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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落下帷幕，“合伙人”接棒票房。怀旧之风铺天盖地，每个人都从中看到了自己。也或许，这里面也有编导的“自己”？
一个创业故事
《中国合伙人》公映后，所有看过的人，都会想同一个问题：这是新东方花大价钱做了一个电影植入广告呢，还是陈可辛索性在新东方广告片里植入了一部电影？总之，这部电影和新东方脱不了干系。逼得俞敏洪不得不在博客里发表长文澄清——“很多人都在猜测新东方有没有投资这部电影，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一点儿投资都没有。电影以新东方的创业故事为主线，人物以我和徐小平、王强三个人在新东方的共同奋斗、兄弟情谊为蓝本，这是不假的，但电影中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差了很远，电影中人物个性的展示也和现实中我们的个性有很大的不同……”
他承认，“电影中成东青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以我为原型的，因为三年才考上大学、在大学得肺结核、在大学图书馆追女孩子、因为到外面教课被学校处分、申请出国留学美国被拒签、在破工厂办补习班、三个哥们儿一起创业、和美国人打官司、最后把公司弄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新东方的真实故事”，但“现实中我的个性没那么窝囊，也不是一个‘把演讲当作自己性生活’的人”。
实情是，徐小平写了一个剧本给韩三平看，后者大为热衷，转交到陈可辛手里，“希望他用《甜蜜蜜》的感觉拍这个电影，表现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的现实生活”。投资人里没有俞敏洪，反倒有王石。王石的女友田朴珺，还出现在了制片人名单中。
一开始，陈可辛还曾打算把这个创业故事拍得像《投名状》一样兄弟反目，遭到徐小平强烈反对：“在我们几个朋友的友谊面前，一部电影算得了什么！”于是推倒重来，回到陈可辛最擅长的时代戏、温情路线。于是电影片头，“第一稿编剧”的署名变成了《武侠》的编剧林爱华。徐小平说，他的痕迹只留下八个字：成东青、孟晓骏、王阳。
“三个完全不一样的男人，一个土鳖，一个所谓的海归精英，再一个就是愤青、文艺青年。结果愤青是最早放弃了所有梦想的人。”陈可辛说，“每一个男生都会找到一个自己的原型，不管你是60后、70后甚至80后，你会看出每一个人都能代表你自己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种个性。”
刚拍摄时，《中国合伙人》还叫《中国先生》。这个怀旧情怀浓重的名字，本就带着陈可辛的标志。难怪他会说，“这部电影里包含了所有我喜欢的电影元素——友情、创业、梦想，让我感同身受的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故事，我对这种东西特别敏感。”
在拍了几部不太成功的武侠片之后，重新回归现实题材，回归最熟悉年代最熟悉的片种，陈可辛说他“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一样，非常自由、舒服，是这几年拍摄最快乐的电影”。
很多都是我自己的经历
孟晓骏像谁？与其说是徐小平，不如说更像陈可辛。
电影里，海归孟晓骏的祖父、父亲都走过留学美国之路；银幕下，陈可辛的父亲陈铜民也是一位电影导演。很小的时候，陈可辛就在父亲的电影《夺命客》（1973）里，客串演一个踢皮球发现阴沟女尸的小孩。陈可辛说：“我和父亲关系很好，我做导演，也是因为他喜欢我才喜欢。”
在去年出版的自传《自己的路》里，陈铜民为儿子作序，写道：“‘可辛’一名原是为了纪念他母亲生他时的难产，不料却变成了他生命的一句谶言。对于一个电影人来说，成功只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不像别的事业，做出了名堂，就可以高枕无忧从此跷起脚来享受。” 在他看来，儿子的性格是“常常自信过度，野心太大，抱负太高”。
陈可辛自己也承认：“邓超的角色确实是在戏里面比较像我的，很多事情很有目的性，对前途、对未来、对美国有很多看法，会把野心和目的都写在脸上、嘴巴上，很多时候也因为那么直白而很倒霉。”
陈可辛也去过美国两次。“跟戏中的孟晓骏一样，本来很相信美国的一套，但是在美国也碰上不少的钉子。”戏里邓超的很多经历，完全就是陈可辛的翻版：“以前在美国打工，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可能沟通有障碍，结果在餐厅也做不了侍应。侍应是跟客人讲话最多的，也可以收小费，而我只能做busboy，busboy就是收拾桌子，帮人倒茶倒咖啡，叫可乐叫喝的，而点菜就轮不到你了。”这场戏，他还特意找了一个非常像他当年工作的餐厅去拍。
就连孟晓骏和成东青的理念不合、意见分歧，也带着陈可辛本人的影子。同他合作过的电影人说他：在片场就像一个“皇帝仔”，始终是个把控全局的人。看起来和善，但脾气很大，又倔，出了名的要求高，“要天荒地老地跟他讨论”。据说“脾气好得像菩萨”的美指奚仲文，都会被他的修改意见气到拂袖而去，等他前脚一走，后脚陈可辛立即让布景师改了他的安排。
同样是“控制狂”，孟晓骏和陈可辛的优点也很相似。包括曾志伟在内，很多人都说陈可辛的强项是“看事情够远大”，“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邓超这个角色是我个人投入最多感情的，包括他在开会时候的咄咄逼人，最后也是因为他那种很外露的状态，使得他在开会的时候，还是打不过自己的好朋友成东青，结果败阵下来。这些很多都是我自己的经历。”陈可辛说，“孟晓骏和成东青的思维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前者非常代表美国式的争取，就是我要，什么都是我我我。他觉得自私、自我中心是非常正常的，也自豪于我很明白地告诉你，我是自私的、我是自我中心的，这确实很像我——我觉得我都说白了，就不代表我是一个反派。而成东青非常有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什么东西都是淡定的、喜怒不形于色，非常传统中国。孟晓骏说‘我知道我是为了自己，但是我起码会承认这一点’。其实谁不是为了自己呢，人性是不会让的，现代社会还是必须得看利益的。”
做自己的合伙人
有一种对陈可辛的评价是：他可能不是最好的导演，但他一定是最厉害的监制。
陈铜民说：“他还没做导演时，我就经常讲，千万不要拍艺术片。”受父亲影响，“电影这东西是商品”的概念，陈可辛早就铭刻于心。他不止一次强调对市场的重视：“市场很重要，是自己在这圈子得以生存的重要一环。” 从1992年成立日后为人念念不忘的“UFO电影人制作有限公司”开始，陈可辛就建立起自己的宣传部，效法好莱坞，从开镜第一天就掌控影片宣传。尽管拍的电影是对抗当时武侠片、黑帮片风潮的都市轻喜剧，很注重“戏味”，但仍然非常重视商业整合。
可惜的是，UFO虽然出过《风尘三侠》、《金枝玉叶》、《甜蜜蜜》这样的经典，仍旧难逃关门大吉。这之后，1997年，陈可辛去美国为梦工厂执导《情书》。这一次的美国之行，像孟晓骏一样，留下的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美国的制度比香港死板，更权威，但没有议价能力，没有谈的余地。”陈可辛说他“在好莱坞遇到最不喜爱的掣肘，见识了大企业文化”，最终的选择是，“回流香港”，“我的坚持，就是坚持创作里自己说了算”。
陈可辛始终是个体户，他的另一个优点，就是“不断反省”。UFO关门后，2000年，他又成立了Applause Pictures（甲上娱乐），走“泛亚电影”路线，联合香港、泰国和日韩，拍摄了《晚娘》、《见鬼》、《三更》等作品。正如曾志伟所说，“陈可辛是有能力带动华语电影的人”。
和孟晓骏一样，陈可辛的想法很多，也敢于超前。当香港电影人大举北上加入合拍片热潮时，他也领风气之先拍了《如果·爱》，然后是《投名状》、《武侠》。但北上内地的经历，对陈可辛而言，又很像刚刚回国的孟晓骏——一起出道的朋友们都混得如鱼得水了，只有自己，镀着一层“海归”的金身，面对演讲厅里坐得密密麻麻的观众，突然失语。
首先，《如果·爱》就是他非常抗拒的歌舞片类型，演员演着演着突然唱起来跳起来，他受不了。然后，《投名状》、《武侠》，又是他当年极力反抗的武侠类型，如今却不得不为了讨好市场，“还是得飞，还是得打”。结果票房还失利，《投名状》3亿票房都没能拿回投资，亏的正好是李连杰的片酬。
那几年，真是不顺。拍《投名状》的时候，他跟朋友诉苦，“在内地拍片好辛苦呀！”“每天有几百个问题等着解决，但我着实没有答案，忽然得了神经官能症”，逃回香港，不想再回去，“但看完医生拿了抗抑郁药之后还是回去了”。
再来是为《十月围城》做监制——第一部作品就让他和于冬分道扬镳，“人人电影”就此休止。回忆当年，陈可辛说：“和于冬拆伙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突然觉得不应该再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完美的合伙人从来不存在，要拥有所谓话语权，只有自己当老板。”
从UFO里学会合作，从Applause学会融资和发行，从“我们制作”再度掌控全局。“拍了几年古装大片也不是自己很擅长的东西”之后，陈可辛终于在内地，拾回了些许UFO的遗风。当华语大片的审美疲劳日渐明显，陈可辛的第二春，也许近在咫尺。
把时代曲还给时代
“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中国合伙人》里，有一个镜头给了写在墙上的这行大字。这是陈可辛1993年第一次来内地时，满街满巷都能看到的口号，当时，北京正在申奥。20年后，陈可辛通过电影，把当年的印象，还给了北京。
不只是街景、人群，电影里那么多此起彼伏的时代曲，也加强了怀旧情调的浓重。看看歌单——唐朝乐队《国际歌》，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苏芮《一样的月光》，Beyond《海阔天空》，齐秦《外面的世界》，罗大佑《光阴的故事》……难道不像电影版的《我是歌手》吗？
电影公映后，原声音乐被网友整理成了一张专辑。其实，这样的专辑早就放在了陈可辛的车里。“我打了一个碟，基本上就把这些歌都组合起来。”陈可辛说，“我在歌这方面还是挺挑剔的，那么多年来，我拍的戏都是挑我喜欢的歌，因为你拍电影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和个人喜好的展现，要是我拍的那些角色，都是跟我比较像、或者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那么很自然，他们就会听同样的歌。”
唯一不太熟的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首歌后来被用在成东青第一天进北大，你会看到80年代学生，那种前途充满希望的感觉，那种改革开放初期所有东西都有可能性的感觉。”
看《中国合伙人》时，听到苏芮那句高亢的“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一位朋友说，“陈可辛肯定很喜欢这句词，前后用了好几次”。
恭喜你，猜对了。“这句话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却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陈可辛说，“有思考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一定改变了一点世界。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完全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我一定有改变一点世界——但是同时，你改变世界的时候，世界也一定改变了不少的你。不能说原则吧，但起码是尺度。很多时候，你会自我调整，所以永远是你改变了一点世界，世界改变了很多的你。”
一个创业故事
《中国合伙人》公映后，所有看过的人，都会想同一个问题：这是新东方花大价钱做了一个电影植入广告呢，还是陈可辛索性在新东方广告片里植入了一部电影？总之，这部电影和新东方脱不了干系。逼得俞敏洪不得不在博客里发表长文澄清——“很多人都在猜测新东方有没有投资这部电影，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一点儿投资都没有。电影以新东方的创业故事为主线，人物以我和徐小平、王强三个人在新东方的共同奋斗、兄弟情谊为蓝本，这是不假的，但电影中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差了很远，电影中人物个性的展示也和现实中我们的个性有很大的不同……”
他承认，“电影中成东青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以我为原型的，因为三年才考上大学、在大学得肺结核、在大学图书馆追女孩子、因为到外面教课被学校处分、申请出国留学美国被拒签、在破工厂办补习班、三个哥们儿一起创业、和美国人打官司、最后把公司弄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新东方的真实故事”，但“现实中我的个性没那么窝囊，也不是一个‘把演讲当作自己性生活’的人”。
实情是，徐小平写了一个剧本给韩三平看，后者大为热衷，转交到陈可辛手里，“希望他用《甜蜜蜜》的感觉拍这个电影，表现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的现实生活”。投资人里没有俞敏洪，反倒有王石。王石的女友田朴珺，还出现在了制片人名单中。
一开始，陈可辛还曾打算把这个创业故事拍得像《投名状》一样兄弟反目，遭到徐小平强烈反对：“在我们几个朋友的友谊面前，一部电影算得了什么！”于是推倒重来，回到陈可辛最擅长的时代戏、温情路线。于是电影片头，“第一稿编剧”的署名变成了《武侠》的编剧林爱华。徐小平说，他的痕迹只留下八个字：成东青、孟晓骏、王阳。
“三个完全不一样的男人，一个土鳖，一个所谓的海归精英，再一个就是愤青、文艺青年。结果愤青是最早放弃了所有梦想的人。”陈可辛说，“每一个男生都会找到一个自己的原型，不管你是60后、70后甚至80后，你会看出每一个人都能代表你自己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种个性。”
刚拍摄时，《中国合伙人》还叫《中国先生》。这个怀旧情怀浓重的名字，本就带着陈可辛的标志。难怪他会说，“这部电影里包含了所有我喜欢的电影元素——友情、创业、梦想，让我感同身受的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故事，我对这种东西特别敏感。”
在拍了几部不太成功的武侠片之后，重新回归现实题材，回归最熟悉年代最熟悉的片种，陈可辛说他“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一样，非常自由、舒服，是这几年拍摄最快乐的电影”。
很多都是我自己的经历
孟晓骏像谁？与其说是徐小平，不如说更像陈可辛。
电影里，海归孟晓骏的祖父、父亲都走过留学美国之路；银幕下，陈可辛的父亲陈铜民也是一位电影导演。很小的时候，陈可辛就在父亲的电影《夺命客》（1973）里，客串演一个踢皮球发现阴沟女尸的小孩。陈可辛说：“我和父亲关系很好，我做导演，也是因为他喜欢我才喜欢。”
在去年出版的自传《自己的路》里，陈铜民为儿子作序，写道：“‘可辛’一名原是为了纪念他母亲生他时的难产，不料却变成了他生命的一句谶言。对于一个电影人来说，成功只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不像别的事业，做出了名堂，就可以高枕无忧从此跷起脚来享受。” 在他看来，儿子的性格是“常常自信过度，野心太大，抱负太高”。
陈可辛自己也承认：“邓超的角色确实是在戏里面比较像我的，很多事情很有目的性，对前途、对未来、对美国有很多看法，会把野心和目的都写在脸上、嘴巴上，很多时候也因为那么直白而很倒霉。”
陈可辛也去过美国两次。“跟戏中的孟晓骏一样，本来很相信美国的一套，但是在美国也碰上不少的钉子。”戏里邓超的很多经历，完全就是陈可辛的翻版：“以前在美国打工，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可能沟通有障碍，结果在餐厅也做不了侍应。侍应是跟客人讲话最多的，也可以收小费，而我只能做busboy，busboy就是收拾桌子，帮人倒茶倒咖啡，叫可乐叫喝的，而点菜就轮不到你了。”这场戏，他还特意找了一个非常像他当年工作的餐厅去拍。
就连孟晓骏和成东青的理念不合、意见分歧，也带着陈可辛本人的影子。同他合作过的电影人说他：在片场就像一个“皇帝仔”，始终是个把控全局的人。看起来和善，但脾气很大，又倔，出了名的要求高，“要天荒地老地跟他讨论”。据说“脾气好得像菩萨”的美指奚仲文，都会被他的修改意见气到拂袖而去，等他前脚一走，后脚陈可辛立即让布景师改了他的安排。
同样是“控制狂”，孟晓骏和陈可辛的优点也很相似。包括曾志伟在内，很多人都说陈可辛的强项是“看事情够远大”，“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邓超这个角色是我个人投入最多感情的，包括他在开会时候的咄咄逼人，最后也是因为他那种很外露的状态，使得他在开会的时候，还是打不过自己的好朋友成东青，结果败阵下来。这些很多都是我自己的经历。”陈可辛说，“孟晓骏和成东青的思维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前者非常代表美国式的争取，就是我要，什么都是我我我。他觉得自私、自我中心是非常正常的，也自豪于我很明白地告诉你，我是自私的、我是自我中心的，这确实很像我——我觉得我都说白了，就不代表我是一个反派。而成东青非常有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什么东西都是淡定的、喜怒不形于色，非常传统中国。孟晓骏说‘我知道我是为了自己，但是我起码会承认这一点’。其实谁不是为了自己呢，人性是不会让的，现代社会还是必须得看利益的。”
做自己的合伙人
有一种对陈可辛的评价是：他可能不是最好的导演，但他一定是最厉害的监制。
陈铜民说：“他还没做导演时，我就经常讲，千万不要拍艺术片。”受父亲影响，“电影这东西是商品”的概念，陈可辛早就铭刻于心。他不止一次强调对市场的重视：“市场很重要，是自己在这圈子得以生存的重要一环。” 从1992年成立日后为人念念不忘的“UFO电影人制作有限公司”开始，陈可辛就建立起自己的宣传部，效法好莱坞，从开镜第一天就掌控影片宣传。尽管拍的电影是对抗当时武侠片、黑帮片风潮的都市轻喜剧，很注重“戏味”，但仍然非常重视商业整合。
可惜的是，UFO虽然出过《风尘三侠》、《金枝玉叶》、《甜蜜蜜》这样的经典，仍旧难逃关门大吉。这之后，1997年，陈可辛去美国为梦工厂执导《情书》。这一次的美国之行，像孟晓骏一样，留下的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美国的制度比香港死板，更权威，但没有议价能力，没有谈的余地。”陈可辛说他“在好莱坞遇到最不喜爱的掣肘，见识了大企业文化”，最终的选择是，“回流香港”，“我的坚持，就是坚持创作里自己说了算”。
陈可辛始终是个体户，他的另一个优点，就是“不断反省”。UFO关门后，2000年，他又成立了Applause Pictures（甲上娱乐），走“泛亚电影”路线，联合香港、泰国和日韩，拍摄了《晚娘》、《见鬼》、《三更》等作品。正如曾志伟所说，“陈可辛是有能力带动华语电影的人”。
和孟晓骏一样，陈可辛的想法很多，也敢于超前。当香港电影人大举北上加入合拍片热潮时，他也领风气之先拍了《如果·爱》，然后是《投名状》、《武侠》。但北上内地的经历，对陈可辛而言，又很像刚刚回国的孟晓骏——一起出道的朋友们都混得如鱼得水了，只有自己，镀着一层“海归”的金身，面对演讲厅里坐得密密麻麻的观众，突然失语。
首先，《如果·爱》就是他非常抗拒的歌舞片类型，演员演着演着突然唱起来跳起来，他受不了。然后，《投名状》、《武侠》，又是他当年极力反抗的武侠类型，如今却不得不为了讨好市场，“还是得飞，还是得打”。结果票房还失利，《投名状》3亿票房都没能拿回投资，亏的正好是李连杰的片酬。
那几年，真是不顺。拍《投名状》的时候，他跟朋友诉苦，“在内地拍片好辛苦呀！”“每天有几百个问题等着解决，但我着实没有答案，忽然得了神经官能症”，逃回香港，不想再回去，“但看完医生拿了抗抑郁药之后还是回去了”。
再来是为《十月围城》做监制——第一部作品就让他和于冬分道扬镳，“人人电影”就此休止。回忆当年，陈可辛说：“和于冬拆伙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突然觉得不应该再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完美的合伙人从来不存在，要拥有所谓话语权，只有自己当老板。”
从UFO里学会合作，从Applause学会融资和发行，从“我们制作”再度掌控全局。“拍了几年古装大片也不是自己很擅长的东西”之后，陈可辛终于在内地，拾回了些许UFO的遗风。当华语大片的审美疲劳日渐明显，陈可辛的第二春，也许近在咫尺。
把时代曲还给时代
“给中国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中国合伙人》里，有一个镜头给了写在墙上的这行大字。这是陈可辛1993年第一次来内地时，满街满巷都能看到的口号，当时，北京正在申奥。20年后，陈可辛通过电影，把当年的印象，还给了北京。
不只是街景、人群，电影里那么多此起彼伏的时代曲，也加强了怀旧情调的浓重。看看歌单——唐朝乐队《国际歌》，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苏芮《一样的月光》，Beyond《海阔天空》，齐秦《外面的世界》，罗大佑《光阴的故事》……难道不像电影版的《我是歌手》吗？
电影公映后，原声音乐被网友整理成了一张专辑。其实，这样的专辑早就放在了陈可辛的车里。“我打了一个碟，基本上就把这些歌都组合起来。”陈可辛说，“我在歌这方面还是挺挑剔的，那么多年来，我拍的戏都是挑我喜欢的歌，因为你拍电影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和个人喜好的展现，要是我拍的那些角色，都是跟我比较像、或者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那么很自然，他们就会听同样的歌。”
唯一不太熟的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首歌后来被用在成东青第一天进北大，你会看到80年代学生，那种前途充满希望的感觉，那种改革开放初期所有东西都有可能性的感觉。”
看《中国合伙人》时，听到苏芮那句高亢的“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一位朋友说，“陈可辛肯定很喜欢这句词，前后用了好几次”。
恭喜你，猜对了。“这句话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却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陈可辛说，“有思考的人都会告诉你，他一定改变了一点世界。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完全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我一定有改变一点世界——但是同时，你改变世界的时候，世界也一定改变了不少的你。不能说原则吧，但起码是尺度。很多时候，你会自我调整，所以永远是你改变了一点世界，世界改变了很多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