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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的头发根根竖起。黑中掺白，远看成了一片和蔼的灰色。他说，除了几根是《有报天天读》时代留下的产物，大多数都是这两个月里冒出来的。
夏初，杨锦麟在微博上放出了自己即将离开凤凰卫视的消息。他即将赴任的新单位香港卫视，去年年底刚刚开播的一家电视台，名不见经传。58岁的杨锦麟走马出任副总裁兼执行台长，他自诩为：开荒。
杨锦麟已经到了快要耳顺的年纪，“本可以游山玩水、赋闲在家、吹牛拍马”，当了大半辈子的媒体人，欠太太欠孩子欠自己的时间都太多—没时间问孩子学习，孩子只当他是提款机；太太自他来了香港干媒体后就辞了职，全力支持他工作，尤其是他到凤凰之后没日没夜连轴转，等于“赔上太太两口子一起为凤凰打工”。而他自己呢？不说休假，太奢侈；光数数写作的工作量吧：十几年来，杨锦麟给大小华语平媒写的专栏和评论文章，超过百万字。最高效率，20分钟写出1700字社论；最高数量，一天写了九篇粤语专栏。
干什么这么拼？一年前，杨锦麟在广州参加一个论坛，论坛主题叫“创享”，吓了他一跳。“我们这代人的观念里只有创造，没有享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聪明，把这两个字绑一块儿了。”
他的人生口号—“化不可能为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气息。1953年，杨锦麟生于厦门，初中读了一年便遭遇了“文革”，作为“黑五类”子女，从此开始了十余年无书可读的岁月。1978年他被允许参加高考，得到消息时离开考只剩二十天，十五年没拿过课本的杨锦麟，凭着股“死也要死在考场上”的狠劲突击战斗，冲进了厦门大学历史系。这被他视为人生第一次冲关成功。
第二次冲关是1988年，拖家带口闯荡香港。历史系念完书，杨锦麟在厦大台湾历史研究所谋到了一份教职，一年的任务只要写两篇论文，而他一天就能写一万字。“太清闲，清闲得淡出鸟来”，他用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形容当时的工作。之后，他愤而辞职，投奔香港。到了香港才发现，之前的学历、教职全部归零，人生等于从头开始。他做过投资，当过顾问，做过分析员，然后才是记者、编辑—最后才找到了媒体，这个他日后安身立命的行业。到1997年，在《快报》当到了编辑部主任，兼任主笔。
结果金融危机，香港一片愁云惨雾。《快报》倒闭，杨锦麟失业。“我帮我的手下同仁们找了工作，最后发现，没位子给自己了。”失业了半年，搬了三次家，为了省一点房租。那半年我老担心我会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在老婆面前还佯作平静，最后穿得西装革履地离家出走，找个地方自杀。
半年后，他终于在《商报》谋到一份高级记者职位，“从编辑主任又掉下来了，也好，重新开始采访，重新爬格子。”
也不全是命途多舛，杨锦麟也风光过。2000年，网络科技浪潮席卷到港岛，杨锦麟毅然告别《商报》，办起了一家名为《世界经济评论》的杂志。旧同事与他在博鳌论坛相遇，看到一身西装、豪情万丈的杨锦麟，大吃一惊。造化弄人，全球网络科技股很快崩盘，香港经济再次全面跌入新低潮。2002年，《世界经济评论》倒闭。
杨锦麟再次失业。这一回，他五十岁。“五十岁失业，你知道是什么感受？”
镇江茅山，一个道长拉着他算命，“告诉我有一个机会，两个月内会自己找上门来，让我把握。把握好了，扬名天下，出全世界的名，挣全世界的钱。”杨锦麟心想：“难道是李嘉诚要雇我？”
两个月后，凤凰卫视打来电话，邀请杨锦麟加盟，做出镜主持人，做一档读报节目。杨锦麟看看自己，“一身五花肉，谁要看我？”
知难而上，他还是上了。
凤凰九年，七年读报（《有报天天读》）、两年走读（《走读大中华》），杨锦麟惊觉，那个道长还挺准，这份工虽然没为他赚到全世界的钱，但“还真是出了全（华人）世界的名”。尤其是“读报”，杨锦麟摘取海外报章对中国事务的点评，构成了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新闻出口转内销”。业内人士评价《有报天天读》之于中国：既是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睛，也是审视自己的一面镜。
两个糟老头子惺惺相惜
南都周刊：这次加盟香港卫视，外界对你的决定很好奇。在凤凰，你的《走读大中华》节目正做得风生水起，为何放弃一个成熟的平台，投奔一家新成立的电视台？
杨锦麟：我一贯如此，喜欢求难舍易。在凤凰干下去，我能看见我60岁的样子，还有更老的样子。老杨能干什么？老杨能卖钱。对我自己来说，做《走读大中华》虽然累，但是挑战、新的刺激也都有限了。在凤凰，我能做的是一档节目，而到香港卫视，我得到的是一个平台。招兵买马，我希望把我一辈子的从业经验用上，把一直以来想实现没能实现的抱负在这里完成。
南都周刊：从六月至今，你上任副总裁兼执行台长两个月了。这两个月在忙些什么？
杨锦麟：我是5月29号在大兴安岭结束了《走读大中华》，以及凤凰卫视的最后一个镜头。29号深夜回香港，30号办离职手续，31号搬东西，1号来到香港卫视入职，2号就开始开会。在凤凰时，我负责一个节目，算是个住持，那现在就是个方丈。从一个节目主持人到一个台的执行台长，跨度很大，很不一样。这两个月来我面临了很多挑战，主要工作一是对卫视的管理流程重新设计，二是主要抓整套节目的改版。股东们都很支持我，董事会全票通过了我的改版计划。
南都周刊：往什么方向改版？
杨锦麟：我提出的方向浓缩为八个字，就是：香港卫视，责任媒体。首先，作为一家香港的电视媒体，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基本法规定下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但香港本地媒体空间拥挤，每家电视台能占据的市场已经很窄，香港卫视有何优势呢？我们会是一家立足香港的国语电视台，它会兼备香港特色和大中华的视野。责任媒体，承担什么责任？民族要复兴，我们都希望中国在新世纪可以成为真正的大国，那么媒体要做的就是进献自己的言责。
南都周刊：具体有什么栏目策划，你还会出镜吗？
杨锦麟：半年内我不能出镜，这算是之前和凤凰的一个协议。以后我会出镜。改版后的节目明年1月正式上线，现在我可以透露几个计划。一个是我们已经在着手做一部新疆的纪录片。一向以来，内地对新疆的报道都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偏向于对异域风情的介绍，事实上新疆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安全战略板块，它包含着非常多的故事和不简单的内涵。我希望能解读新疆的历史，看清新疆问题的复杂性。这套纪录片大概要做26-30集，每集45分钟，是一个很大的计划。从概念、策划到付诸行动，我们用了一个半月，非常短。我计划3个月拍完它，成本大概需要三千万。
南都周刊：用这么大的投入，有没有风险？
杨锦麟：一个新电视台怎么获得影响力，必须要靠一两档在海内外有轰动效应的节目。我对我们的概念、我的团队都很有信心。其实关于新疆这个题材，我在凤凰时就提出过想做。但凤凰块头太大了，很难兼顾每个人的愿望。我们现在是庙小，人少，灵活。
香港卫视会有跟凤凰相近的东西。比如我非常喜欢凤凰的一句话：为大历史存证，为小人物立言。我想我会把这一传统延续到香港卫视。现在我们的计划里，就包括一档叫《普通人讲历史》的栏目，让普通人告诉儿孙小辈自己走过的路，干过的事，犯过的错，用为小人物立言的方式填补大历史的空白和残缺。
南都周刊：现在香港卫视的团队有多大？
杨锦麟：192个人，人很少。通过大型制作，我们也在发掘新的人才，欢迎他们加盟。但整体上我想把香港卫视打造成一支精兵强将的队伍，一个萝卜几个坑。凤凰那种“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牲口使”的传统恐怕还会延续到这儿来。
南都周刊：这个月的一个新闻是，广州的名嘴陈扬被你拉来加盟香港卫视了。
杨锦麟：哈哈，我和陈扬神交已久。之前我在香港读报，他在广州读报，但一直不认识。这一次我还是通过微博给他留言，才找到他。我和他都年近花甲，形象不佳，两个糟老头子之间惺惺相惜，十分共鸣。请陈扬来，是想让他主持一档长一个小时的读报节目，之前在广州他是用粤语读，现在要改用国语了。
现在电视台的竞争这么激烈，如果我们也沿用帅哥美女式的主持人，怎么异军突起？我想打造一个意见领袖型的主持人、出镜记者团队。电闪雷鸣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扬。
“迎客松代言人”
南都周刊：可能在不少观众心中，你在凤凰做了6年的《有报天天读》栏目是很难超越的。你的长袍马褂、闽南口音的普通话以及嬉笑怒骂，都成了《有报》乃至凤凰的一块招牌。
杨锦麟：我这样一个人都能成为“名嘴”，可见天下无所不能。其实金融危机前我也到凤凰“试水”过，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曹景行主持《时事开讲》，喊我来当过嘉宾，我往那儿一坐，讲话不清不楚，大概只有自己听得懂。
《有报天天读》这个创意不是我的，是刘长乐先生他们笼统地想做一个用读报来说新闻的节目。但是，新闻节目的相似性和重叠度非常高，怎么才能让一个新节目有区分度？他们觉得只能靠人的个性来区分。于是就选择了口齿不清的我。
读报这事情很有趣。早年下乡务农时我就读过报，田间地头，给农民读。当然那个时候只能照本宣科，但是读完算工分，还能和生产队长一起抽口烟。那是60年代。现在呢，报纸要怎么读？我想提供一种另类的，完全不中规中矩的传达方式。比如讲到很荒唐的新闻，讲到不高兴了，气得你想拍桌子。那就拍！这不是设计的情节，性情这个东西是表演不出来的，有点匪气，有点江湖味，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很多新闻，真让你为内地着急，我看到这种事就特别愤怒。你让我在这种时候客观，让我面无表情，让我新闻联播，我做不到。
南都周刊：穿唐装上节目是你自己的创意？
杨锦麟：唐装本来是为之前一档节目准备的，那节目没什么广告，很快夭折了。我看，不能白白做了十几套唐装吧，就把它穿到《有报天天读》上来了。在我之前香港只有两种人穿唐装，你要不就是成龙，要不就是市场里运货的阿伯。现在被我穿的，大家觉得也人模人样的了。可见都是传播效应。
南都周刊：唐装加拍案而起，你自成一体的风格很快受到了欢迎。
杨锦麟：对，《有报天天读》居然长势良好，开播第二个月收视率还只在台里排25名，半年后有了广告，后来就稳居前三了。歪打正着，如果在北广，我这种连毕业都毕不了。其实我也期待像李玉和一样，讲起话来字正腔圆，两个腮帮子乱抖。
南都周刊：《有报天天读》如何把控言论的尺度？
杨锦麟：我的标准是，《参考消息》能登的新闻，我就能说。报纸的选择我们也没有固定标准，凤凰资料室有的报纸，《凤凰早班车》读剩的报纸，外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助手帮我迅速扫描当天港台、东南亚、日韩的报纸，再加上网上新闻，差不多了。准备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就是进棚，手上只有报纸没有稿子，靠的都是即兴发挥。非常紧张。我以前做报纸编辑，上的是夜班，经常四五点吃完夜宵才回家睡。做《有报》后上了早班，变成四五点出家门。披星戴月的日子过了九年。
南都周刊：现在的生活规律了吗？
杨锦麟：更忙。前几天晚上，讨论新疆纪录片到夜里四五点，早上八点还要起来开会。
南都周刊：香港卫视有到内地落地的计划，你认为这会不会让它丧失原本拥有的言论空间？
杨锦麟：落地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影响力，对于是否就因此丧失言论空间的说法，我不以为然。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会拔天线来阻止大家收看港澳节目，现在最多只会出现迎客松的画面。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迎客松代言人，对进步的势头是持乐观态度的。
南都周刊：和十年前比，你认为媒体在参与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是否在增强？
杨锦麟：我认为是。在整个舆论空间日益紧缩的情况下，媒体还在，声音还在，并且发声的媒体越来越多，这说明媒体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了。可以封掉一个报纸的版面，但不可以把所有报纸封掉。可以让个别人不说话，但不能让全部人失声，这就是进步。如果看不到这进步，我们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就没有必要往下走下去。搞这一行，如果心态悲观的话，宁可走。
夏初，杨锦麟在微博上放出了自己即将离开凤凰卫视的消息。他即将赴任的新单位香港卫视，去年年底刚刚开播的一家电视台，名不见经传。58岁的杨锦麟走马出任副总裁兼执行台长，他自诩为：开荒。
杨锦麟已经到了快要耳顺的年纪，“本可以游山玩水、赋闲在家、吹牛拍马”，当了大半辈子的媒体人，欠太太欠孩子欠自己的时间都太多—没时间问孩子学习，孩子只当他是提款机；太太自他来了香港干媒体后就辞了职，全力支持他工作，尤其是他到凤凰之后没日没夜连轴转，等于“赔上太太两口子一起为凤凰打工”。而他自己呢？不说休假，太奢侈；光数数写作的工作量吧：十几年来，杨锦麟给大小华语平媒写的专栏和评论文章，超过百万字。最高效率，20分钟写出1700字社论；最高数量，一天写了九篇粤语专栏。
干什么这么拼？一年前，杨锦麟在广州参加一个论坛，论坛主题叫“创享”，吓了他一跳。“我们这代人的观念里只有创造，没有享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聪明，把这两个字绑一块儿了。”
他的人生口号—“化不可能为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气息。1953年，杨锦麟生于厦门，初中读了一年便遭遇了“文革”，作为“黑五类”子女，从此开始了十余年无书可读的岁月。1978年他被允许参加高考，得到消息时离开考只剩二十天，十五年没拿过课本的杨锦麟，凭着股“死也要死在考场上”的狠劲突击战斗，冲进了厦门大学历史系。这被他视为人生第一次冲关成功。
第二次冲关是1988年，拖家带口闯荡香港。历史系念完书，杨锦麟在厦大台湾历史研究所谋到了一份教职，一年的任务只要写两篇论文，而他一天就能写一万字。“太清闲，清闲得淡出鸟来”，他用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形容当时的工作。之后，他愤而辞职，投奔香港。到了香港才发现，之前的学历、教职全部归零，人生等于从头开始。他做过投资，当过顾问，做过分析员，然后才是记者、编辑—最后才找到了媒体，这个他日后安身立命的行业。到1997年，在《快报》当到了编辑部主任，兼任主笔。
结果金融危机，香港一片愁云惨雾。《快报》倒闭，杨锦麟失业。“我帮我的手下同仁们找了工作，最后发现，没位子给自己了。”失业了半年，搬了三次家，为了省一点房租。那半年我老担心我会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在老婆面前还佯作平静，最后穿得西装革履地离家出走，找个地方自杀。
半年后，他终于在《商报》谋到一份高级记者职位，“从编辑主任又掉下来了，也好，重新开始采访，重新爬格子。”
也不全是命途多舛，杨锦麟也风光过。2000年，网络科技浪潮席卷到港岛，杨锦麟毅然告别《商报》，办起了一家名为《世界经济评论》的杂志。旧同事与他在博鳌论坛相遇，看到一身西装、豪情万丈的杨锦麟，大吃一惊。造化弄人，全球网络科技股很快崩盘，香港经济再次全面跌入新低潮。2002年，《世界经济评论》倒闭。
杨锦麟再次失业。这一回，他五十岁。“五十岁失业，你知道是什么感受？”
镇江茅山，一个道长拉着他算命，“告诉我有一个机会，两个月内会自己找上门来，让我把握。把握好了，扬名天下，出全世界的名，挣全世界的钱。”杨锦麟心想：“难道是李嘉诚要雇我？”
两个月后，凤凰卫视打来电话，邀请杨锦麟加盟，做出镜主持人，做一档读报节目。杨锦麟看看自己，“一身五花肉，谁要看我？”
知难而上，他还是上了。
凤凰九年，七年读报（《有报天天读》）、两年走读（《走读大中华》），杨锦麟惊觉，那个道长还挺准，这份工虽然没为他赚到全世界的钱，但“还真是出了全（华人）世界的名”。尤其是“读报”，杨锦麟摘取海外报章对中国事务的点评，构成了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新闻出口转内销”。业内人士评价《有报天天读》之于中国：既是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睛，也是审视自己的一面镜。
两个糟老头子惺惺相惜
南都周刊：这次加盟香港卫视，外界对你的决定很好奇。在凤凰，你的《走读大中华》节目正做得风生水起，为何放弃一个成熟的平台，投奔一家新成立的电视台？
杨锦麟：我一贯如此，喜欢求难舍易。在凤凰干下去，我能看见我60岁的样子，还有更老的样子。老杨能干什么？老杨能卖钱。对我自己来说，做《走读大中华》虽然累，但是挑战、新的刺激也都有限了。在凤凰，我能做的是一档节目，而到香港卫视，我得到的是一个平台。招兵买马，我希望把我一辈子的从业经验用上，把一直以来想实现没能实现的抱负在这里完成。
南都周刊：从六月至今，你上任副总裁兼执行台长两个月了。这两个月在忙些什么？
杨锦麟：我是5月29号在大兴安岭结束了《走读大中华》，以及凤凰卫视的最后一个镜头。29号深夜回香港，30号办离职手续，31号搬东西，1号来到香港卫视入职，2号就开始开会。在凤凰时，我负责一个节目，算是个住持，那现在就是个方丈。从一个节目主持人到一个台的执行台长，跨度很大，很不一样。这两个月来我面临了很多挑战，主要工作一是对卫视的管理流程重新设计，二是主要抓整套节目的改版。股东们都很支持我，董事会全票通过了我的改版计划。
南都周刊：往什么方向改版？
杨锦麟：我提出的方向浓缩为八个字，就是：香港卫视，责任媒体。首先，作为一家香港的电视媒体，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基本法规定下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但香港本地媒体空间拥挤，每家电视台能占据的市场已经很窄，香港卫视有何优势呢？我们会是一家立足香港的国语电视台，它会兼备香港特色和大中华的视野。责任媒体，承担什么责任？民族要复兴，我们都希望中国在新世纪可以成为真正的大国，那么媒体要做的就是进献自己的言责。
南都周刊：具体有什么栏目策划，你还会出镜吗？
杨锦麟：半年内我不能出镜，这算是之前和凤凰的一个协议。以后我会出镜。改版后的节目明年1月正式上线，现在我可以透露几个计划。一个是我们已经在着手做一部新疆的纪录片。一向以来，内地对新疆的报道都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偏向于对异域风情的介绍，事实上新疆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安全战略板块，它包含着非常多的故事和不简单的内涵。我希望能解读新疆的历史，看清新疆问题的复杂性。这套纪录片大概要做26-30集，每集45分钟，是一个很大的计划。从概念、策划到付诸行动，我们用了一个半月，非常短。我计划3个月拍完它，成本大概需要三千万。
南都周刊：用这么大的投入，有没有风险？
杨锦麟：一个新电视台怎么获得影响力，必须要靠一两档在海内外有轰动效应的节目。我对我们的概念、我的团队都很有信心。其实关于新疆这个题材，我在凤凰时就提出过想做。但凤凰块头太大了，很难兼顾每个人的愿望。我们现在是庙小，人少，灵活。
香港卫视会有跟凤凰相近的东西。比如我非常喜欢凤凰的一句话：为大历史存证，为小人物立言。我想我会把这一传统延续到香港卫视。现在我们的计划里，就包括一档叫《普通人讲历史》的栏目，让普通人告诉儿孙小辈自己走过的路，干过的事，犯过的错，用为小人物立言的方式填补大历史的空白和残缺。
南都周刊：现在香港卫视的团队有多大？
杨锦麟：192个人，人很少。通过大型制作，我们也在发掘新的人才，欢迎他们加盟。但整体上我想把香港卫视打造成一支精兵强将的队伍，一个萝卜几个坑。凤凰那种“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牲口使”的传统恐怕还会延续到这儿来。
南都周刊：这个月的一个新闻是，广州的名嘴陈扬被你拉来加盟香港卫视了。
杨锦麟：哈哈，我和陈扬神交已久。之前我在香港读报，他在广州读报，但一直不认识。这一次我还是通过微博给他留言，才找到他。我和他都年近花甲，形象不佳，两个糟老头子之间惺惺相惜，十分共鸣。请陈扬来，是想让他主持一档长一个小时的读报节目，之前在广州他是用粤语读，现在要改用国语了。
现在电视台的竞争这么激烈，如果我们也沿用帅哥美女式的主持人，怎么异军突起？我想打造一个意见领袖型的主持人、出镜记者团队。电闪雷鸣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扬。
“迎客松代言人”
南都周刊：可能在不少观众心中，你在凤凰做了6年的《有报天天读》栏目是很难超越的。你的长袍马褂、闽南口音的普通话以及嬉笑怒骂，都成了《有报》乃至凤凰的一块招牌。
杨锦麟：我这样一个人都能成为“名嘴”，可见天下无所不能。其实金融危机前我也到凤凰“试水”过，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曹景行主持《时事开讲》，喊我来当过嘉宾，我往那儿一坐，讲话不清不楚，大概只有自己听得懂。
《有报天天读》这个创意不是我的，是刘长乐先生他们笼统地想做一个用读报来说新闻的节目。但是，新闻节目的相似性和重叠度非常高，怎么才能让一个新节目有区分度？他们觉得只能靠人的个性来区分。于是就选择了口齿不清的我。
读报这事情很有趣。早年下乡务农时我就读过报，田间地头，给农民读。当然那个时候只能照本宣科，但是读完算工分，还能和生产队长一起抽口烟。那是60年代。现在呢，报纸要怎么读？我想提供一种另类的，完全不中规中矩的传达方式。比如讲到很荒唐的新闻，讲到不高兴了，气得你想拍桌子。那就拍！这不是设计的情节，性情这个东西是表演不出来的，有点匪气，有点江湖味，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很多新闻，真让你为内地着急，我看到这种事就特别愤怒。你让我在这种时候客观，让我面无表情，让我新闻联播，我做不到。
南都周刊：穿唐装上节目是你自己的创意？
杨锦麟：唐装本来是为之前一档节目准备的，那节目没什么广告，很快夭折了。我看，不能白白做了十几套唐装吧，就把它穿到《有报天天读》上来了。在我之前香港只有两种人穿唐装，你要不就是成龙，要不就是市场里运货的阿伯。现在被我穿的，大家觉得也人模人样的了。可见都是传播效应。
南都周刊：唐装加拍案而起，你自成一体的风格很快受到了欢迎。
杨锦麟：对，《有报天天读》居然长势良好，开播第二个月收视率还只在台里排25名，半年后有了广告，后来就稳居前三了。歪打正着，如果在北广，我这种连毕业都毕不了。其实我也期待像李玉和一样，讲起话来字正腔圆，两个腮帮子乱抖。
南都周刊：《有报天天读》如何把控言论的尺度？
杨锦麟：我的标准是，《参考消息》能登的新闻，我就能说。报纸的选择我们也没有固定标准，凤凰资料室有的报纸，《凤凰早班车》读剩的报纸，外文的《国际先驱论坛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助手帮我迅速扫描当天港台、东南亚、日韩的报纸，再加上网上新闻，差不多了。准备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就是进棚，手上只有报纸没有稿子，靠的都是即兴发挥。非常紧张。我以前做报纸编辑，上的是夜班，经常四五点吃完夜宵才回家睡。做《有报》后上了早班，变成四五点出家门。披星戴月的日子过了九年。
南都周刊：现在的生活规律了吗？
杨锦麟：更忙。前几天晚上，讨论新疆纪录片到夜里四五点，早上八点还要起来开会。
南都周刊：香港卫视有到内地落地的计划，你认为这会不会让它丧失原本拥有的言论空间？
杨锦麟：落地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影响力，对于是否就因此丧失言论空间的说法，我不以为然。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会拔天线来阻止大家收看港澳节目，现在最多只会出现迎客松的画面。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迎客松代言人，对进步的势头是持乐观态度的。
南都周刊：和十年前比，你认为媒体在参与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是否在增强？
杨锦麟：我认为是。在整个舆论空间日益紧缩的情况下，媒体还在，声音还在，并且发声的媒体越来越多，这说明媒体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了。可以封掉一个报纸的版面，但不可以把所有报纸封掉。可以让个别人不说话，但不能让全部人失声，这就是进步。如果看不到这进步，我们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就没有必要往下走下去。搞这一行，如果心态悲观的话，宁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