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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经过14年抗战，无数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本刊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与读者一起，在时间深处重温抗战精神，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语境中以史为鉴，从血与火淬炼的历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了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犯我国华北地区，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成立傀儡政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35年12月9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领导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运动，提出停止内战等6项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下令不准抵抗，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直逼华北。1935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签订了屈辱卖国的《何梅协定》。华北局面势如累卵，危在旦夕。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汉奸殷汝耕等在华北五省搞所谓“自治”，逼迫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接受“华北特殊化”。蒋介石政府仍一味坚持其“不准言抗日”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妥协退让，让各界爱国人士痛心疾首，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危亡而日夜忧虑。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扩张，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变化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出中国”的主张。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均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八一宣言》的发表，为抗日救国带来了希望，指明了方向，成为学生运动的精神武器。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些宣言的公开发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对抗战时局的清醒认识，特别是让站在时代潮头的青年进步学生自觉自愿地了解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是实际的组织领导者。1935年11月，以李常青、彭涛等为领导成员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在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彭涛实际负责北平学联工作。可以说，“一二·九”运动是在临委领导下的学联组织发动的，他们在学生运动的计划安排、队伍指挥、学校联络和战斗部署等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天津、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是在以地下党为核心的群众团体和学生会或学生社团领导下发动的。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10多所高等院校和中学的几千名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游行队伍遭到手持水龙、大刀、皮鞭、木棍、枪柄的国民党军警袭击，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2月16日，学联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实行全市总罢课。
北平学生的两次游行示威，极大地触动了各地学生和各阶层人士。北平学联派出代表到上海等地进行串联活动，争取全国各界的支援。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先后爆发学生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纷纷罢工，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海外华侨和在外国的留学生团体也发表宣言，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行动。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生运动的成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黄华、宋黎等同志研究决定，“利用罢课及寒假这个空隙到农村去，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抗日救国的人民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从12月11日起，北平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起来罢课，天津、杭州、上海、南京、成都、重庆等30多个大城市的学生相繼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12月18日，全国各地工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紧急呼吁和号召下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学生，世界学生联合会也大力声援。一时间，抗日号角响彻神州大地。
“一二·九”运动为之后的中国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正确方向就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实现青年学生同共产党结合，并且在运动中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一二·九”运动中，党的外围组织中的党员、团员和先进分子利用这些外围组织或学生社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主张，逐步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
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必由之路。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虽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但光靠学生青年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还需要团结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
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一二·九”运动中最突出的是组建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1936年1月，南下扩大宣传团成员约500人从北平出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河北农村，通过召开民众大会和座谈会、演抗日话剧、教群众唱救亡歌曲等各种方式，号召民众起来抗日救国。
“一二·九”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摘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党史纵横》）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本刊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题，与读者一起，在时间深处重温抗战精神，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语境中以史为鉴，从血与火淬炼的历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加快了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犯我国华北地区，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成立傀儡政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35年12月9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领导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运动，提出停止内战等6项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背景：华北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下令不准抵抗，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直逼华北。1935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签订了屈辱卖国的《何梅协定》。华北局面势如累卵，危在旦夕。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汉奸殷汝耕等在华北五省搞所谓“自治”，逼迫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接受“华北特殊化”。蒋介石政府仍一味坚持其“不准言抗日”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妥协退让，让各界爱国人士痛心疾首，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危亡而日夜忧虑。
“一二·九”运动的思想准备：《八一宣言》的发表
随着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扩张，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变化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出中国”的主张。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均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八一宣言》的发表，为抗日救国带来了希望，指明了方向，成为学生运动的精神武器。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些宣言的公开发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对抗战时局的清醒认识，特别是让站在时代潮头的青年进步学生自觉自愿地了解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一二·九”运动的组织准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是实际的组织领导者。1935年11月，以李常青、彭涛等为领导成员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在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彭涛实际负责北平学联工作。可以说，“一二·九”运动是在临委领导下的学联组织发动的，他们在学生运动的计划安排、队伍指挥、学校联络和战斗部署等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天津、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是在以地下党为核心的群众团体和学生会或学生社团领导下发动的。
“一二·九”运动的经过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10多所高等院校和中学的几千名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游行队伍遭到手持水龙、大刀、皮鞭、木棍、枪柄的国民党军警袭击，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2月16日，学联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实行全市总罢课。
北平学生的两次游行示威，极大地触动了各地学生和各阶层人士。北平学联派出代表到上海等地进行串联活动，争取全国各界的支援。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先后爆发学生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纷纷罢工，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海外华侨和在外国的留学生团体也发表宣言，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行动。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生运动的成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黄华、宋黎等同志研究决定，“利用罢课及寒假这个空隙到农村去，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抗日救国的人民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从12月11日起，北平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起来罢课，天津、杭州、上海、南京、成都、重庆等30多个大城市的学生相繼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12月18日，全国各地工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紧急呼吁和号召下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学生，世界学生联合会也大力声援。一时间，抗日号角响彻神州大地。
“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为青年运动指明方向
“一二·九”运动为之后的中国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正确方向就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实现青年学生同共产党结合，并且在运动中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一二·九”运动中，党的外围组织中的党员、团员和先进分子利用这些外围组织或学生社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救国主张，逐步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
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必由之路。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虽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但光靠学生青年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还需要团结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
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一二·九”运动中最突出的是组建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1936年1月，南下扩大宣传团成员约500人从北平出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河北农村，通过召开民众大会和座谈会、演抗日话剧、教群众唱救亡歌曲等各种方式，号召民众起来抗日救国。
“一二·九”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摘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