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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确定性”著称的唐纳德·特朗普先生，2017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后，将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东南亚政策？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关注东南亚问题者念兹在兹的大问题。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他将转向孤立主义，以便落实“美国优先”的竞选诺言，从而给中国腾出“东南亚空间”；一种认为，他的扩军主张，将强化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从而加大中美战略博弈紧张度；还有一种观点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认为他声称要退出TPP，这将打击为加入TPP而付出了不少代价的越南等东盟成员国；而他对穆斯林的态度，将影响美国与文莱、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成员国的关系。两因素共同作用，将使得东盟在安全上不再那么依赖美国，从而成为中美冲突的缓冲带。
与国内事务相比，美国的行政系统在外交政策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总统及其安全与外交团队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者。这个团队与总统经过6?12个月的磨合后将展示美国外交政策的大体轮廓。因此，分析这些人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大致了解特朗普上台后的外交政策。
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与研究，大致可以得到若干初步判断。特朗普本人的主要特点是：极其自信但缺乏行政经验，重商业逻辑但追求利益时不按牌理出牌，不喜欢现在的体制内精英但缺乏自己的班底，WASP（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至上但不清楚这种主张落实的限度。这些因素决定了他在外交政策上将主要依赖于外交与安全团队。从目前看，他选择的外交与安全团队人员主要是年纪较大的白人，富商与军人是两大板块。这些人的主要特点是：冷战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已经定型，他们偏好用对抗性的方式处理问题，但深知威慑比战争更为有效、成本更低、更容易实施，因此虽然敢于采取威慑手段，但不会对大国轻启战端，而会在对抗的过程中为妥协谋求最大的利益回报，商业利益优先于价值观利益。
特朗普在竞选中喊出了许多口号，其中减税、重振制造业、扩充海陆空军、把军舰从276艘增加到350艘等尤为引人注目，但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他希望的是通过“强筋壮骨”让美国重新伟大，而不是通过大肆对外扩张来实现这个目标。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他将不得不优先考虑国内开支，而在对外事务上，更多地借助盟国与伙伴国的力量。这将在客观上造成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收缩，至少是整体干预力度的下降。这也适用于东亚地区，哪怕东亚是美国全球安全关注的重点区域，中美战略博弈的整体态势也不会改变。具体表现为：奥巴马时期“从堪察加半岛到达尔文港”的针对中俄的“C形制衡”（C shape balancing）將变为主要针对中国的“点状制衡”（fortress balancing），而且将对这些制衡点进行分级。缓和美俄关系就是这种调整的一大环节。而朝核问题将位列他实施“点状制衡”的第一等级，这是他构建美日韩亚洲版小北约的需要，也是他的个人偏好。台湾问题也可能列入第一等级，主要原因则是蔡英文坚定的“台独”追求导致的台海紧张局势，大陆的国家能力与防止“台独”的决心也远非1996年可比。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第一支柱，对于制衡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中日矛盾特别是钓鱼岛争端在台海冲突的情况下可能成为第一等级，否则将列入第二等级。南海问题因为两种因素而很可能被列入第二等级：重要性与紧迫性不如朝核问题与台湾问题；因为杜特尔特调整对美政策而让美国在东南亚制衡中国时失去主要抓手，区域内也尚不存在合适的“替代者”。
由于中美在东亚战略博弈的态势不变，而且力量对比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日本都强烈反对美国退出TPP，特朗普为了维持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与影响力，并让东亚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将不得不加大军售力度，并在TPP问题上有所让步（很可能在增加对美国有利的条款后接纳TPP），也会在外交团队的建议下，避免无谓地刺激全球穆斯林。
总之，与其说东南亚是中美博弈的缓冲区，不如说是双方争取的对象。未来几年，中国争取的力度将大于美国，以便集中力量处理东面的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东南亚国家也有改善与中国安全关系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东盟政策，既不会是“放任不管”，也不会是“全力争取”，而应该是“美国不会离开，但东南亚国家要为购买安全支付更高的价码”。
与国内事务相比，美国的行政系统在外交政策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总统及其安全与外交团队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者。这个团队与总统经过6?12个月的磨合后将展示美国外交政策的大体轮廓。因此，分析这些人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大致了解特朗普上台后的外交政策。
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与研究，大致可以得到若干初步判断。特朗普本人的主要特点是：极其自信但缺乏行政经验，重商业逻辑但追求利益时不按牌理出牌，不喜欢现在的体制内精英但缺乏自己的班底，WASP（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至上但不清楚这种主张落实的限度。这些因素决定了他在外交政策上将主要依赖于外交与安全团队。从目前看，他选择的外交与安全团队人员主要是年纪较大的白人，富商与军人是两大板块。这些人的主要特点是：冷战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已经定型，他们偏好用对抗性的方式处理问题，但深知威慑比战争更为有效、成本更低、更容易实施，因此虽然敢于采取威慑手段，但不会对大国轻启战端，而会在对抗的过程中为妥协谋求最大的利益回报，商业利益优先于价值观利益。
特朗普在竞选中喊出了许多口号，其中减税、重振制造业、扩充海陆空军、把军舰从276艘增加到350艘等尤为引人注目，但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他希望的是通过“强筋壮骨”让美国重新伟大，而不是通过大肆对外扩张来实现这个目标。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他将不得不优先考虑国内开支，而在对外事务上，更多地借助盟国与伙伴国的力量。这将在客观上造成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收缩，至少是整体干预力度的下降。这也适用于东亚地区，哪怕东亚是美国全球安全关注的重点区域，中美战略博弈的整体态势也不会改变。具体表现为：奥巴马时期“从堪察加半岛到达尔文港”的针对中俄的“C形制衡”（C shape balancing）將变为主要针对中国的“点状制衡”（fortress balancing），而且将对这些制衡点进行分级。缓和美俄关系就是这种调整的一大环节。而朝核问题将位列他实施“点状制衡”的第一等级，这是他构建美日韩亚洲版小北约的需要，也是他的个人偏好。台湾问题也可能列入第一等级，主要原因则是蔡英文坚定的“台独”追求导致的台海紧张局势，大陆的国家能力与防止“台独”的决心也远非1996年可比。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第一支柱，对于制衡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中日矛盾特别是钓鱼岛争端在台海冲突的情况下可能成为第一等级，否则将列入第二等级。南海问题因为两种因素而很可能被列入第二等级：重要性与紧迫性不如朝核问题与台湾问题；因为杜特尔特调整对美政策而让美国在东南亚制衡中国时失去主要抓手，区域内也尚不存在合适的“替代者”。
由于中美在东亚战略博弈的态势不变，而且力量对比在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日本都强烈反对美国退出TPP，特朗普为了维持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与影响力，并让东亚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将不得不加大军售力度，并在TPP问题上有所让步（很可能在增加对美国有利的条款后接纳TPP），也会在外交团队的建议下，避免无谓地刺激全球穆斯林。
总之，与其说东南亚是中美博弈的缓冲区，不如说是双方争取的对象。未来几年，中国争取的力度将大于美国，以便集中力量处理东面的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东南亚国家也有改善与中国安全关系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东盟政策，既不会是“放任不管”，也不会是“全力争取”，而应该是“美国不会离开，但东南亚国家要为购买安全支付更高的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