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通过对山东琴书兴衰变迁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山东琴书的发展轨迹与其所在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在研究一种艺术现象本体的同时，与它同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更值得我们去关注。拨开山东琴书那纷繁芜杂的现状，社会根源的影响则非常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关键词]山东琴书 社会根源 兴衰变迁
山东琴书是山东极具代表性的曲艺品种之一，自清雍正年间形成至今将近有三百年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萌芽、繁荣、到衰落三个阶段。可以说，山东琴书在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都深深地打下了其所处时代的烙印，极大地受到了所处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致使同一种艺术在不同的时代上演了水火两重天的不同局面，同时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深藏在山东琴书兴衰落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更值得学界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
一、山东琴书的萌芽
山东琴书早期叫做“小曲子”，形成于曹州（今菏泽地区）一带，其出现与当时鲁西南地区盛行俗曲小唱息息相关。据张军、郭学东《山东曲艺史》记载，“山东地区的俗曲小唱，清代初叶，明显表现出明代小唱盛行的延续性，并有突出的发展。其分布情况是以贯穿山东南北的大运河为经，东西两翼为纬，得到广泛流布发展。东面一翼，顺治康熙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说唱艺术形式——俚曲；西面一翼，则以曹州的曹县、菏泽、郓城为重点，产生了新曲种‘小曲子’后来演变为‘唱扬琴’，成为山东琴书的前身。”[1](p43-44)
“小曲子”发端于一种供民众自娱的俗曲联唱艺术，其起初是由精于音律的文人雅士利用当时流行的俗曲小调编演书（曲）目而逐渐形成的。清代初叶，曹县、单县的刘楼、尚楼老爷楼、柳井一带，有些文人雅士酷爱抚琴抓筝、连缀曲牌、自编词曲以自娱，当时所产生的艺术形式被雅称为“琴筝清曲”。郓城陈乃端所藏“琴筝清曲”谱系有“雍正十三年（1735），琴筝清曲已有头辈师爷王尚田，善通琴书画，闻名东平湖”的说法。这则史料也成为了有关山东琴书最早的记录，从雍正十三年算起至今，山东琴书将近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琴筝清曲”在文人雅士中形成以后，很快就在当地农民中广为传习流布，由起初的“携琴访友”渐变为“灯节赛会”、自娱性的“庄稼耍”，并形成了每逢冬闲时挖地窖子传习，春节期间演出的乡风民俗。清代末年，此项艺术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自乾隆末年至清末，较著名的‘小曲子’演唱家除梁启祥外，还有咸同年间曹县的袁卓然、郓城的刘道有、光绪年间曹县的苗金福、郓城的刘老继、陈怀教等人。当时民间自娱团体业已形成，有较大影响的如清末曹县三里庙小曲子班，古营集的苗金福扬琴班等”[2](p45)
二、山东琴书形成的历史背景
“山东琴书由自娱性演唱的小曲子转向职业性的说书——唱扬琴，始于光绪年间曹县的苗金福，郓城的刘老继，金乡的李凤兴等，并以进入运河漕运重镇济宁为转折点。”[3] (p19)
1、灾荒连年的鲁西南
清光绪年间，鲁西南地区灾荒连年，农村生计艰难，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竟然还出现了“易儿相食”的残酷局面。为了生存，农民不得不背乡离井涌入到中小城市以谋求生存。作为水旱码头重镇的济宁在鲁西南一带颇具影响力，同时也是难民们最先逃难的目的地。随着难民一起涌入城市的还有一大批‘小曲子’技艺较高者，例如曹县的苗金福、郓城的刘老继、金乡的李凤兴等。在城市中他们为生存所迫不得不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小曲子”的技艺开始了卖艺的生活以获得微薄的收入。这种卖艺生涯的开始逐渐使“小曲子”由自娱性的“玩局”向职业性的“撂地说书”转变，并开始出现了‘唱扬琴’、‘打扬琴’等称谓。“‘唱扬琴’是‘小曲子’的进一步发展，其艺术功能由‘业余玩局’变为 ‘撂地说书’、从娱己转为娱人，这些角色的转变都促使了‘小曲子’的艺术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 (p4)这些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连的，也正是鲁西南的灾荒以及小曲子艺人们的逃荒促成了“小曲子”向“唱扬琴”的转变。
2、山东琴书流派的初步形成和发展
“唱扬琴”的出现，标志着山东琴书的真正形成。当唱扬琴从鲁西南农村进入到水旱码头重镇济宁后，一时间，贺金城、贺金柱、殷田昌、李若光、李若亮、茹兴礼等一批琴书名家汇聚济宁，济宁也成为了当时的扬琴窝。艺人们撂地说书、相互竞争，促使扬琴风靡一时，萌生了最早的琴书流派——“南路”琴书。同时，山东琴书的影响力以济宁为中心很快辐射了整个山东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此后，在南路琴书的基础上又发展为以济南东边博兴为中心的“东路”，以及以济南为中心的“北路”琴书。由“南路”发展到“东路”、“北路”，且有众多的流派兴起及众多的琴书名家，这是山东琴书发展史上的空前兴盛时期也是后来琴书发展史上所没能逾越的一座高峰。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小曲子是在“清光绪年间，鲁西南地区灾荒连年，农村生计艰难，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竟然还出现了“易儿相食”的残酷局面”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被迫从业余说唱到“撂地说书”的，所以小曲子艺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对其演奏作品进行加工完善以吸引观众就不难理解了。此后，在山东琴书流传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文明扬琴”、“坐腔扬琴”、“山东扬琴”等不同的称谓。1933年，“北路”琴书创始人邓九如与张新乐、张凤玲、邓秀玲在天津青年会商业电台演播时将“唱扬琴”正式定名为山东琴书，此后的琴书艺人们都接受了这一正式的称谓。
三、济宁与山东琴书的繁荣
山东琴书在清末民初的济宁了出现了其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是机缘巧合、是琴书艺术的偏爱还是有着其发展规律中的必然性？笔者认为，清末民初济宁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等诸多条件无疑给山东琴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
济宁是古水旱码头重镇，其地处鲁西南腹地，中部有京杭运河穿城而过，北五湖、南四湖及汶、泗等五水相连，交通十分便捷。但其快速成长并壮大起来主要归功于运河漕运业的兴盛，“自元初山东运河移经济宁后，这里成为山东运河上第一大码头。鲁西南地区农产品的集散中心，元朝三分之一的北调南粮经此转运。”[5]（p168-169）到了清朝时期，济宁已是一个舟车排列如鳞、商贾鱼贩云集、商业兴盛的城市。水路交通的发达不仅使济宁成为一个重大的商品集散地，更成为了全国各地艺术品种的一个交汇地。梆子调、柳子戏、四平调等诸多艺人都汇集于运河沿儿、土山杂八地，出现了“张建亭的琴，侯聚山的筝，刘廷义的坠琴一窝蜂”的说法，在济宁曲艺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与此同时，贺金城、贺金住兄弟，张建亭（小和尚）、张建山兄弟，殷田昌、茹兴礼等琴书的众多名家汇聚于济宁运河边，他们或同台演出、或相互竞争，并同时吸取其它姊妹艺术的精华，使山东琴书在济宁风靡一时，使其成为了新的琴书窝。山东琴书也因济宁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而使其在全国范围的传播成为了可能，并由此传入了邻省的徐州、商丘、开封等地。
2、社会经济的发展
济宁的商贸业主要有粮食、皮毛、药材、食油、杂货、北果、布匹、陶瓷等十几种行业。粮食业一直都是济宁最盛的行业，“仁和粮行”是山西人王安于1642年创建，历经300余年，有店堂、住室、仓库80余间，用工在忙时有一百余人。旺季，行东有日进一个元宝的收入。同时，济宁的手工业门类齐全，素有“400名铜匠，500名竹匠，600名木匠，800名皮匠，1500名铁匠”之说。在清代济宁手工业中占据第一把交椅的就是酱菜业。这些手工作坊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济宁的经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有些规模比较大的作坊中竟出现了“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授值”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手工作坊里面也潜移暗张起来。
手工业和商业在济宁的迅速发展就使得其需要大量的社会闲散劳动力。而清光绪年间，鲁西南农村的灾荒连年，农村生计的异常艰难，都迫使农民背井离乡纷纷进入中小城市以谋求生存。涌进城市的这一批劳动力无疑暗合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济宁城市经济的发展无疑为其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3、深厚的群众基础
随着济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诞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市民阶层日益成为了经济、政治领域的中坚力量，它所代表的市民文化则是明清文化的一大特色。“市民阶层是一个不同于农民阶层的特殊群体。它们的文化素质不如文人士大夫，但社会见识又高于普通劳动人民，他们对精神生活拥有独特的追求，产生了不同于贵族文化的市民文化。市民文化最具特色的特点就是对封建礼教的正统地位的挑战。”[[6]（p105-108）由于他们这一社会阶层的不断壮大，当他们一旦获得对这个社会的音乐文化指手画脚的资格后，他们就会要求在艺术、文化上有所寄托，寻求在文化艺术的话语权。而像琴书的一些曲目，例如反应阶级压迫、鞭挞依仗财势鱼肉乡里的恶霸土豪的《绣鞋记》；揭露嘲讽嫌贫爱富、为富不仁的《空棺记》、《穷富拜寿》；要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思想禁锢的《蓝桥会》、《梁祝姻缘记》等则极大地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品味和反抗心理。使山东琴书这一艺术形式有了强大的阶级基础，为其以后快速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综上所述，山东琴书在清末民初的繁荣并非历史的偶然也并非上帝对山东琴书的特别垂爱，是清末民初济宁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艺术形式不断地提高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现代社会里的山东琴书
进入21世纪，在人们求新求异的心理的驱使下，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面临着流行音乐铺天盖地裹挟似的围攻，中国优秀的传统曲艺形式衰落了，甚至有的已濒临灭绝的边缘，山东琴书也没有逃过这一让人费解的兴衰梦魇，曾经上帝的宠儿也陷入了如今尴尬的境地。笔者从东路琴书代表人物朱丽华先生口中得知东路琴书现在已面临断档、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北路的琴书的代表人姚忠贤先生的传承人境况也不容乐观。面对着山东琴书在这一尴尬境地，接下来笔者将从其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予以探讨和研究。
(一)音乐价值判断的错位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理念及其精美的商品随着大门的的敞开一起涌入了中国。中国人以猎奇的眼光注视着外来的一切事物，在这些“先进”的事物面前我们渐渐地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方向！“一切以西方为贵，西方的一切东西都是先进的”这一可怕的意识形态从东部沿海迅速波及到全国，毋庸置疑这一可怕的思想也波及渗透到了艺术领域！在音乐界我们对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等西方音乐家的音乐作品顶礼膜拜并把它们奉为圭臬，认为只有他们的作品为艺术的正宗才值得人们去研究去学习。而对中国本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艺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认为研究和学习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物不但不能实现自身价值还会使自己掉了身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畸形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从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张振涛先生的一篇论文中得到某中启示：“在音乐圈中，大部分的音乐家都重视到国外演出与到国际上获奖的重要性，这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饱受屈辱因而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像所有技术领域一样落后于世界的认识有关；与自那以后中国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修补、恢复、确立的自信有关。”[7]（p13） 这也反映出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强大影响，这种影响及观念无疑给本已步履维艰的曲艺音乐以致命打击。
(二)时代的多元化选择
山东琴书是农耕文化和城镇休闲文化的产物，具有唱词韵律化、旋律平稳且多拖腔、板式相对固定、表演形式单一、伴奏手段单纯等特点，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条件以及人们的审美取向是相对应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其相适应的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应运而生的通俗音乐、网络文化、娱乐小品、影视剧及卡拉OK等娱乐消遣文化样式充斥各种表演场所和媒体，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琳琅满目的文化生态中，社会中出现了新的艺术欣赏群体和审美取向，并呈现出多元化选择的趋势。这使得当下的人们在艺术审美要求上人们有了更多的可选择性，同时有些传统的曲艺形式也没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这些都使得很多数青年人对传统民族民间艺术感到陌生和难以接受。这也就成为山东琴书等大量民间艺术生存发展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三)民间艺人的断层
对于山东琴书等诸多曲艺来说，艺人的口传心授在其自身的传承和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负有传承我国民间艺术使命的民间艺人的生存状况、艺术实践都受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以“文革”的冲击最甚。20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运动，是一场毁灭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艺术的空前浩劫，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而言，不啻为全面而深重的灾难。由于“左”思潮的影响，许多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则是其中的重灾区。当时，“样板戏”独霸艺坛，大量的民间说唱艺术统统被视为“毒草”而禁止演出，专业艺术团体被解散，演员被迫改行，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受到迫害。譬如，南路琴书表演艺术家杨芳鸿被关牛棚，惨遭批斗，导致疾病缠身，数年未愈；著名的东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原沈阳曲艺团的霍树棠，在“文革中”中被诬陷为“特务头子”、“三开人物”，遭到抄家、批斗、毒打，身染重病，含冤而逝……“文革”以后，许多的民间说唱艺术几乎损失殆尽，山东琴书的作品明显萧条，其创新更是无从谈起，再加之演员的断档，观众的断层，山东琴书基本处于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境地，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山东琴书的发展！
五、结语
通过对山东琴书的兴衰变迁的深入研究，我们看到了在琴书艺术发展背后社会经济文化担当了多么举足轻重的角色。琴书艺术因其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兴盛，同时也因为它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而陷入了尴尬的生存危机。从山东琴书的这种兴衰变化史上同时也可以折射出中国其它传统艺术的发展轨迹。这种发展轨迹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它告诉我们在深入研究一种艺术现象时，我们除了要研究它的艺术本体外，与它同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更值得我们的注意。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为什么不同时间有不同的音乐，不同地点有不同的音乐，那都是不同时间和空间经纬中的不同文化所致。”[8] 拨开中国山东琴书那纷繁芜杂的现状，社会根源的影响则非常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注释
[1]张军、郭学东.山东曲艺史[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2]中国曲艺志
[关键词]山东琴书 社会根源 兴衰变迁
山东琴书是山东极具代表性的曲艺品种之一，自清雍正年间形成至今将近有三百年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萌芽、繁荣、到衰落三个阶段。可以说，山东琴书在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都深深地打下了其所处时代的烙印，极大地受到了所处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致使同一种艺术在不同的时代上演了水火两重天的不同局面，同时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深藏在山东琴书兴衰落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更值得学界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学习。
一、山东琴书的萌芽
山东琴书早期叫做“小曲子”，形成于曹州（今菏泽地区）一带，其出现与当时鲁西南地区盛行俗曲小唱息息相关。据张军、郭学东《山东曲艺史》记载，“山东地区的俗曲小唱，清代初叶，明显表现出明代小唱盛行的延续性，并有突出的发展。其分布情况是以贯穿山东南北的大运河为经，东西两翼为纬，得到广泛流布发展。东面一翼，顺治康熙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说唱艺术形式——俚曲；西面一翼，则以曹州的曹县、菏泽、郓城为重点，产生了新曲种‘小曲子’后来演变为‘唱扬琴’，成为山东琴书的前身。”[1](p43-44)
“小曲子”发端于一种供民众自娱的俗曲联唱艺术，其起初是由精于音律的文人雅士利用当时流行的俗曲小调编演书（曲）目而逐渐形成的。清代初叶，曹县、单县的刘楼、尚楼老爷楼、柳井一带，有些文人雅士酷爱抚琴抓筝、连缀曲牌、自编词曲以自娱，当时所产生的艺术形式被雅称为“琴筝清曲”。郓城陈乃端所藏“琴筝清曲”谱系有“雍正十三年（1735），琴筝清曲已有头辈师爷王尚田，善通琴书画，闻名东平湖”的说法。这则史料也成为了有关山东琴书最早的记录，从雍正十三年算起至今，山东琴书将近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琴筝清曲”在文人雅士中形成以后，很快就在当地农民中广为传习流布，由起初的“携琴访友”渐变为“灯节赛会”、自娱性的“庄稼耍”，并形成了每逢冬闲时挖地窖子传习，春节期间演出的乡风民俗。清代末年，此项艺术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自乾隆末年至清末，较著名的‘小曲子’演唱家除梁启祥外，还有咸同年间曹县的袁卓然、郓城的刘道有、光绪年间曹县的苗金福、郓城的刘老继、陈怀教等人。当时民间自娱团体业已形成，有较大影响的如清末曹县三里庙小曲子班，古营集的苗金福扬琴班等”[2](p45)
二、山东琴书形成的历史背景
“山东琴书由自娱性演唱的小曲子转向职业性的说书——唱扬琴，始于光绪年间曹县的苗金福，郓城的刘老继，金乡的李凤兴等，并以进入运河漕运重镇济宁为转折点。”[3] (p19)
1、灾荒连年的鲁西南
清光绪年间，鲁西南地区灾荒连年，农村生计艰难，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竟然还出现了“易儿相食”的残酷局面。为了生存，农民不得不背乡离井涌入到中小城市以谋求生存。作为水旱码头重镇的济宁在鲁西南一带颇具影响力，同时也是难民们最先逃难的目的地。随着难民一起涌入城市的还有一大批‘小曲子’技艺较高者，例如曹县的苗金福、郓城的刘老继、金乡的李凤兴等。在城市中他们为生存所迫不得不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小曲子”的技艺开始了卖艺的生活以获得微薄的收入。这种卖艺生涯的开始逐渐使“小曲子”由自娱性的“玩局”向职业性的“撂地说书”转变，并开始出现了‘唱扬琴’、‘打扬琴’等称谓。“‘唱扬琴’是‘小曲子’的进一步发展，其艺术功能由‘业余玩局’变为 ‘撂地说书’、从娱己转为娱人，这些角色的转变都促使了‘小曲子’的艺术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 (p4)这些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连的，也正是鲁西南的灾荒以及小曲子艺人们的逃荒促成了“小曲子”向“唱扬琴”的转变。
2、山东琴书流派的初步形成和发展
“唱扬琴”的出现，标志着山东琴书的真正形成。当唱扬琴从鲁西南农村进入到水旱码头重镇济宁后，一时间，贺金城、贺金柱、殷田昌、李若光、李若亮、茹兴礼等一批琴书名家汇聚济宁，济宁也成为了当时的扬琴窝。艺人们撂地说书、相互竞争，促使扬琴风靡一时，萌生了最早的琴书流派——“南路”琴书。同时，山东琴书的影响力以济宁为中心很快辐射了整个山东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此后，在南路琴书的基础上又发展为以济南东边博兴为中心的“东路”，以及以济南为中心的“北路”琴书。由“南路”发展到“东路”、“北路”，且有众多的流派兴起及众多的琴书名家，这是山东琴书发展史上的空前兴盛时期也是后来琴书发展史上所没能逾越的一座高峰。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小曲子是在“清光绪年间，鲁西南地区灾荒连年，农村生计艰难，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竟然还出现了“易儿相食”的残酷局面”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下被迫从业余说唱到“撂地说书”的，所以小曲子艺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对其演奏作品进行加工完善以吸引观众就不难理解了。此后，在山东琴书流传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文明扬琴”、“坐腔扬琴”、“山东扬琴”等不同的称谓。1933年，“北路”琴书创始人邓九如与张新乐、张凤玲、邓秀玲在天津青年会商业电台演播时将“唱扬琴”正式定名为山东琴书，此后的琴书艺人们都接受了这一正式的称谓。
三、济宁与山东琴书的繁荣
山东琴书在清末民初的济宁了出现了其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是机缘巧合、是琴书艺术的偏爱还是有着其发展规律中的必然性？笔者认为，清末民初济宁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等诸多条件无疑给山东琴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
济宁是古水旱码头重镇，其地处鲁西南腹地，中部有京杭运河穿城而过，北五湖、南四湖及汶、泗等五水相连，交通十分便捷。但其快速成长并壮大起来主要归功于运河漕运业的兴盛，“自元初山东运河移经济宁后，这里成为山东运河上第一大码头。鲁西南地区农产品的集散中心，元朝三分之一的北调南粮经此转运。”[5]（p168-169）到了清朝时期，济宁已是一个舟车排列如鳞、商贾鱼贩云集、商业兴盛的城市。水路交通的发达不仅使济宁成为一个重大的商品集散地，更成为了全国各地艺术品种的一个交汇地。梆子调、柳子戏、四平调等诸多艺人都汇集于运河沿儿、土山杂八地，出现了“张建亭的琴，侯聚山的筝，刘廷义的坠琴一窝蜂”的说法，在济宁曲艺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与此同时，贺金城、贺金住兄弟，张建亭（小和尚）、张建山兄弟，殷田昌、茹兴礼等琴书的众多名家汇聚于济宁运河边，他们或同台演出、或相互竞争，并同时吸取其它姊妹艺术的精华，使山东琴书在济宁风靡一时，使其成为了新的琴书窝。山东琴书也因济宁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而使其在全国范围的传播成为了可能，并由此传入了邻省的徐州、商丘、开封等地。
2、社会经济的发展
济宁的商贸业主要有粮食、皮毛、药材、食油、杂货、北果、布匹、陶瓷等十几种行业。粮食业一直都是济宁最盛的行业，“仁和粮行”是山西人王安于1642年创建，历经300余年，有店堂、住室、仓库80余间，用工在忙时有一百余人。旺季，行东有日进一个元宝的收入。同时，济宁的手工业门类齐全，素有“400名铜匠，500名竹匠，600名木匠，800名皮匠，1500名铁匠”之说。在清代济宁手工业中占据第一把交椅的就是酱菜业。这些手工作坊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济宁的经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有些规模比较大的作坊中竟出现了“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授值”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手工作坊里面也潜移暗张起来。
手工业和商业在济宁的迅速发展就使得其需要大量的社会闲散劳动力。而清光绪年间，鲁西南农村的灾荒连年，农村生计的异常艰难，都迫使农民背井离乡纷纷进入中小城市以谋求生存。涌进城市的这一批劳动力无疑暗合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济宁城市经济的发展无疑为其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3、深厚的群众基础
随着济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诞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市民阶层日益成为了经济、政治领域的中坚力量，它所代表的市民文化则是明清文化的一大特色。“市民阶层是一个不同于农民阶层的特殊群体。它们的文化素质不如文人士大夫，但社会见识又高于普通劳动人民，他们对精神生活拥有独特的追求，产生了不同于贵族文化的市民文化。市民文化最具特色的特点就是对封建礼教的正统地位的挑战。”[[6]（p105-108）由于他们这一社会阶层的不断壮大，当他们一旦获得对这个社会的音乐文化指手画脚的资格后，他们就会要求在艺术、文化上有所寄托，寻求在文化艺术的话语权。而像琴书的一些曲目，例如反应阶级压迫、鞭挞依仗财势鱼肉乡里的恶霸土豪的《绣鞋记》；揭露嘲讽嫌贫爱富、为富不仁的《空棺记》、《穷富拜寿》；要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思想禁锢的《蓝桥会》、《梁祝姻缘记》等则极大地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品味和反抗心理。使山东琴书这一艺术形式有了强大的阶级基础，为其以后快速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综上所述，山东琴书在清末民初的繁荣并非历史的偶然也并非上帝对山东琴书的特别垂爱，是清末民初济宁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自身艺术形式不断地提高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现代社会里的山东琴书
进入21世纪，在人们求新求异的心理的驱使下，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面临着流行音乐铺天盖地裹挟似的围攻，中国优秀的传统曲艺形式衰落了，甚至有的已濒临灭绝的边缘，山东琴书也没有逃过这一让人费解的兴衰梦魇，曾经上帝的宠儿也陷入了如今尴尬的境地。笔者从东路琴书代表人物朱丽华先生口中得知东路琴书现在已面临断档、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北路的琴书的代表人姚忠贤先生的传承人境况也不容乐观。面对着山东琴书在这一尴尬境地，接下来笔者将从其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予以探讨和研究。
(一)音乐价值判断的错位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经营理念及其精美的商品随着大门的的敞开一起涌入了中国。中国人以猎奇的眼光注视着外来的一切事物，在这些“先进”的事物面前我们渐渐地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方向！“一切以西方为贵，西方的一切东西都是先进的”这一可怕的意识形态从东部沿海迅速波及到全国，毋庸置疑这一可怕的思想也波及渗透到了艺术领域！在音乐界我们对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等西方音乐家的音乐作品顶礼膜拜并把它们奉为圭臬，认为只有他们的作品为艺术的正宗才值得人们去研究去学习。而对中国本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艺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认为研究和学习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物不但不能实现自身价值还会使自己掉了身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畸形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从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张振涛先生的一篇论文中得到某中启示：“在音乐圈中，大部分的音乐家都重视到国外演出与到国际上获奖的重要性，这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饱受屈辱因而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像所有技术领域一样落后于世界的认识有关；与自那以后中国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修补、恢复、确立的自信有关。”[7]（p13） 这也反映出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强大影响，这种影响及观念无疑给本已步履维艰的曲艺音乐以致命打击。
(二)时代的多元化选择
山东琴书是农耕文化和城镇休闲文化的产物，具有唱词韵律化、旋律平稳且多拖腔、板式相对固定、表演形式单一、伴奏手段单纯等特点，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条件以及人们的审美取向是相对应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其相适应的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应运而生的通俗音乐、网络文化、娱乐小品、影视剧及卡拉OK等娱乐消遣文化样式充斥各种表演场所和媒体，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琳琅满目的文化生态中，社会中出现了新的艺术欣赏群体和审美取向，并呈现出多元化选择的趋势。这使得当下的人们在艺术审美要求上人们有了更多的可选择性，同时有些传统的曲艺形式也没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这些都使得很多数青年人对传统民族民间艺术感到陌生和难以接受。这也就成为山东琴书等大量民间艺术生存发展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三)民间艺人的断层
对于山东琴书等诸多曲艺来说，艺人的口传心授在其自身的传承和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负有传承我国民间艺术使命的民间艺人的生存状况、艺术实践都受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以“文革”的冲击最甚。20世纪60、70年代的“文革”运动，是一场毁灭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艺术的空前浩劫，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而言，不啻为全面而深重的灾难。由于“左”思潮的影响，许多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则是其中的重灾区。当时，“样板戏”独霸艺坛，大量的民间说唱艺术统统被视为“毒草”而禁止演出，专业艺术团体被解散，演员被迫改行，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受到迫害。譬如，南路琴书表演艺术家杨芳鸿被关牛棚，惨遭批斗，导致疾病缠身，数年未愈；著名的东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原沈阳曲艺团的霍树棠，在“文革中”中被诬陷为“特务头子”、“三开人物”，遭到抄家、批斗、毒打，身染重病，含冤而逝……“文革”以后，许多的民间说唱艺术几乎损失殆尽，山东琴书的作品明显萧条，其创新更是无从谈起，再加之演员的断档，观众的断层，山东琴书基本处于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境地，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山东琴书的发展！
五、结语
通过对山东琴书的兴衰变迁的深入研究，我们看到了在琴书艺术发展背后社会经济文化担当了多么举足轻重的角色。琴书艺术因其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兴盛，同时也因为它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而陷入了尴尬的生存危机。从山东琴书的这种兴衰变化史上同时也可以折射出中国其它传统艺术的发展轨迹。这种发展轨迹足够引起我们的重视，它告诉我们在深入研究一种艺术现象时，我们除了要研究它的艺术本体外，与它同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更值得我们的注意。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为什么不同时间有不同的音乐，不同地点有不同的音乐，那都是不同时间和空间经纬中的不同文化所致。”[8] 拨开中国山东琴书那纷繁芜杂的现状，社会根源的影响则非常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注释
[1]张军、郭学东.山东曲艺史[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2]中国曲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