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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是我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学家。董必武一生的革命生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从董必武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途径方式，以及董必武在法制实践，党的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方面分别对董必武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简单的阐述和分析，为我们今天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董必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化
一、董必武从近代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董必武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横行霸道，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董必武接触了刘静庵、李汉俊等革命人士，从一名旧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名旧民主主义者，之后随着大量接触革命人士，广读革命刊物，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黑暗的社会现实，增强了董必武对民族，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促使董必武追求新知识、新思想，为董必武以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精神，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植根的作用。
（一）厌弃封建功名，开始接受新思想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困的教书家庭。他从小就聪慧过人，是全家的希望，参加童试、府试，考中了秀才。但在之后遇到各种事情让他思想发生了几次挫折，他看到封建地主、官僚欺压老百姓，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他感到非常迷茫。董必武认识到了官场的黑暗，因而非常鄙视封建主义功名，但经家人劝导，董必武于 1903 年赴武汉参加乡试。当时武汉早已被帝国主义势力所渗透，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武汉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地主的横行霸道。在遭受封建官僚及其爪牙的辱骂毒打后，他对功名利益的追求心灰意冷，毅然决定弃考回乡。
1905 年为了学习新知识，董必武报考武汉文普通中学堂，接受新知识的洗礼，董必武在武汉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结识了宣传革命思想的刘静庵，董必武这时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革命意识得到极大提高，他的思想已跳出了封建的樊篱，可以说董必武的成长经历，为他后来接受革命新思想起到重要作用。
（二）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从人民中萃取养料，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董必武通过反复学习、观察和探索，果断摒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的影响，接受了民主革命主张，并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这为他后来从事民主革命实践活动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但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董必武看到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坚持斗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仅仅以恢复民主约法，民主国会为号召，只知道依靠地方军阀，不知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暴露了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这使得董必武在迷茫中继续探索革命出路，1917 年 11 月 6 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使得董必武看到了革命救国的新希望。并且董必武当时一直与中国留日学生接触，思想不断得到启迪，当时留日学生创办了许多政治性刊物，宣扬马克思主义革命论，通过学习这些政治性刊物，董必武确性中国只能走无产阶级革命救国的道路。
1919 年董必武来到上海，接触了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人，通过对他们的接触，董必武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出发，研读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新思潮书刊。并确信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象俄国那样实行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革命”，并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民和工人等无产阶级的身上。
董必武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点出发，他认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任务，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身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发展成为新民主义革命，董必武走上了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逐渐由一名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长为一名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
二、董必武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途径与方式
董必武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积极向广大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办报办学等形式，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新途径，拓宽传播马克思主义路径，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广大民众中，传播到农村中，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积极筹办并出席党的“一大”，用诗歌书信等独特方式宣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通过办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董必武认为要进行革命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接近民众，唤醒民众，打下革命的群众基础。而要做到这些，最好的办法就是办报纸和办学校，在学生和工农民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 年 8 月，董必武离开上海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积极筹办学校，校址选定省教育会涵三宫街小巷内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址为校址，董事长由著名教育家郭肇明担任，所有创办人均为校董事会董事，并兼任教员。董事会制定章程并呈报上级主管部门，获得批准立案，定名为私立武汉中学，校长由原中华大学任教的刘觉民担任。私立武汉中学于1920年3月正式招生。
董必武以：“樸、诚、勇、毅”四个字为校训，校训充分体现了董必武要“朴诚勇毅干革命”的精神。私立武汉中学的办学宗旨就是为了干革命，为救国开路。董必武团结所有进步教师大胆创新，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用革命的方法组织教学，为了克服学校经费不足问题，学校实行校务劳动，学校的课桌、家具维修由师生一起自己动手维修，学生参加劳动，教员底薪或不支薪教学。私立武汉中学的最大特点有十条：所收的学费和报考费很低，便于照顾贫苦子弟入学；国文课教学实行白话文；通过教学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老师授课认真负责，注重教育启发；男女同班；学生建立学生会，学生可以通过学生会向董事会提意见；各班班主任指导班会，勉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些做法不同于以往的办学理念，在思想上是新文化运动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的产物，私立武汉中学是湖北历史上教育改革的先驱。 在创办私立武汉中学的过程中，董必武与其他教职工一起，把学校作为教育基地，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全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学生运动相结合的工作，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董必武与陈潭秋等教职工指导学生创办刊物，创办了《武汉中学周刊》、《政治问答》等期刊，通过这些期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常识，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通过恽代英等同志主办的“利群书社”，向全校师生推荐各种进步书刊，以这些进步书刊做为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材料，广泛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等人还倡议开设了社会主义课程，积极向广大师生们灌输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师生们这一时期所学习的书刊主要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劳动周刊》、《新青年》、《湘江评论》和《每周评论》等。董必武当时还邀请李汉俊等进步人士到私立武汉中学讲学，向师生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私立武汉中学成为当时湖北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出席第一次党代会
董必武于 1919 年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与张国恩，李汉俊和詹大悲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救国出路问题。董必武等人认为不能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老办法来救中国，要救中国必须要革命，而革命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救中国，而革命的领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在李汉俊等人的努力下，董必武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以诗歌、书信等方式传播与运用马克思主义
在董必武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写了许多诗歌和书信，这些诗歌和书信很多都是董必武一生投入无产阶级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实写照。
1941 年 12 月 26 日，董必武作了《再呈亚子先生仍步原韵》一诗，诗中有这样一句：“顽钝如常能执 ，愿听驱策卫中华。”[1]他把自己说成“顽钝”，但愿听从党的“驱策”，去捍卫中华民族，董必武一心为国，一心为革命的大公无私精神，和对同志、对朋友真诚谦恭，肝胆照人的崇高品德，赢得了党内外朋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凭着他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他为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 年 3 月，[2]在董必武《哭潘怡如》的诗中，他写道：“多病所需惟药饵，真情直欲吐心肝。”董必武诗里的“药饵”指的是要医治多病的国家需要“药饵”，他所说的“药饵”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并对同志，对朋友，对民众必须真情实意，这种真情实意要达到“吐心肝”，肝胆照人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救国存亡。
1961 年董必武作了《七六年初度在广州》七律诗给董良羽，诗中一句“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3]这首诗即是董必武对自己四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更是对董良羽的勉励，要求自己和家人要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1971 年冬，在北京董必武作了《北京车站别儿女》一诗，告诫儿女：“马列书多六本先，择尤精读记疑难。增加知识与经验，防止奸人巧夺取。”[4]这是他教育儿女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可见董必武从思想理论上不断教育自己的儿女要提高政治觉悟，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跟党走的革命精神。董必武通过对自己儿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来鼓励后生，这种传统教育不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鼓舞意义。
董必武在 90 寿辰中写了《九十初度》一诗，诗中有一句是这样的：“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5]这是董必武一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所得的一条灼见真知的真理，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可贵的精神财富。诗中说的“伐柯”比喻遵循一定的准则，他在这里借用《诗经》上的“伐柯”一话，就是要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正是他的这种从一而终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为党奋斗一生的精神，使他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能坚定信念，认清方向，勇往直前，化险为夷，赢得最后的胜利。
通过对董必武诗歌和书信的学习，我们应学习董必武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的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为推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
四、董必武传播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董必武传播与应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对当今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董必武坚持走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新路径，通过建立武汉私立学校，创办革命刊物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领域扩大到农村、到工厂、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党的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对当今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非凡的意义。
（一）董必武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对当代的启示
董必武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上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农学运动相结合。他通过办学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同时联合广大工人、农民群众，走群众路线，把全国人民的力量汇集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依据，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传播对象扩大为广大人民群众，在传播区域上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并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需要走群众路线。同样，当今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也要走群众路线，要注意工作途径的多样化，拓展传播途径，多角度全方位的去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工作，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尊重历史，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走群众路线，扩展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范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更好的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董必武法治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董必武法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提出的依法办事精神，是邓小平1978 年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严，违法必究”[6]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理论依据。董必武依法办事精神对我国创建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十五大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要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依法执政，解决党政关系缺乏法治约束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着董必武依法办事的法制思想基础。董必武奠基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为当今社会主义法制思想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认真深入的学习研究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有着非常积极深远的指导意义。在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董必武的法制思想对我国新时期的法治建设依然具有重大意义。从理论上看，法制的核心是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才能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照人民的意志办事，治理国家。今天我们要确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法律地位，使它的权利、职责、工作程序等方面合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必须学习董必武制定的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树立法律权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为坚持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董必武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的创新精神给我们的启示
董必武通过办学办报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农学运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对象扩大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宣传区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对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董必武在建立武汉私立中学时，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以“朴诚勇毅”为校训，在教学中提出勤工俭学、使用白话文授课、男女同校等一系列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措施，他的这种创新意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我们今天开展马克主义大众化工作也要像董必武那样，要有创新意识，多渠道、多方面的去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做好做实，让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进而更好的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和党的建设方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1]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4页。
[2]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1页。
[3]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第140页。
[4]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第257页。
[5]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 第 273 页。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76 页。
参考文献：
[1]丁俊萍 徐信华.湖北党史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以董必武、李汉俊、恽代英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2008，（2）.
[2]周行 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J].湖北大学学报 2009
[3]李爱素.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启示[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6）.
[4]汤婕 冯新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3）.
[5]姜喜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反思的三个“关键词”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3）.
【关键词】：董必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化
一、董必武从近代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董必武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横行霸道，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董必武接触了刘静庵、李汉俊等革命人士，从一名旧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名旧民主主义者，之后随着大量接触革命人士，广读革命刊物，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黑暗的社会现实，增强了董必武对民族，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促使董必武追求新知识、新思想，为董必武以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精神，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植根的作用。
（一）厌弃封建功名，开始接受新思想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一个贫困的教书家庭。他从小就聪慧过人，是全家的希望，参加童试、府试，考中了秀才。但在之后遇到各种事情让他思想发生了几次挫折，他看到封建地主、官僚欺压老百姓，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他感到非常迷茫。董必武认识到了官场的黑暗，因而非常鄙视封建主义功名，但经家人劝导，董必武于 1903 年赴武汉参加乡试。当时武汉早已被帝国主义势力所渗透，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武汉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地主的横行霸道。在遭受封建官僚及其爪牙的辱骂毒打后，他对功名利益的追求心灰意冷，毅然决定弃考回乡。
1905 年为了学习新知识，董必武报考武汉文普通中学堂，接受新知识的洗礼，董必武在武汉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结识了宣传革命思想的刘静庵，董必武这时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革命意识得到极大提高，他的思想已跳出了封建的樊篱，可以说董必武的成长经历，为他后来接受革命新思想起到重要作用。
（二）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从人民中萃取养料，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董必武通过反复学习、观察和探索，果断摒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的影响，接受了民主革命主张，并成为一名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这为他后来从事民主革命实践活动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但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董必武看到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坚持斗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仅仅以恢复民主约法，民主国会为号召，只知道依靠地方军阀，不知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暴露了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这使得董必武在迷茫中继续探索革命出路，1917 年 11 月 6 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胜利，使得董必武看到了革命救国的新希望。并且董必武当时一直与中国留日学生接触，思想不断得到启迪，当时留日学生创办了许多政治性刊物，宣扬马克思主义革命论，通过学习这些政治性刊物，董必武确性中国只能走无产阶级革命救国的道路。
1919 年董必武来到上海，接触了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人，通过对他们的接触，董必武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出发，研读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新思潮书刊。并确信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象俄国那样实行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革命”，并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民和工人等无产阶级的身上。
董必武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点出发，他认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任务，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身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发展成为新民主义革命，董必武走上了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逐渐由一名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成长为一名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
二、董必武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途径与方式
董必武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积极向广大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办报办学等形式，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新途径，拓宽传播马克思主义路径，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广大民众中，传播到农村中，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积极筹办并出席党的“一大”，用诗歌书信等独特方式宣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一）通过办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董必武认为要进行革命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接近民众，唤醒民众，打下革命的群众基础。而要做到这些，最好的办法就是办报纸和办学校，在学生和工农民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9 年 8 月，董必武离开上海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积极筹办学校，校址选定省教育会涵三宫街小巷内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址为校址，董事长由著名教育家郭肇明担任，所有创办人均为校董事会董事，并兼任教员。董事会制定章程并呈报上级主管部门，获得批准立案，定名为私立武汉中学，校长由原中华大学任教的刘觉民担任。私立武汉中学于1920年3月正式招生。
董必武以：“樸、诚、勇、毅”四个字为校训，校训充分体现了董必武要“朴诚勇毅干革命”的精神。私立武汉中学的办学宗旨就是为了干革命，为救国开路。董必武团结所有进步教师大胆创新，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用革命的方法组织教学，为了克服学校经费不足问题，学校实行校务劳动，学校的课桌、家具维修由师生一起自己动手维修，学生参加劳动，教员底薪或不支薪教学。私立武汉中学的最大特点有十条：所收的学费和报考费很低，便于照顾贫苦子弟入学；国文课教学实行白话文；通过教学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老师授课认真负责，注重教育启发；男女同班；学生建立学生会，学生可以通过学生会向董事会提意见；各班班主任指导班会，勉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些做法不同于以往的办学理念，在思想上是新文化运动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的产物，私立武汉中学是湖北历史上教育改革的先驱。 在创办私立武汉中学的过程中，董必武与其他教职工一起，把学校作为教育基地，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全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学生运动相结合的工作，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董必武与陈潭秋等教职工指导学生创办刊物，创办了《武汉中学周刊》、《政治问答》等期刊，通过这些期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常识，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通过恽代英等同志主办的“利群书社”，向全校师生推荐各种进步书刊，以这些进步书刊做为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材料，广泛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等人还倡议开设了社会主义课程，积极向广大师生们灌输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师生们这一时期所学习的书刊主要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劳动周刊》、《新青年》、《湘江评论》和《每周评论》等。董必武当时还邀请李汉俊等进步人士到私立武汉中学讲学，向师生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私立武汉中学成为当时湖北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二）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并出席第一次党代会
董必武于 1919 年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与张国恩，李汉俊和詹大悲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救国出路问题。董必武等人认为不能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老办法来救中国，要救中国必须要革命，而革命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救中国，而革命的领导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在李汉俊等人的努力下，董必武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以诗歌、书信等方式传播与运用马克思主义
在董必武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写了许多诗歌和书信，这些诗歌和书信很多都是董必武一生投入无产阶级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实写照。
1941 年 12 月 26 日，董必武作了《再呈亚子先生仍步原韵》一诗，诗中有这样一句：“顽钝如常能执 ，愿听驱策卫中华。”[1]他把自己说成“顽钝”，但愿听从党的“驱策”，去捍卫中华民族，董必武一心为国，一心为革命的大公无私精神，和对同志、对朋友真诚谦恭，肝胆照人的崇高品德，赢得了党内外朋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凭着他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精神，他为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 年 3 月，[2]在董必武《哭潘怡如》的诗中，他写道：“多病所需惟药饵，真情直欲吐心肝。”董必武诗里的“药饵”指的是要医治多病的国家需要“药饵”，他所说的“药饵”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并对同志，对朋友，对民众必须真情实意，这种真情实意要达到“吐心肝”，肝胆照人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救国存亡。
1961 年董必武作了《七六年初度在广州》七律诗给董良羽，诗中一句“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3]这首诗即是董必武对自己四十年革命经验的总结，更是对董良羽的勉励，要求自己和家人要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1971 年冬，在北京董必武作了《北京车站别儿女》一诗，告诫儿女：“马列书多六本先，择尤精读记疑难。增加知识与经验，防止奸人巧夺取。”[4]这是他教育儿女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可见董必武从思想理论上不断教育自己的儿女要提高政治觉悟，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跟党走的革命精神。董必武通过对自己儿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来鼓励后生，这种传统教育不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鼓舞意义。
董必武在 90 寿辰中写了《九十初度》一诗，诗中有一句是这样的：“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5]这是董必武一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所得的一条灼见真知的真理，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可贵的精神财富。诗中说的“伐柯”比喻遵循一定的准则，他在这里借用《诗经》上的“伐柯”一话，就是要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正是他的这种从一而终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为党奋斗一生的精神，使他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能坚定信念，认清方向，勇往直前，化险为夷，赢得最后的胜利。
通过对董必武诗歌和书信的学习，我们应学习董必武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的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为推進社会主义事业，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
四、董必武传播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董必武传播与应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对当今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董必武坚持走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新路径，通过建立武汉私立学校，创办革命刊物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领域扩大到农村、到工厂、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党的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对当今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非凡的意义。
（一）董必武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对当代的启示
董必武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上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农学运动相结合。他通过办学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同时联合广大工人、农民群众，走群众路线，把全国人民的力量汇集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依据，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传播对象扩大为广大人民群众，在传播区域上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并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需要走群众路线。同样，当今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也要走群众路线，要注意工作途径的多样化，拓展传播途径，多角度全方位的去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工作，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尊重历史，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走群众路线，扩展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范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更好的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董必武法治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董必武法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提出的依法办事精神，是邓小平1978 年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严，违法必究”[6]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理论依据。董必武依法办事精神对我国创建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十五大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要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依法执政，解决党政关系缺乏法治约束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包含着董必武依法办事的法制思想基础。董必武奠基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为当今社会主义法制思想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认真深入的学习研究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有着非常积极深远的指导意义。在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董必武的法制思想对我国新时期的法治建设依然具有重大意义。从理论上看，法制的核心是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才能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照人民的意志办事，治理国家。今天我们要确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法律地位，使它的权利、职责、工作程序等方面合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必须学习董必武制定的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大力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树立法律权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为坚持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董必武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的创新精神给我们的启示
董必武通过办学办报把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农学运动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对象扩大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宣传区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对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董必武在建立武汉私立中学时，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以“朴诚勇毅”为校训，在教学中提出勤工俭学、使用白话文授课、男女同校等一系列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措施，他的这种创新意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我们今天开展马克主义大众化工作也要像董必武那样，要有创新意识，多渠道、多方面的去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做好做实，让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进而更好的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和党的建设方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1]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4页。
[2]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1页。
[3]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第140页。
[4]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第257页。
[5]董必武《董必武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年， 第 273 页。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76 页。
参考文献：
[1]丁俊萍 徐信华.湖北党史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以董必武、李汉俊、恽代英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2008，（2）.
[2]周行 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J].湖北大学学报 2009
[3]李爱素.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启示[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6）.
[4]汤婕 冯新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3）.
[5]姜喜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反思的三个“关键词” [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