃商从军，到见证日本受降，七十余载过去，如今已110岁高龄的董济民忆起往昔峥嵘岁月，仍因身为“抗战老兵”深感自豪。
日前，老人寿辰前夕，“互助抗战老兵论坛”与“京津冀老兵关怀计划”为这位健在的年龄最大的抗战老兵颁发荣誉证书与纪念奖章。记者跟随志愿者前往董老家中，一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不打败他们不能太平！”
1904年12月20日，董济民出生于河北乐亭。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在清末民初“闯关东”热潮中，举家迁至吉林省吉林市。念过几年私塾后，他到当时在本地有名的百货店“玉茗魁”当起了学徒，在前台打打算盘，整理账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和同事曹玉山一同辞去了百货店的工作，加入了由冯占海带领的吉林682团（后改为东北义勇军682团）。由于能写会算，董济民成了部队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之一，负责后勤的文书工作。
如果没有日本人侵华，董济民可能就是百货店的一名好员工。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华夏的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
“当时并没有太多想法，就是想去把鬼子打出东北去。”董济民至今也觉得当时国难当头，年轻人不能当亡国奴，奔赴沙场理所应当。
“当年的团长名叫冯占海。他是抗日的英雄。”数十年过去，老人对老团长仍然念念不忘。
董济民记得682团当时也有野炮、山炮、机关枪等武器，但是比起日军的飞机大炮，仍然非常落后，部队且战且退，好在东北山林多，他们靠打游击、半夜偷袭的办法对付日本人。
后来682团改名抗日义勇军，但是军事上仍处于下风，败退关内，开拔到张家口怀来，整编为国民革命军63军，董济民为军部少尉文书。
董济民说，当时他的上级发给他一支手枪，告诉他一旦落到敌人手里要“杀身成仁”。
1943年，董济民随军到河南，参加著名的豫湘桂战役。后来又调任山西，经四川、贵州参加了著名的独山战役。
“我们是先头部队，日本人没有占到便宜。”老人依稀记得当时63军91师是先头部队，与日军激战，伤亡重大。“太惨了，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到处是尸体。”老人说，但他们还是打退了日军进攻。
老人告诉记者，抗战结束时，他到辽宁锦州见证了日本受降。“日本鬼子是最坏的人，欺负我们的同胞，不打败他们不能太平。”
当问到后不后悔参军时，老人坚定地说：“为什么要后悔？打鬼子，我是自愿的！”
“这是荣誉，我很光荣”
抗战结束后，董济民所在的91师部队于1946年转到了河北平泉和承德，但他依然坚守在锦州，任军需少校。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打了14年仗的董济民“不想打了”，于是当了“逃兵”，携家眷来到了北京。
董老回忆说，他在前门大街邮局附近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鞋料店，专卖皮鞋的鞋帮、鞋底等。“店名是‘同和’二字”，老人在茶几上清楚地比画给记者看。那时，解甲归田的董济民过起了平淡日子，直至一场大浩劫到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董老惨遭抄家，被遣返回老伴宋桂新的故乡河南漯河。董老的儿子董希武告诉记者，“文革”时他在读初一，父亲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与弟弟妹妹随父母回到河南老家，父母亲每天忍受批斗。
“文革”结束后，董济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从那以后，老人很少再提抗战的事情，也不愿回忆“文革”的苦涩岁月。
如今董老总算生活安定，颐享天年。董希武说，老爷子眼睛花了，耳朵背得也很厉害，不过头脑还算清醒，腿脚还算比较灵便，一般的平路基本不用扶。
“互助抗战老兵论坛”负责人曹治邦将荣誉证书和纪念奖章颁发给了董老。据曹治邦介绍，颁发给抗日老兵的证书上都有编号和档案号，档案将一直留存。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用印泥印下手模并签下姓名与年龄。虽然手有点抖，但几个大字写得苍劲有力。得知自己的手模会在位于成都的建川抗日博物馆与众多抗日英雄的手模一起展出，老人欣慰地笑了。
曹治邦大声念出证书上的文字：“董济民先生，您在1931至1945年反法西斯抗日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老人激动地站了起来。纪念章戴在胸前，老人摸了又摸：“这是荣誉啊，我很光荣。”
邢大军据《新闻晚报》孙云帆/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