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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我泱泱华夏，自古道德先进；美如乳酪；文明灿烂，艳若桃花。下流遗泽子孙，横逸造福人类。大禹是条虫，黄帝是浑蛋?不肖子孙顾颉刚、庞朴口语狂悖，说出这种欺宗灭祖的话，倘在大清朝，死的要判尸，生的要凌迟。好在孝子贤孙总是主流。这不，前有季羡林光大以夏变夷优良传统，要用中华文明拯救没落的西方世界；近有盛洪发现“近代西方文明赖以兴起的核心秘密”——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两千多年前就长在咱老祖宗身上，而且更美观精湛，在经济学领域为不争气的子孙找回了面子；6月号《读书》刊登郑家栋为《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中译本写的书评，又从崇高的哲学殿堂为咱挣足了面子，且恍然大悟——用海氏语录关键词似乎是澄明、解蔽：百余年的痿痹、懵懂和彷徨，到头来“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郑氏以荷尔德林《莱茵颂》中的“你如何开端，你就将如何保持”作为药引，诗意地告诉我们该如何在现代性的无边苦海中“诗意地栖居”：回溯伟大的国粹——中华文化传统。在她的怀抱中埋葬，终将因为她的吻而复活!
据说海氏深受东亚思想影响，特别是作为东亚思想共同渊源的中国思想传统即原始道家和禅宗的影响，以东亚作为自己的“他者”，“引发”、“激活”了他通过回溯自身思想传统来寻觅自我拯救的道路。请注意，尽管无可奈何地生活在—个全球化时代，难以回避“他者”和与“他者”“对话”，“我们不应当忽略的是”，，对于海氏而盲，“语言”的本质和功能并不是寻求与“他者”“对话”。那么，在这个“对话”时代，文化交流意义何在?郑氏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话”本身，而在于如何理解其目的和功用。他的问题意识也被这位西方先知拒不承认东亚思想是其“隐蔽的思想根源”所引发、激活了：
“五四”以降由冯友兰、贺麟等人开其风气，且差不多被视为“不二法门”的所谓寻求中西之间的“会通”、“融通”，是否就是康庄大道?至少海德格尔的“道路”不在于此。海氏始终回避东亚与其本人思想的关系问题，其中是否大有深意?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显然拒绝在横向的(文化间的)视域中，阐释和界定其所从事的哲学变革及其意义。毫无疑问，海氏捕捉到东亚思想中的某些洞见，这些洞见对于他的哲学变革发生了积极影响，而此种影响的真实意义却是促使他回溯欧洲思想传统的“开端”——“回溯并不意
味着思想向过去时代的逃逸，而首先
是对西方哲学开端的再次激活”(致小
岛祜马的信，1963年)，海氏确信，对
于一种思想传统来说，拯救的力量只
能够来自自身，来自在“解蔽”与“遮
蔽”辩证生成的过程中不断回溯到“开
端”的努力。也就是说，思想作为“道
路”(沈注：类似“逻各斯”)，其实质和
要害并不在于“融通?，而在于“回溯”，
回溯到古希腊，回溯到历史的幽深之
处，回溯到思想与历史(生活)原初的
同一性。
由此及彼地建构出真理话语：“东、西方都只能够自我拯救”。
海氏是继承柏拉图衣钵的西方世界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最后一位先知。柏拉图在天真浪漫的童年时代建构出“理念”论，黑格尔在壮年时期建构出“绝对理念”论(绝对意味着巅峰、终极)，所以，海氏“基本本体论”建构出的更简洁的世界图景：“本质先于存在，”注定只能是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最后的回光返照。如果坚持逻辑理性的彻底性，一直回溯到“原初的同一性”，只能是“有生于无”，而且是彻底的“无”(相当于大乘佛学的“涅磐”)，“语言是存在的家”就得让位于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哑巴是语言的家”；闭嘴吧! 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平面上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不会相交，就像当时东、西方人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一样。近代地理大发现，让东、西方冤家路窄，碰得头破血流，黎曼的非欧几何也证明：平面上任何两条直线，只要延长到足够远就会相交。好在黎曼对我们而育也是“他者”，按照海氏、郑氏异质文化之间不可“融通”的“道路”，只能“激活”我们从…条纵线回溯到老祖宗那里。为了逻辑理性的彻底性，不将海氏也视为“他者”。既是八杆子永远打不着的“他者”，用不着担心将来碰上面不好意思，我就不妨对他们的先知来点诛心之论。海氏始终回避东亚与其本人思想的关系问题，除了郑氏解读出的微言大义：风姿绰约的东亚美人不过是个遥远的影像，可看而不可即，对其仅有春药般的“激活”作用，对她惊鸿一瞥，让他血脉贲张，通过自慰就“能够自我拯救”。其中是否还有某种羞于启齿的深意?该书德文原著名为《海德格尔隐蔽的思想根源》，作者梅依是法学博士，他一方面认为海氏的“沉默”属于“知者不言”，另一方面在行文中多次暗示其“深藏不露”与人格缺陷有关。郑氏也承认；“事实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支持后一种判断”。先知的神启当然要有原创性，岂能甘拜下风、鹦鹉学舌。按照柏拉图开创的“道路”；为了终极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时，就要有说谎的美德和勇气。从他和纳粹的友好关系看，隐瞒思想根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经验和逻辑都可以支持这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的推理。远在美国康桥，的郑氏，对我来讲也是“他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来点诛心之论。按照你那“道路”，根筋地回溯寻根，最终结果只能是分崩离析，不仅爱国心无所寄托，连自身存在也是问题。根据考古学家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说黄河是中华文明摇篮并不妥当，华夏文明起源于以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主导的六大文化板块的裂变、撞击和、融合。请问寻根问底的结果是要可恶的“融通”，还是要“激活”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分裂?进而言之；请问先生是仰韶人还是红山人、大汶口人、良渚人?找不着家门事小，，大不了体验一回流浪生活，怕就怕大家伙都是杂种，一定要回溯出子丑寅卯，只好从基因内部开始分裂。倘若先生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回溯到史前更早期的远古时代，或许将在遥远的非洲找到自己的始祖。1980年代，考古学通过运用基因技术处理在非洲发现的化石证据，证明全世界所有现代人都是一位“夏娃”的后代(尽管对这个结论目前尚有争论)。这时，“他者”还能孤独存在吗?社会学、人类学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可支持这类考古学、历史学关于文明进程的结论。—即便按你们的辩证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比你们那拒不融通的“东、西方都只能够自我拯救”论强。
物质论的经济决定论固然不妥，过于强调观念的作用，亦难免堕入文化决定论窠臼。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子系统间；毋宁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建构／被建构关系。简单化地认为黑格尔主义(包括由其衍生的思想)的理性僭妄造成欧陆巫风强劲，导演出斯大林、希特勒的暴政，未免夸大了思想的作用。但是，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勾连，就像海氏和法西斯有密切关系一样。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海德格尔在政治层面不是什么好鸟，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影响也远不如东方人(主要是战前的日本、当下中国)所建构的那样大。诚如郑氏所盲：“海氏在东亚被推崇乃至神化，始于日本。”就像黑格尔在中国被推崇乃至神化一样。西方的暮鼓，如何成为东方振聋发聩的晨钟?不加批判地倾听这种被放大的杂音对国人的神经系统有何影响，福兮、祸兮?这恐怕得向近代开始的“向西方学习”过程和被东亚威权主义领导人片面强调乃至夸大的所谓“亚洲价值观”即表现为集体主义实则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宇宙本体论、方法论回溯寻根。
近代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东方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群情汹汹的“冲击-回应”中，经过攘夷、师夷的内部冲突，展开“向西方学习”过程。从时间轴看，有一个学什么的问题，大体上是器物、制度、文化三阶段(中国表现得最明显、漫长)。从横截面看，有一个怎么学、向谁学的问题。全盘西化虽有不妥乃至不可能(与感情无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固然动听，这种以“我”为主的向“他者”学习，难免因为“我”的某种劣根性而致淮橘成枳，甚至于溅一身污秽却丢弃了孩子。向谁学方面，器物层面固无分欧陆、英美，可以惟善是从地拿来；制度层面明洽维新后的日本、清未和民国的中国，在宪政转型中均以，欧陆特别是德国为样板；文化层面亦以欧陆特别是德国的唯理，主义为显学，英美经验—自由主义居于次要的、“隐”的地位。即以中国论，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虽在三四十年代颇具影响力，1949年以后终于败北，几于无形。海氏与东亚思想的关系，这桩所谓”差不多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学术公案”(郑语)，或可从另一方面给我们以启迪。海氏对东亚思想特别是道、禅情有独钟，以东亚思想的某些元素作为奠定其哲学大厦的：基石，而日本学者和当下中国部分学者也：投桃报李：
“京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早年差。不多都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们自三十年代始就热衷于讨论海氏哲学……中国大陆的“海德格尔热”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差不多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陆续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版。此中中日之间在引进西方思想资源方面的差异具有怎样意义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日本方面传播和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兴趣似乎远非西方世界可比。《形而上学是什么?》的日译本1930年出版，距离原文的发表只’有二年多的时间。《存在与时间》日译本的出版(1939年)比英译本早了整，整十年，且据说迄今已有七个日译本问世，这筒 直近乎狂热! 这也许就是同气相求吧!中、日等东亚国家在文化形态上同属所谓儒教文化圈。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显线，道家文化为隐线；大乘佛教传人中国后不仅站住脚跟，还“融通”出本土化的禅宗、天台、华严诸部派；儒、释、道之间虽互争雄长，亦为共生、互补关系’(具体历史时期“显·隐”关系会有变化)；宋代以后的新儒家文化，在创新儒学时更是直接吸收了释(主要是禅宗》、老诸元素(尽管朱熹等人不愿意承认，甚至力辟佛老)，朱熹与阿奎那、商羯罗并列为中世纪最主要的三大唯理论哲学家。在先秦即所谓原始儒、道两家中，庄周重审美，力辟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孟轲高标政治伦理，力辟杨朱、墨翟；可以说，正是他们联手扼杀了幼稚的逻辑学、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用实用主义的“实践理性”(李泽厚语)代替逻辑理性和经验理性，即便不说造成，至少也是促成中国科学和人道的痪痹。东亚思想中的整体主义与欧陆唯理论的亲和性，既是与“他者”“对话”中海氏以东亚思想为其“隐蔽的思想根源”的原因，也是东亚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祟尚、借重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思想的原因。其结果是，这种理性的僭妄与政治、经济诸因素互动，给东亚带来巨大灾难。如果说日本学界对海氏的神化与二战中的军国主义有正相关关系，郑氏等人寄希望于海氏这个“他者”来“激活”中国的自我拯救，将会给中国和“他者”带来什么?郑氏的“爱国心”令人钦佩，只是他辛苦淘得的这块顽石并非宝玉，而是西方世界茅坑中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用它来再筑长城，结果可想而知。
据说海氏深受东亚思想影响，特别是作为东亚思想共同渊源的中国思想传统即原始道家和禅宗的影响，以东亚作为自己的“他者”，“引发”、“激活”了他通过回溯自身思想传统来寻觅自我拯救的道路。请注意，尽管无可奈何地生活在—个全球化时代，难以回避“他者”和与“他者”“对话”，“我们不应当忽略的是”，，对于海氏而盲，“语言”的本质和功能并不是寻求与“他者”“对话”。那么，在这个“对话”时代，文化交流意义何在?郑氏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话”本身，而在于如何理解其目的和功用。他的问题意识也被这位西方先知拒不承认东亚思想是其“隐蔽的思想根源”所引发、激活了：
“五四”以降由冯友兰、贺麟等人开其风气，且差不多被视为“不二法门”的所谓寻求中西之间的“会通”、“融通”，是否就是康庄大道?至少海德格尔的“道路”不在于此。海氏始终回避东亚与其本人思想的关系问题，其中是否大有深意?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显然拒绝在横向的(文化间的)视域中，阐释和界定其所从事的哲学变革及其意义。毫无疑问，海氏捕捉到东亚思想中的某些洞见，这些洞见对于他的哲学变革发生了积极影响，而此种影响的真实意义却是促使他回溯欧洲思想传统的“开端”——“回溯并不意
味着思想向过去时代的逃逸，而首先
是对西方哲学开端的再次激活”(致小
岛祜马的信，1963年)，海氏确信，对
于一种思想传统来说，拯救的力量只
能够来自自身，来自在“解蔽”与“遮
蔽”辩证生成的过程中不断回溯到“开
端”的努力。也就是说，思想作为“道
路”(沈注：类似“逻各斯”)，其实质和
要害并不在于“融通?，而在于“回溯”，
回溯到古希腊，回溯到历史的幽深之
处，回溯到思想与历史(生活)原初的
同一性。
由此及彼地建构出真理话语：“东、西方都只能够自我拯救”。
海氏是继承柏拉图衣钵的西方世界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最后一位先知。柏拉图在天真浪漫的童年时代建构出“理念”论，黑格尔在壮年时期建构出“绝对理念”论(绝对意味着巅峰、终极)，所以，海氏“基本本体论”建构出的更简洁的世界图景：“本质先于存在，”注定只能是形而上学思辨哲学最后的回光返照。如果坚持逻辑理性的彻底性，一直回溯到“原初的同一性”，只能是“有生于无”，而且是彻底的“无”(相当于大乘佛学的“涅磐”)，“语言是存在的家”就得让位于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哑巴是语言的家”；闭嘴吧! 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平面上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不会相交，就像当时东、西方人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一样。近代地理大发现，让东、西方冤家路窄，碰得头破血流，黎曼的非欧几何也证明：平面上任何两条直线，只要延长到足够远就会相交。好在黎曼对我们而育也是“他者”，按照海氏、郑氏异质文化之间不可“融通”的“道路”，只能“激活”我们从…条纵线回溯到老祖宗那里。为了逻辑理性的彻底性，不将海氏也视为“他者”。既是八杆子永远打不着的“他者”，用不着担心将来碰上面不好意思，我就不妨对他们的先知来点诛心之论。海氏始终回避东亚与其本人思想的关系问题，除了郑氏解读出的微言大义：风姿绰约的东亚美人不过是个遥远的影像，可看而不可即，对其仅有春药般的“激活”作用，对她惊鸿一瞥，让他血脉贲张，通过自慰就“能够自我拯救”。其中是否还有某种羞于启齿的深意?该书德文原著名为《海德格尔隐蔽的思想根源》，作者梅依是法学博士，他一方面认为海氏的“沉默”属于“知者不言”，另一方面在行文中多次暗示其“深藏不露”与人格缺陷有关。郑氏也承认；“事实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支持后一种判断”。先知的神启当然要有原创性，岂能甘拜下风、鹦鹉学舌。按照柏拉图开创的“道路”；为了终极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时，就要有说谎的美德和勇气。从他和纳粹的友好关系看，隐瞒思想根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经验和逻辑都可以支持这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的推理。远在美国康桥，的郑氏，对我来讲也是“他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来点诛心之论。按照你那“道路”，根筋地回溯寻根，最终结果只能是分崩离析，不仅爱国心无所寄托，连自身存在也是问题。根据考古学家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说黄河是中华文明摇篮并不妥当，华夏文明起源于以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主导的六大文化板块的裂变、撞击和、融合。请问寻根问底的结果是要可恶的“融通”，还是要“激活”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分裂?进而言之；请问先生是仰韶人还是红山人、大汶口人、良渚人?找不着家门事小，，大不了体验一回流浪生活，怕就怕大家伙都是杂种，一定要回溯出子丑寅卯，只好从基因内部开始分裂。倘若先生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回溯到史前更早期的远古时代，或许将在遥远的非洲找到自己的始祖。1980年代，考古学通过运用基因技术处理在非洲发现的化石证据，证明全世界所有现代人都是一位“夏娃”的后代(尽管对这个结论目前尚有争论)。这时，“他者”还能孤独存在吗?社会学、人类学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可支持这类考古学、历史学关于文明进程的结论。—即便按你们的辩证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比你们那拒不融通的“东、西方都只能够自我拯救”论强。
物质论的经济决定论固然不妥，过于强调观念的作用，亦难免堕入文化决定论窠臼。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子系统间；毋宁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建构／被建构关系。简单化地认为黑格尔主义(包括由其衍生的思想)的理性僭妄造成欧陆巫风强劲，导演出斯大林、希特勒的暴政，未免夸大了思想的作用。但是，二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勾连，就像海氏和法西斯有密切关系一样。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海德格尔在政治层面不是什么好鸟，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影响也远不如东方人(主要是战前的日本、当下中国)所建构的那样大。诚如郑氏所盲：“海氏在东亚被推崇乃至神化，始于日本。”就像黑格尔在中国被推崇乃至神化一样。西方的暮鼓，如何成为东方振聋发聩的晨钟?不加批判地倾听这种被放大的杂音对国人的神经系统有何影响，福兮、祸兮?这恐怕得向近代开始的“向西方学习”过程和被东亚威权主义领导人片面强调乃至夸大的所谓“亚洲价值观”即表现为集体主义实则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宇宙本体论、方法论回溯寻根。
近代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东方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群情汹汹的“冲击-回应”中，经过攘夷、师夷的内部冲突，展开“向西方学习”过程。从时间轴看，有一个学什么的问题，大体上是器物、制度、文化三阶段(中国表现得最明显、漫长)。从横截面看，有一个怎么学、向谁学的问题。全盘西化虽有不妥乃至不可能(与感情无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固然动听，这种以“我”为主的向“他者”学习，难免因为“我”的某种劣根性而致淮橘成枳，甚至于溅一身污秽却丢弃了孩子。向谁学方面，器物层面固无分欧陆、英美，可以惟善是从地拿来；制度层面明洽维新后的日本、清未和民国的中国，在宪政转型中均以，欧陆特别是德国为样板；文化层面亦以欧陆特别是德国的唯理，主义为显学，英美经验—自由主义居于次要的、“隐”的地位。即以中国论，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虽在三四十年代颇具影响力，1949年以后终于败北，几于无形。海氏与东亚思想的关系，这桩所谓”差不多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学术公案”(郑语)，或可从另一方面给我们以启迪。海氏对东亚思想特别是道、禅情有独钟，以东亚思想的某些元素作为奠定其哲学大厦的：基石，而日本学者和当下中国部分学者也：投桃报李：
“京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早年差。不多都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们自三十年代始就热衷于讨论海氏哲学……中国大陆的“海德格尔热”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差不多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陆续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版。此中中日之间在引进西方思想资源方面的差异具有怎样意义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日本方面传播和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兴趣似乎远非西方世界可比。《形而上学是什么?》的日译本1930年出版，距离原文的发表只’有二年多的时间。《存在与时间》日译本的出版(1939年)比英译本早了整，整十年，且据说迄今已有七个日译本问世，这筒 直近乎狂热! 这也许就是同气相求吧!中、日等东亚国家在文化形态上同属所谓儒教文化圈。中国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显线，道家文化为隐线；大乘佛教传人中国后不仅站住脚跟，还“融通”出本土化的禅宗、天台、华严诸部派；儒、释、道之间虽互争雄长，亦为共生、互补关系’(具体历史时期“显·隐”关系会有变化)；宋代以后的新儒家文化，在创新儒学时更是直接吸收了释(主要是禅宗》、老诸元素(尽管朱熹等人不愿意承认，甚至力辟佛老)，朱熹与阿奎那、商羯罗并列为中世纪最主要的三大唯理论哲学家。在先秦即所谓原始儒、道两家中，庄周重审美，力辟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孟轲高标政治伦理，力辟杨朱、墨翟；可以说，正是他们联手扼杀了幼稚的逻辑学、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用实用主义的“实践理性”(李泽厚语)代替逻辑理性和经验理性，即便不说造成，至少也是促成中国科学和人道的痪痹。东亚思想中的整体主义与欧陆唯理论的亲和性，既是与“他者”“对话”中海氏以东亚思想为其“隐蔽的思想根源”的原因，也是东亚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祟尚、借重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思想的原因。其结果是，这种理性的僭妄与政治、经济诸因素互动，给东亚带来巨大灾难。如果说日本学界对海氏的神化与二战中的军国主义有正相关关系，郑氏等人寄希望于海氏这个“他者”来“激活”中国的自我拯救，将会给中国和“他者”带来什么?郑氏的“爱国心”令人钦佩，只是他辛苦淘得的这块顽石并非宝玉，而是西方世界茅坑中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用它来再筑长城，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