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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个好编剧。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划出了冷战“分割线”。时隔70多年，今年3月，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再度上演跨国投毒除奸、互逐外交官这样的事件，火药味甚浓的军演在中东欧地带频繁举行，乌克兰获得了北约成员“申请国”身份。
回想起1998年5月，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他对遏制战略设计师乔治·凯南的访谈录。凯南当时预言，北约东扩将导致俄罗斯的反击，预言“这是新冷战的开始”，“一个悲惨的错误”。现实历史的发展证明，当时沉浸在“历史终结”亢奋中的美国决策者对凯南的忠告没有听进去。
而在亚太地区，美日澳印四国正组建“准同盟”，勾勒“印太战略”，“航行自由”被反复用作搅乱南海的借口，美国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突破性的“与台湾交往法案”给台湾当局一剂“强心针”，中国的国家安全被置于更复杂的环境之中。几乎同步出现在美、澳等国的“中国渗透威胁”论调让一些无辜者沦为牺牲品，唤起人们对“麦卡锡主义”还魂的担忧。
特朗普政府自去年底以来出台的涉及国家安全、防务、核战略、贸易政策的一系列文件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关注点将从全球反恐重回传统大国竞争，要以新的战略姿态强硬回应“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对美国发起的挑战。
这些现象迭加在一起，让“冷战”一词重回人们的脑海。难道“新冷战”真是无可避免了吗？
尽管俄罗斯是能在军事领域与美国全面较量的大国，但毕竟在其它领域还远未恢复往日的荣光，没有盟国充当左膀右臂，战略缓冲区也几乎沦丧殆尽，是孤独的“前超级大国”，内心其实希望能与美国改善关系，以利其休养生息。
普京的“强势”更多是出于预防心理和吓阻美西方更大攻势的主动博弈技法。美国则很清楚，从乌克兰问题到叙利亚战场，俄罗斯是敢于动用军事手段捍卫自身战略利益的强大对手，已经“退无可退”。美俄倘若重新走向全面对抗，将迫使美国开辟更多战线、消耗更多资源。
在美国国内，“俄罗斯威胁论”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丧失心智”的表现，或带有国内政治考量的操作，有人开始主张对俄实行某种程度的“尼克松式缓和”。
最令美国人纠结的，还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崛起。让美国痛心疾首的是，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放纵”甚至支持的结果。然而美国悔之晚矣，将来任何惩戒中国的作法都会反作用于美国自己，甚至无法得到盟国的全心全意配合。
为什么“新冷战”的战略叙事突然如此受到追捧？其实，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冷战思维”非但不是国际政治的“原罪”，而且带有浓烈的怀旧主义甚至战略膜拜色彩。因为在那场“五十年战争”中，濒临破碎的西方世界最终团结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赢得“决定命运的较量”，从而获得了一次“巅峰记忆”。如今，遍布西方世界的乱像被其他大国在不同领域的强劲表现衬托得更加明显，促使西方一些人把“新冷战”看作破解自身困局的“钥匙”、治疗精神创伤的“良方”。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用新的意识形态和地缘竞争包装来渲染大国角力，更容易引起共鸣。值得警惕的是，向来热衷于此的是军情、军工等部门，它们彼此之间在借助各种阴谋阳谋扩大集团利益方面有着高度的默契。看看环绕在特朗普身边那些带有鲜明军方和情报界背景的核心幕僚，就不奇怪为什么美国的现实对外政策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新烙上“新冷战”的味道。
如何看待“新冷战”命题，不仅关乎世界权力问题，更关乎当代国家和当代人的观念与视野，折射了西方国家对自身在全球政治格局中比重下降的失落与恐慌。
中国虽希望改良現行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规则，但绝非“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坚持走合作互赢、和平发展之路，积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俄都在尽力避免成为美国的直接敌对方，彼此也没有在军事上结盟的意愿。中美既是竞争性战略共存，也是战略性相互依存。把中美关系推向冷战，美国承担不起其政治、经济、军事和道义代价。
“新冷战”不是大国关系的基本现状，不该成为刻意设计的行动方向。美国应更多思考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加强合作，而不是沉迷于继续通过渲染对抗氛围获取短期政治亢奋。
回想起1998年5月，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他对遏制战略设计师乔治·凯南的访谈录。凯南当时预言，北约东扩将导致俄罗斯的反击，预言“这是新冷战的开始”，“一个悲惨的错误”。现实历史的发展证明，当时沉浸在“历史终结”亢奋中的美国决策者对凯南的忠告没有听进去。
而在亚太地区，美日澳印四国正组建“准同盟”，勾勒“印太战略”，“航行自由”被反复用作搅乱南海的借口，美国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突破性的“与台湾交往法案”给台湾当局一剂“强心针”，中国的国家安全被置于更复杂的环境之中。几乎同步出现在美、澳等国的“中国渗透威胁”论调让一些无辜者沦为牺牲品，唤起人们对“麦卡锡主义”还魂的担忧。
特朗普政府自去年底以来出台的涉及国家安全、防务、核战略、贸易政策的一系列文件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关注点将从全球反恐重回传统大国竞争，要以新的战略姿态强硬回应“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对美国发起的挑战。
这些现象迭加在一起，让“冷战”一词重回人们的脑海。难道“新冷战”真是无可避免了吗？
尽管俄罗斯是能在军事领域与美国全面较量的大国，但毕竟在其它领域还远未恢复往日的荣光，没有盟国充当左膀右臂，战略缓冲区也几乎沦丧殆尽，是孤独的“前超级大国”，内心其实希望能与美国改善关系，以利其休养生息。
普京的“强势”更多是出于预防心理和吓阻美西方更大攻势的主动博弈技法。美国则很清楚，从乌克兰问题到叙利亚战场，俄罗斯是敢于动用军事手段捍卫自身战略利益的强大对手，已经“退无可退”。美俄倘若重新走向全面对抗，将迫使美国开辟更多战线、消耗更多资源。
在美国国内，“俄罗斯威胁论”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丧失心智”的表现，或带有国内政治考量的操作，有人开始主张对俄实行某种程度的“尼克松式缓和”。
最令美国人纠结的，还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崛起。让美国痛心疾首的是，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放纵”甚至支持的结果。然而美国悔之晚矣，将来任何惩戒中国的作法都会反作用于美国自己，甚至无法得到盟国的全心全意配合。
为什么“新冷战”的战略叙事突然如此受到追捧？其实，在很多西方人眼里，“冷战思维”非但不是国际政治的“原罪”，而且带有浓烈的怀旧主义甚至战略膜拜色彩。因为在那场“五十年战争”中，濒临破碎的西方世界最终团结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赢得“决定命运的较量”，从而获得了一次“巅峰记忆”。如今，遍布西方世界的乱像被其他大国在不同领域的强劲表现衬托得更加明显，促使西方一些人把“新冷战”看作破解自身困局的“钥匙”、治疗精神创伤的“良方”。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用新的意识形态和地缘竞争包装来渲染大国角力，更容易引起共鸣。值得警惕的是，向来热衷于此的是军情、军工等部门，它们彼此之间在借助各种阴谋阳谋扩大集团利益方面有着高度的默契。看看环绕在特朗普身边那些带有鲜明军方和情报界背景的核心幕僚，就不奇怪为什么美国的现实对外政策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重新烙上“新冷战”的味道。
如何看待“新冷战”命题，不仅关乎世界权力问题，更关乎当代国家和当代人的观念与视野，折射了西方国家对自身在全球政治格局中比重下降的失落与恐慌。
中国虽希望改良現行国际体系的结构和规则，但绝非“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坚持走合作互赢、和平发展之路，积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俄都在尽力避免成为美国的直接敌对方，彼此也没有在军事上结盟的意愿。中美既是竞争性战略共存，也是战略性相互依存。把中美关系推向冷战，美国承担不起其政治、经济、军事和道义代价。
“新冷战”不是大国关系的基本现状，不该成为刻意设计的行动方向。美国应更多思考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加强合作，而不是沉迷于继续通过渲染对抗氛围获取短期政治亢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