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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文艺的人都知道1956年毛主席他老人家提出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毛主席没说，“百花齐放”就是让一百朵不同模样的花都开在一个花盆里。
因为那样好像太乱了。
十一长假，我去看了一场话剧，《王府井》，国家大剧院制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为熟悉话剧那点事儿的人都知道，“王府井”是一个多么人艺范儿的题材。它并非在人艺出生，而是属于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相当于您扛个挑子，到瑞蚨祥门口卖绸布，到内联升门口喊自己的布鞋好，到四联门口给路人剃头。更奇妙的是，国家大剧院敢在人艺斜对面演老北京的戏，而它拉的队伍，领头的还不乏人艺的人—编剧郑天玮，导演是任鸣，男一号于震，清一色。
这相当于不仅在瑞蚨祥门口卖绸布，还把人家瑞蚨祥的伙计拉出来帮自己练摊。更更奇妙的是，在《王府井》里，跟来自人艺的伙计们并肩领衔的，还有国家话剧院的伙计，天津人艺的伙计。这气势，相当于把全中国绸布店的大牌伙计们，都拉到瑞蚨祥门口来练摊了。如此盛况，并非偶成。此前国家大剧院已经自己鼓捣出了N多“原创剧目”，歌、话、京、舞，四大门类齐全。要知道，所谓“国家大剧院”，原本只是个演出场所的含义，按习惯，这样的单位，只负责看护剧场、卖票收钱、检票清场。而今却成了一个极强势的创作主体。
缔造这个奇迹的，当然是几年来火爆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菊花和牡丹，如今可以同台飙戏了。萝卜白菜粉丝豆腐鸡汤被放进了同一砂锅里，炖出来一个五光十色、五味杂陈的王府井。文章写到这，基本是讴歌这锅炖菜的正面报道。而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池座第四排22号上，我就已经有感而发，按捺不住想写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了。
好，中场休息结束，接下来开始批评。
郑天玮的编剧就值得批评。《王府井》的戏剧架构基本上就是《茶馆》翻版，如此挺拔的一副戏剧骨骼却没有添上足够筋道的好肉。我给归纳为“一水一白”：台词有点水，老北京戏的醇厚味儿还不够，不像是一锅炖了N个小时之后的汤，而像是永和快餐店用豆浆粉冲的豆浆；结构有点白，好几个戏剧高潮到来时——比如护匾如护命的于震终于挥起斧子砍自家匾时，比如于震儿子杀了日本鬼子的两匹马之后慷慨赴死时，都让观者觉得前戏不足，戏剧的张力还没酝酿积蓄得当，就哗啦啦地早泄了。以至全剧都在用音乐来垫场和转场，这办法是戏剧创作者偷懒和讨巧的选择。
更偷懒的是，全剧从头至尾还要靠一个台上的旁白者—刻匾人，来点题。这办法也可以用，《茶馆》里就有唱数来宝的大傻杨串场。但老舍先生对大傻的使用很节制，而《王府井》则必须靠旁白几次三番地说出来，却不是靠戏本身的表达。这样的戏剧，就有点杯具了。
演员也需要批评。台上不少腕儿，单看每人的活儿，各有千秋。但问题是这些腕儿们来自不同的躯体，带来迥异的风格—有玩布莱希特的间离范儿的，有一看就是按斯坦尼体系训出来的，有纯本土理念锻造的写实范儿，有隐忍的，有夸张的，有正着演也有歪着演的，还有搞着演的。好嘛，这一锅乱炖。
顺手把导演也批评一下，演员风格百花齐放，但插在一个花盆时要插得协调。表演风格不协调，归根到底是导演驾驭力不够。不过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觉得不够好之处，也许我身后的第五排观众，就觉得好的顶呱呱呢。
上下半场，先扬后抑，先褒后贬，其实都是为了给本文的尾声部分做铺垫—国家大剧院，广揽各路英才，隆重出品炖菜，是好事，属于改革路上的奇葩。但要把炖菜炖好，或许比单炒一个小菜，要求更高。被我这个外行观众从鸡蛋里挑出来的几枚骨头，也许说明了这样两个规律：
其一，当你把各个院团的腕们请来时，他们带来了各个院团的优点，也带来了的缺点和局限。比如人艺N年来最缺的不是好演员好导演，而是好本子好编剧。作为硕果仅存的编剧，郑天玮的努力和差距，都在《王府井》里显现了。
其二，每一个院团，都有自己的传统气韵。当他们老死不相往来时，各自的那个气质，既有经年传承之得，也有近亲繁殖之失。而国家大剧院这种大范围配置优质创作资源的新探索，既有兼容并蓄之优势，也有根基不厚之劣势。体现在舞台上，就是汇集了各路英豪，却还没制成自家章法。也许，作为创作者的国家大剧院，就不想要太规整的方法吧。一桌好席既要个性鲜明、品质清晰的四荤八素，也要来个百花乱炖，体现萝卜白菜的碰撞，豆腐木耳的激情。无论自成一品，还是浑然乱炖，都是对“百花齐放”这四个字的再认识、再实践。
有捧场的就有挑刺儿的，有新探索就难免有新问题。先炖起来再说。咱们边吃边炖，且探且行。
因为那样好像太乱了。
十一长假，我去看了一场话剧，《王府井》，国家大剧院制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为熟悉话剧那点事儿的人都知道，“王府井”是一个多么人艺范儿的题材。它并非在人艺出生，而是属于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相当于您扛个挑子，到瑞蚨祥门口卖绸布，到内联升门口喊自己的布鞋好，到四联门口给路人剃头。更奇妙的是，国家大剧院敢在人艺斜对面演老北京的戏，而它拉的队伍，领头的还不乏人艺的人—编剧郑天玮，导演是任鸣，男一号于震，清一色。
这相当于不仅在瑞蚨祥门口卖绸布，还把人家瑞蚨祥的伙计拉出来帮自己练摊。更更奇妙的是，在《王府井》里，跟来自人艺的伙计们并肩领衔的，还有国家话剧院的伙计，天津人艺的伙计。这气势，相当于把全中国绸布店的大牌伙计们，都拉到瑞蚨祥门口来练摊了。如此盛况，并非偶成。此前国家大剧院已经自己鼓捣出了N多“原创剧目”，歌、话、京、舞，四大门类齐全。要知道，所谓“国家大剧院”，原本只是个演出场所的含义，按习惯，这样的单位，只负责看护剧场、卖票收钱、检票清场。而今却成了一个极强势的创作主体。
缔造这个奇迹的，当然是几年来火爆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菊花和牡丹，如今可以同台飙戏了。萝卜白菜粉丝豆腐鸡汤被放进了同一砂锅里，炖出来一个五光十色、五味杂陈的王府井。文章写到这，基本是讴歌这锅炖菜的正面报道。而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池座第四排22号上，我就已经有感而发，按捺不住想写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了。
好，中场休息结束，接下来开始批评。
郑天玮的编剧就值得批评。《王府井》的戏剧架构基本上就是《茶馆》翻版，如此挺拔的一副戏剧骨骼却没有添上足够筋道的好肉。我给归纳为“一水一白”：台词有点水，老北京戏的醇厚味儿还不够，不像是一锅炖了N个小时之后的汤，而像是永和快餐店用豆浆粉冲的豆浆；结构有点白，好几个戏剧高潮到来时——比如护匾如护命的于震终于挥起斧子砍自家匾时，比如于震儿子杀了日本鬼子的两匹马之后慷慨赴死时，都让观者觉得前戏不足，戏剧的张力还没酝酿积蓄得当，就哗啦啦地早泄了。以至全剧都在用音乐来垫场和转场，这办法是戏剧创作者偷懒和讨巧的选择。
更偷懒的是，全剧从头至尾还要靠一个台上的旁白者—刻匾人，来点题。这办法也可以用，《茶馆》里就有唱数来宝的大傻杨串场。但老舍先生对大傻的使用很节制，而《王府井》则必须靠旁白几次三番地说出来，却不是靠戏本身的表达。这样的戏剧，就有点杯具了。
演员也需要批评。台上不少腕儿，单看每人的活儿，各有千秋。但问题是这些腕儿们来自不同的躯体，带来迥异的风格—有玩布莱希特的间离范儿的，有一看就是按斯坦尼体系训出来的，有纯本土理念锻造的写实范儿，有隐忍的，有夸张的，有正着演也有歪着演的，还有搞着演的。好嘛，这一锅乱炖。
顺手把导演也批评一下，演员风格百花齐放，但插在一个花盆时要插得协调。表演风格不协调，归根到底是导演驾驭力不够。不过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觉得不够好之处，也许我身后的第五排观众，就觉得好的顶呱呱呢。
上下半场，先扬后抑，先褒后贬，其实都是为了给本文的尾声部分做铺垫—国家大剧院，广揽各路英才，隆重出品炖菜，是好事，属于改革路上的奇葩。但要把炖菜炖好，或许比单炒一个小菜，要求更高。被我这个外行观众从鸡蛋里挑出来的几枚骨头，也许说明了这样两个规律：
其一，当你把各个院团的腕们请来时，他们带来了各个院团的优点，也带来了的缺点和局限。比如人艺N年来最缺的不是好演员好导演，而是好本子好编剧。作为硕果仅存的编剧，郑天玮的努力和差距，都在《王府井》里显现了。
其二，每一个院团，都有自己的传统气韵。当他们老死不相往来时，各自的那个气质，既有经年传承之得，也有近亲繁殖之失。而国家大剧院这种大范围配置优质创作资源的新探索，既有兼容并蓄之优势，也有根基不厚之劣势。体现在舞台上，就是汇集了各路英豪，却还没制成自家章法。也许，作为创作者的国家大剧院，就不想要太规整的方法吧。一桌好席既要个性鲜明、品质清晰的四荤八素，也要来个百花乱炖，体现萝卜白菜的碰撞，豆腐木耳的激情。无论自成一品，还是浑然乱炖，都是对“百花齐放”这四个字的再认识、再实践。
有捧场的就有挑刺儿的，有新探索就难免有新问题。先炖起来再说。咱们边吃边炖，且探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