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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国家，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具有“过渡时间短”“基础强度大”等特点，而且，我国经济还面临着未富裕先转型的巨大挑战。
首先，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我国给自己预留的时间是30年，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过渡期是40～60年。其次，我国碳排放的经济效率低，能耗高，排放强度大。最关键的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已经进入了富裕阶段，而我国的经济基础依然薄弱，还面临环境权和发展权的权衡。
相比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自然达峰过程，我国要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进行集中干预，在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转型等方面，发达国家花一两百年才自然实现的过程，我国仅仅用几十年就达成了，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这些都是前车之鉴。虽然碳达峰碳中和任务重、时间紧，但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我们不仅需要更高的效率，还需要更多的理性。要探索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践路径，应该充分吸收过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立足可持續的长远目标，兼顾效率与持久，综合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行更科学更系统的布局。
一、协同生态文明转型，维持生态基底的可持续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前提
过去，我国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如今，讨论碳中和的实现路径，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能盲目追求效率而违背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我国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阶段，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应该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立足长远，尊重规律，效法自然，以维持生态基底的可持续为前提。
人类所仰赖的物质能源绝大多数都源自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能源起点。人类文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自然赠与（包括资源能源等）的直接攫取和消耗，二是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对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干扰或破坏。很多权威的生态学家已经论证过工业文明对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伤害。相关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人类对初级生产力的侵占和消耗已经达到30%左右。目前，全球人口增长了近一倍，经济体量扩大了数倍，人类的消费强度也在不断提高，由此不难推断，现在人类对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侵占和消耗已经成倍增加，正在逼近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极限状态。所以，有学者提出“人类纪”和“行星边界”的概念。我们确实进入了人类纪，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已经逼近地球这颗行星的极限，未来任何边际增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都在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穷人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比富人更直接，人类未来对生态系统的任何侵占都将进一步加剧贫困问题。在全球实现碳中和，我们应该以“将经济体控制在相对于生态边界的合意规模范围内”为前提。合意规模不等于极限规模，离极限规模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不能追求极限规模，否则等真正触及生态系统极限的时候，生态系统早已失去原有的韧性而变得极其脆弱，留给人们反应的时间很短，试错和修正的空间也很小。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维持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稳定可能是成本最小、效率最高且效果最持久的方案。虽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任务，但是从长远来看，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出发点。因此，碳中和目标应该与生态文明转型目标协同起来，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效法自然，保护自然，培育自然，着重培育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生态文明转型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解，而且强调人与自然的合作。原先，我们将碳减排视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条件，以此倒逼经济转型，现在应该变被动为主动，将碳约束视为发展机会，这需要在发展理念上更进一步。
首先，考虑我国的生态和气候承载能力，转增长为发展，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尤其是我国的发达地区，更应该主动地减少自然生态负担，为落后地区腾出发展的生态空间。其次，在合意规模的前提下，多考虑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影响持久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s）。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中，很多理念都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就是宏观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我国有很多将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由对立转变为统一的实际经验，比如发展生物质能源等。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立足长远的方案。从长远来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能源生产和转换能力;就效果而言，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优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的传统技术解决方案，更有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
二、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重点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全方位升级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这已是各界的共识，是谈得最多的角度。如何优化我国经济结构，挑两个重点问题来谈。
第一，优化宏观调控加微观自由的配置机制。所谓宏观调控加微观自由，是指在宏观方面采取总量和配额控制（比如配额分配制等），在微观个体方面给予足够的灵活性，例如通过参与市场交换来解决配置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宏观调控加微观自由的方案如果能够得到科学的运用，适用于所有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宏观调控加微观自由的方案对政府的科学执政能力和市场的完备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国碳排放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合理，因此，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良性的激励和倒逼机制，鼓励清洁产业和清洁能源，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产业，降低传统化石能源份额，政府在这些方面应发挥调控作用。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应该更好地把握总量控制和配额分配的调控机制，科学地评估总量和分配配额;在微观市场方面，要尽快完善碳交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充分发挥市场的淘汰机能。
第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存。目前，我国在供给管理方面投入了很多努力，但在需求管理方面做得不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方面，能源替代、贸易替代、技术替代等增加供给的管理思路会面临杰文斯悖论，出现反弹效应，供给的增加往往会刺激需求，导致消费总量不降反增。此外，技术升级促使传统化石能源供给成本下降，也可能导致资本的逆向心理。例如，一份行业投资报告提到，随着碳减排技术和碳封存技术研究的深入，煤炭行业的前景可能并不会太悲观，煤炭仍是值得投资的领域。这份报告的逆向逻辑是，当技术赋予碳排放的可能性空间后，将降低使用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成本，煤炭行业可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因此，通过技术升级带来的供给优化成果很可能因需求的激增而抵消。所以，在优化供给管理的同时，对需求进行科学的管理更为重要。实现碳中和的重点应该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的吞吐量，而降低吞吐量的源头之一应该是降低经济体的消耗量——消耗降低了，或者优化了，排放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因此，无论是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的需求，还是居民生活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引入多种措施减少和优化需求。从源头优化能源资源的消耗，自然终端的排放问题也会得到缓解。从长远来看，相比增加供给，优化和控制需求也许能更好地解决供需矛盾，是一种更可持续的能源和碳排放管理思路。
三、提升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位置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必要资料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物质、能量和货币的沟通，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和地区以金融控制为大脑，是中心;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出口初级产品，或者高耗能、高排放的产品，是外围。中心国家以更小的环境成本换取所需，而外围国家以更大的环境成本获得收益。因此，全球贸易背后存在着各种不平等交换。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开放经济体，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承担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发展成本。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我国因为参与国际贸易，承担了大量的因发达国家消费而产生的碳排放成本。据我们的研究，在中国境内的碳排放总量中，由国内自身需要而产生的占60%～70%，由国际贸易引致的占30%甚至更多，国际贸易带给中国的节能减排压力不容忽视。基于2000—2014年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方面的趋势：一方面，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碳成本和能源成本在下降，这是令人欣慰的;另一方面，我国单位贸易增加值的能源成本和碳成本依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虽然亚洲其他国家也处于比较高的状态，但是我国尤其高。
所以，尽管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顺差状态，但是对外贸易的能源成本和碳成本很大;在中心-外围结构中，我国正在努力从外围向中心靠拢，但是进程缓慢，成效不明显。因此，优化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对我国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减少参与国际循环带给我国的减碳压力，不仅对于我国实现碳中和的总体目标非常必要，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内循环的优化。内循环和外循环双管齐下，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首先，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我国给自己预留的时间是30年，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过渡期是40～60年。其次，我国碳排放的经济效率低，能耗高，排放强度大。最关键的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已经进入了富裕阶段，而我国的经济基础依然薄弱，还面临环境权和发展权的权衡。
相比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自然达峰过程，我国要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必须进行集中干预，在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转型等方面，发达国家花一两百年才自然实现的过程，我国仅仅用几十年就达成了，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这些都是前车之鉴。虽然碳达峰碳中和任务重、时间紧，但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我们不仅需要更高的效率，还需要更多的理性。要探索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践路径，应该充分吸收过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立足可持續的长远目标，兼顾效率与持久，综合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行更科学更系统的布局。
一、协同生态文明转型，维持生态基底的可持续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前提
过去，我国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如今，讨论碳中和的实现路径，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能盲目追求效率而违背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我国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阶段，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应该协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立足长远，尊重规律，效法自然，以维持生态基底的可持续为前提。
人类所仰赖的物质能源绝大多数都源自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能源起点。人类文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自然赠与（包括资源能源等）的直接攫取和消耗，二是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对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干扰或破坏。很多权威的生态学家已经论证过工业文明对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伤害。相关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人类对初级生产力的侵占和消耗已经达到30%左右。目前，全球人口增长了近一倍，经济体量扩大了数倍，人类的消费强度也在不断提高，由此不难推断，现在人类对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侵占和消耗已经成倍增加，正在逼近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极限状态。所以，有学者提出“人类纪”和“行星边界”的概念。我们确实进入了人类纪，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已经逼近地球这颗行星的极限，未来任何边际增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都在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穷人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比富人更直接，人类未来对生态系统的任何侵占都将进一步加剧贫困问题。在全球实现碳中和，我们应该以“将经济体控制在相对于生态边界的合意规模范围内”为前提。合意规模不等于极限规模，离极限规模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不能追求极限规模，否则等真正触及生态系统极限的时候，生态系统早已失去原有的韧性而变得极其脆弱，留给人们反应的时间很短，试错和修正的空间也很小。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维持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稳定可能是成本最小、效率最高且效果最持久的方案。虽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任务，但是从长远来看，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出发点。因此，碳中和目标应该与生态文明转型目标协同起来，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效法自然，保护自然，培育自然，着重培育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生态文明转型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解，而且强调人与自然的合作。原先，我们将碳减排视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条件，以此倒逼经济转型，现在应该变被动为主动，将碳约束视为发展机会，这需要在发展理念上更进一步。
首先，考虑我国的生态和气候承载能力，转增长为发展，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尤其是我国的发达地区，更应该主动地减少自然生态负担，为落后地区腾出发展的生态空间。其次，在合意规模的前提下，多考虑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影响持久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s）。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中，很多理念都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就是宏观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我国有很多将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由对立转变为统一的实际经验，比如发展生物质能源等。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立足长远的方案。从长远来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的能源生产和转换能力;就效果而言，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优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的传统技术解决方案，更有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
二、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重点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全方位升级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这已是各界的共识，是谈得最多的角度。如何优化我国经济结构，挑两个重点问题来谈。
第一，优化宏观调控加微观自由的配置机制。所谓宏观调控加微观自由，是指在宏观方面采取总量和配额控制（比如配额分配制等），在微观个体方面给予足够的灵活性，例如通过参与市场交换来解决配置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宏观调控加微观自由的方案如果能够得到科学的运用，适用于所有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宏观调控加微观自由的方案对政府的科学执政能力和市场的完备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国碳排放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合理，因此，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良性的激励和倒逼机制，鼓励清洁产业和清洁能源，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产业，降低传统化石能源份额，政府在这些方面应发挥调控作用。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应该更好地把握总量控制和配额分配的调控机制，科学地评估总量和分配配额;在微观市场方面，要尽快完善碳交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充分发挥市场的淘汰机能。
第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并存。目前，我国在供给管理方面投入了很多努力，但在需求管理方面做得不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方面，能源替代、贸易替代、技术替代等增加供给的管理思路会面临杰文斯悖论，出现反弹效应，供给的增加往往会刺激需求，导致消费总量不降反增。此外，技术升级促使传统化石能源供给成本下降，也可能导致资本的逆向心理。例如，一份行业投资报告提到，随着碳减排技术和碳封存技术研究的深入，煤炭行业的前景可能并不会太悲观，煤炭仍是值得投资的领域。这份报告的逆向逻辑是，当技术赋予碳排放的可能性空间后，将降低使用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成本，煤炭行业可能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因此，通过技术升级带来的供给优化成果很可能因需求的激增而抵消。所以，在优化供给管理的同时，对需求进行科学的管理更为重要。实现碳中和的重点应该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的吞吐量，而降低吞吐量的源头之一应该是降低经济体的消耗量——消耗降低了，或者优化了，排放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因此，无论是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的需求，还是居民生活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引入多种措施减少和优化需求。从源头优化能源资源的消耗，自然终端的排放问题也会得到缓解。从长远来看，相比增加供给，优化和控制需求也许能更好地解决供需矛盾，是一种更可持续的能源和碳排放管理思路。
三、提升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位置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必要资料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物质、能量和货币的沟通，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外围结构”：发达国家和地区以金融控制为大脑，是中心;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出口初级产品，或者高耗能、高排放的产品，是外围。中心国家以更小的环境成本换取所需，而外围国家以更大的环境成本获得收益。因此，全球贸易背后存在着各种不平等交换。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开放经济体，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承担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发展成本。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我国因为参与国际贸易，承担了大量的因发达国家消费而产生的碳排放成本。据我们的研究，在中国境内的碳排放总量中，由国内自身需要而产生的占60%～70%，由国际贸易引致的占30%甚至更多，国际贸易带给中国的节能减排压力不容忽视。基于2000—2014年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方面的趋势：一方面，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碳成本和能源成本在下降，这是令人欣慰的;另一方面，我国单位贸易增加值的能源成本和碳成本依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虽然亚洲其他国家也处于比较高的状态，但是我国尤其高。
所以，尽管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顺差状态，但是对外贸易的能源成本和碳成本很大;在中心-外围结构中，我国正在努力从外围向中心靠拢，但是进程缓慢，成效不明显。因此，优化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对我国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减少参与国际循环带给我国的减碳压力，不仅对于我国实现碳中和的总体目标非常必要，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内循环的优化。内循环和外循环双管齐下，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