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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长沙市博物馆清理一批明清石砚时，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一方其貌不扬、外表漆黑的石砚（图一）。此砚带有原配髹深褐色漆、硬木天地盒盖，外方内圆，呈艾叶灰绿色，是一方正方形洮河砚，14.3厘米见方，厚4.8厘米，外形及装饰十分简单朴素。
石砚的上下天地盒盖由于时间和气候干燥的原因，部分黑生漆已剥落或卷露出曾经漆过一次黑漆的底漆，突出十分细腻的质地。木盒盖四周采用十分简单的边沿和内衬，由于天地盒盖只盖住石砚池和砚底两部分，因此石砚四侧由篆书、隶书、行书刻写的四处题跋彰显无余。这些题跋字字书写规整、雕琢精准，令笔者眼前一亮，笔者多方查阅资料并进行认真比对，确认均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诗词家、书画家留下的题记。
一、石砚的特征与题识
此砚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沙市博物馆由民间征集而来，由于当时的征集信息不详，没有留下详细的参考依据。一种说法是由左宗棠后人捐献，还有一种说法是由湘军后人转赠的。由于历时30多年，当事人都已不在，便已无从考证。但从石砚本身的特征和众多的文字来分析，它是一件极具研究价值的文房之宝。
首先看砚的材质。洮河砚虽属于四大名砚之列，但民间实际存世量并不多，也正因为石质好且罕见，它才并入名砚之列。洮河石有绿洮和红洮两种，其中尤以绿洮为贵。该砚呈浅绿色，其色清和纯正，石质晶莹细润，呵气即湿。石纹如丝，似浪滚云涌，清丽动人，属于洮河底部极难开采的石料，是极少见的洮河砚极品。砚的使用痕迹十分明显，到处都有陈墨旧痕，说明曾被长期使用。周身精美的题跋更是大气磅礴，气宇非凡。
砚台侧面按时间和人物顺序来排列，有三处题刻：其一，侧刻“大吉祥宜用”篆书五字，左右两别分别刻有“乙卯白文和“彝尊”朱文印；其二，侧刻“长蘅鉴赏”行书四字，左右分别刻“陈氏之宝”和“邵氏子湘”朱文印；其三，侧刻“湖海楼著书之砚，船山题”草书款识。右边有朱文“问陶”二字方印。这三个侧面的题跋上清楚地留下朱彝尊、邵长蘅、张问陶三人的书写文字与印章，经反复与他们传世作品文字以及印鉴比较，均一脉相承。而从这几处题跋的文字内容来分析，石砚的原主人陈维崧也浮出了水面。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清初著名的文学家、词人，其祖父是东林党骨干陈于廷，父亲陈贞慧是著名学者、诗人，他们都是明代末期反对“阉党”的主要人物。明亡时陈维崧20多岁，身世飘零，游食四方，与当时江浙一带名流吴伟业、冒襄、江振英、王士祯往来较密，尤其与朱彝尊较长时间在一起生活创作，曾合刊《朱陈村词》，传世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清初词坛，陈、朱并列，是“阳羡派”词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作词量非常之大，他的词雄浑雅健、旷达抒情，现存“湖海楼诗文词”有1600余首。他与留下题跋的朱彝尊、邵长蘅、张问陶都是清代有实力、有功底、有特点的文化名人，曾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留下过许多著名的诗词与文章。
“大吉祥宜用”题刻前右钤有“乙卯”白文印和“彝尊”朱文印刻（图二）。彝尊即朱彝尊（1629-1709），浙江秀水人，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尤善诗词，其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乙卯年是1675年，朱彝尊46岁，此段时期正是他与陈维崧交往最密的阶段。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博学鸿词科会试，朱彝尊与陈维崧一同被录取，同入翰林院，并同修《明史》。由于两人都是文化名人的后代，拥有相似的性情和博学的才华，并且又都是从民间通过会试步入仕途，来到朝廷中的优秀知识分子，因此在翰林院里，自然受到满族官员和从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的同行们的冷遇及白眼，这一切自然使得他们之间的友情和关系非同一般。之后，他们很快和当时在野的文化名流们汇聚在一起，较长时间相互之间的以文会友，吟诗作画，一时传为佳话。此处题刻“大吉祥宜用”，朱彝尊把对陈维崧的友情与敬意都写在这五个字里面了。
邵长蘅（1637-1704），字子湘，江苏常熟人。性颖悟，以古文辞著名，常寄情于山水。他与朱彝尊、陈维崧交往甚密，砚上所提“长蘅鉴赏”款首刻有“陈氏之宝”四字朱文印款（图三），意指此砚的主人乃陈维崧。
张问陶（1764-1814），字仲治，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著名书画家、诗人。尤善草书造诣精深，一生致力于书画及诗词的学问研究，其诗被誉为“蜀中之冠”。所提“湖海楼著名之砚”“船山题”行草体题刻（图四）。从他们的年龄上分析，陈维崧比朱彝尊大4岁，比邵长蘅大12岁。文化人之间的交往属于雅趣，很正常。而张问陶出生时陈维崧已去世82年，他的题刻只能是他与陈维崧后人之间的交往了。
此砚的底部题刻有：“道光壬寅夏予游华山，海珊大令赠砚，砚外方内圆，质坚性润，易生墨而不损毫，倍珍赏之，不谬也。癸卯春埃村老人记于北庭”，右下角钤朱文“林印”（图五）。其中“癸卯春埃村老人记于北庭”十余字用流畅的行草体书写（图六），而前文则用较工整的方形隶书体书写。
此文作者“埃村老人”，则是清代杰出的诗人、著名的政治家、伟大的禁烟领袖、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人，曾任湖广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41年因鸦片战争失败而成为替罪羊，被道光帝革职发配新疆伊犁待罪戍边。道光“壬寅”是1842年，林则徐此时正在发配新疆途中，在西安得病调养休息期间，受华阴县令姜海珊之邀游览华山。关于此次游华山多有记载，林则徐曾作长诗答谢海珊，海珊赠此砚给林则徐。林则徐携此砚前往新疆后，在使用过程中确实发现此砚方便实用，发墨效果极好，因此使用把玩之余，在数月之后欣然题刻，并把此砚的来历、特点效果以及时间过程都做了准确的记述。
二、“外方内圆”，文化名人的秉性与抱负
该砚石质温润光洁，坚硬如玉，配上黑褐色的天地盖盒更显稳重而端庄，古朴而简洁。简单的外方内圆正四方形寓意天圆地方，器型虽小却典雅精致，属于便于携带的随身石砚。四处题刻分别记载了两百余年里几位文化名人的情谊及文人雅趣。朱彝尊是当时的文房用具鉴赏高手，从题刻上分析，朱彝尊与邵长蘅的题字应该是在相近的时间，甚至就是与陈维崧三人在一起时同一时间完成的。因为他們两人的题刻正好是相对而作，符合文人之间平身、平等的礼节。而在林则徐的题刻中，“……砚外方内圆，质坚性润，易生墨而不损毫，倍珍赏之，不谬也。癸卯春埃村老人记于北庭”。此题中“倍珍赏之，不谬也”之句比较耐人寻味，因为林则徐官及极致时曾任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在盛产四大名砚之首端砚的广东省呆了数年，想当然曾经使用或把玩过多少端砚极品。因此对于题刻中海珊赠此砚时曾赞誉它的优点，林则徐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一直到数月之后在新疆安定下来，在多次使用此砚觉得物夸所实时，方有感而题记，并用了在来新疆之前极少用的“埃村老人”的号。 文中最后一句的“记于北庭”，据记载“北庭”有三种说法：一是汉武帝时，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至东汉时匈奴已元气大伤，分裂为南北二单于，史称北单于庭为北庭；二是指北庭镇，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区；三是唐代玄宗元年所设北庭，自古是重要的战略屯兵之地，现辖伊犁州。从历史记载林则徐的发配地来看，此处所记北庭应属于第三种。
三、“质坚性润”，文化名人的性格与执着
此方石砚具有质坚性润的特点，与文化名人的个性极为相似。朱彝尊所题“大吉祥宜用”篆书刻字，字体稳健庄重，布局疏密有致，符合他的书法特点。从字意上来看，面对一方普通的石砚，这位博学清高的文化人却表现出对其极其珍重与关爱。朱彝尊擅长篆书、隶书和行书，在书法界同样也是一位成就辉煌，有特点的书法家。他的篆书圆浑丰满，简洁流畅。石砚上不便多题，简单的“大吉祥宜用”五个字便可看出朱彝尊书法的深厚功力和书法布局上的技巧。既显示了书法的气势与力度，又有清韵高雅的境界与感染力。
邵子湘的“长蘅鉴赏”行书字体，展示的却是方正灵秀中刚劲风格的行书体。邵子湘楷书功底好，行书中将王羲之兰亭序中的精华部分展现得十分准确到位。
张问陶在书画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要比朱彝尊和邵子湘大，他能书善画，在山水、花鸟以及人物的处理上都有自己的风格，书法以行书和草书独具风格而影响后人，有“巴蜀奇人”之誉。加上为官清廉，做人随和低调而深受同僚和百姓的喜爱。“湖海楼著书之砚”的刚劲飘逸和流畅的“船山题”在此又是一番境界。灵动潇洒的线条，顿挫有节的韵力使字体跳跃出平面的物体而占据了视线，充分展示了字体的流畅感和节奏感，使人产生美的享受。
砚底林则徐的隶书题刻，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为佐证林则徐生平纪年，了解林则徐晚年的生活轨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林则徐对王羲之父子的行草书研究得比较深刻，能写一手流利轻快、刚劲有力的行草书。而此处，他用极少使用的篆书体，庄重地题刻在砚底中央，足见他对海珊赠砚之情的珍视与感慨。
历史上林则徐曾有三次到陕西西安，前后近三年时间。第一次是道光七年润五月初三日（1827年6月26日），抵西安任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约半年。第二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上旬，赴戍新疆经西安患疟疾，留西安调治，三月后赴戍，在养病期间游历华山。第三次，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一月初四，清廷命布彦泰为陕甘总督，未到任前，由林则徐以三品顶戴署任。同年十二月初十日，林则徐在凉州接署陕甘总督。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月，林为陕西巡抚，七月初九日抵西安。这三次居西安时间有长有短，心情有好有差，只有他第二次来到西安的时间段是心情最差、身体状况最差、行程最低调的一次。林则徐从钦差大臣的位置一下落到戍边的罪臣，巨大的落差是需要极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然而林则徐不仅平静地接受了冲击，还寄情于山水之间，吟诗作赋写下了较多的诗句。然而现实的清朝官场，平时溜须拍马的地方官吏此时都躲得不见了踪影，唯有华阴县令姜海珊不嫌弃他的戴罪之身，还专门邀了几位诗友陪同林则徐游历了华山，并且赠送自己的珍爱之砚给林则徐。于是林則徐有感而做长诗：“神君管领金天岳，坐对三峰看未足。公余喜共客登临，恰我西行来不速。……”回赠之。这首《华阴令姜海珊以余游华山》共48句，336字，吟咏了华山奇丽风景和名胜古迹，并借引抒发了期盼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人生愿望，成为林则徐的代表作之一。林则徐于1842年8月11日自西安赴戍伊犁，在伊犁开始了他的“西域遍行三万里”巡视南疆八城，提出最危险的敌人是沙俄的“防塞论”及“屯田耕战”。
此砚上的“竢”字即通“俟”字，有等候入村的老人之意。此时林则徐面对的清朝疆土和统治王朝也像一位多病的老人，难以拯救和医治。他虽已是瘦弱的老病之躯，但却胸怀一颗坚韧刚强的雄心在边塞呕心沥血地拼搏。“俟村老人”之号在林则徐晚年的作品之中虽有多次出现，但在使用的器物上却很鲜见，此番石砚上“埃村老人”题款的出现算是一个重大发现。遗憾的是，由于此砚入藏时日太久，搁置时间过长，其来源已不可考证，令人无从探究它在166年的时光中经历了怎样的传奇。
（责任编辑：阮富春）
石砚的上下天地盒盖由于时间和气候干燥的原因，部分黑生漆已剥落或卷露出曾经漆过一次黑漆的底漆，突出十分细腻的质地。木盒盖四周采用十分简单的边沿和内衬，由于天地盒盖只盖住石砚池和砚底两部分，因此石砚四侧由篆书、隶书、行书刻写的四处题跋彰显无余。这些题跋字字书写规整、雕琢精准，令笔者眼前一亮，笔者多方查阅资料并进行认真比对，确认均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诗词家、书画家留下的题记。
一、石砚的特征与题识
此砚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沙市博物馆由民间征集而来，由于当时的征集信息不详，没有留下详细的参考依据。一种说法是由左宗棠后人捐献，还有一种说法是由湘军后人转赠的。由于历时30多年，当事人都已不在，便已无从考证。但从石砚本身的特征和众多的文字来分析，它是一件极具研究价值的文房之宝。
首先看砚的材质。洮河砚虽属于四大名砚之列，但民间实际存世量并不多，也正因为石质好且罕见，它才并入名砚之列。洮河石有绿洮和红洮两种，其中尤以绿洮为贵。该砚呈浅绿色，其色清和纯正，石质晶莹细润，呵气即湿。石纹如丝，似浪滚云涌，清丽动人，属于洮河底部极难开采的石料，是极少见的洮河砚极品。砚的使用痕迹十分明显，到处都有陈墨旧痕，说明曾被长期使用。周身精美的题跋更是大气磅礴，气宇非凡。
砚台侧面按时间和人物顺序来排列，有三处题刻：其一，侧刻“大吉祥宜用”篆书五字，左右两别分别刻有“乙卯白文和“彝尊”朱文印；其二，侧刻“长蘅鉴赏”行书四字，左右分别刻“陈氏之宝”和“邵氏子湘”朱文印；其三，侧刻“湖海楼著书之砚，船山题”草书款识。右边有朱文“问陶”二字方印。这三个侧面的题跋上清楚地留下朱彝尊、邵长蘅、张问陶三人的书写文字与印章，经反复与他们传世作品文字以及印鉴比较，均一脉相承。而从这几处题跋的文字内容来分析，石砚的原主人陈维崧也浮出了水面。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清初著名的文学家、词人，其祖父是东林党骨干陈于廷，父亲陈贞慧是著名学者、诗人，他们都是明代末期反对“阉党”的主要人物。明亡时陈维崧20多岁，身世飘零，游食四方，与当时江浙一带名流吴伟业、冒襄、江振英、王士祯往来较密，尤其与朱彝尊较长时间在一起生活创作，曾合刊《朱陈村词》，传世有《湖海楼诗文词全集》。清初词坛，陈、朱并列，是“阳羡派”词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作词量非常之大，他的词雄浑雅健、旷达抒情，现存“湖海楼诗文词”有1600余首。他与留下题跋的朱彝尊、邵长蘅、张问陶都是清代有实力、有功底、有特点的文化名人，曾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留下过许多著名的诗词与文章。
“大吉祥宜用”题刻前右钤有“乙卯”白文印和“彝尊”朱文印刻（图二）。彝尊即朱彝尊（1629-1709），浙江秀水人，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尤善诗词，其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乙卯年是1675年，朱彝尊46岁，此段时期正是他与陈维崧交往最密的阶段。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博学鸿词科会试，朱彝尊与陈维崧一同被录取，同入翰林院，并同修《明史》。由于两人都是文化名人的后代，拥有相似的性情和博学的才华，并且又都是从民间通过会试步入仕途，来到朝廷中的优秀知识分子，因此在翰林院里，自然受到满族官员和从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的同行们的冷遇及白眼，这一切自然使得他们之间的友情和关系非同一般。之后，他们很快和当时在野的文化名流们汇聚在一起，较长时间相互之间的以文会友，吟诗作画，一时传为佳话。此处题刻“大吉祥宜用”，朱彝尊把对陈维崧的友情与敬意都写在这五个字里面了。
邵长蘅（1637-1704），字子湘，江苏常熟人。性颖悟，以古文辞著名，常寄情于山水。他与朱彝尊、陈维崧交往甚密，砚上所提“长蘅鉴赏”款首刻有“陈氏之宝”四字朱文印款（图三），意指此砚的主人乃陈维崧。
张问陶（1764-1814），字仲治，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著名书画家、诗人。尤善草书造诣精深，一生致力于书画及诗词的学问研究，其诗被誉为“蜀中之冠”。所提“湖海楼著名之砚”“船山题”行草体题刻（图四）。从他们的年龄上分析，陈维崧比朱彝尊大4岁，比邵长蘅大12岁。文化人之间的交往属于雅趣，很正常。而张问陶出生时陈维崧已去世82年，他的题刻只能是他与陈维崧后人之间的交往了。
此砚的底部题刻有：“道光壬寅夏予游华山，海珊大令赠砚，砚外方内圆，质坚性润，易生墨而不损毫，倍珍赏之，不谬也。癸卯春埃村老人记于北庭”，右下角钤朱文“林印”（图五）。其中“癸卯春埃村老人记于北庭”十余字用流畅的行草体书写（图六），而前文则用较工整的方形隶书体书写。
此文作者“埃村老人”，则是清代杰出的诗人、著名的政治家、伟大的禁烟领袖、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人，曾任湖广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41年因鸦片战争失败而成为替罪羊，被道光帝革职发配新疆伊犁待罪戍边。道光“壬寅”是1842年，林则徐此时正在发配新疆途中，在西安得病调养休息期间，受华阴县令姜海珊之邀游览华山。关于此次游华山多有记载，林则徐曾作长诗答谢海珊，海珊赠此砚给林则徐。林则徐携此砚前往新疆后，在使用过程中确实发现此砚方便实用，发墨效果极好，因此使用把玩之余，在数月之后欣然题刻，并把此砚的来历、特点效果以及时间过程都做了准确的记述。
二、“外方内圆”，文化名人的秉性与抱负
该砚石质温润光洁，坚硬如玉，配上黑褐色的天地盖盒更显稳重而端庄，古朴而简洁。简单的外方内圆正四方形寓意天圆地方，器型虽小却典雅精致，属于便于携带的随身石砚。四处题刻分别记载了两百余年里几位文化名人的情谊及文人雅趣。朱彝尊是当时的文房用具鉴赏高手，从题刻上分析，朱彝尊与邵长蘅的题字应该是在相近的时间，甚至就是与陈维崧三人在一起时同一时间完成的。因为他們两人的题刻正好是相对而作，符合文人之间平身、平等的礼节。而在林则徐的题刻中，“……砚外方内圆，质坚性润，易生墨而不损毫，倍珍赏之，不谬也。癸卯春埃村老人记于北庭”。此题中“倍珍赏之，不谬也”之句比较耐人寻味，因为林则徐官及极致时曾任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在盛产四大名砚之首端砚的广东省呆了数年，想当然曾经使用或把玩过多少端砚极品。因此对于题刻中海珊赠此砚时曾赞誉它的优点，林则徐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一直到数月之后在新疆安定下来，在多次使用此砚觉得物夸所实时，方有感而题记，并用了在来新疆之前极少用的“埃村老人”的号。 文中最后一句的“记于北庭”，据记载“北庭”有三种说法：一是汉武帝时，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至东汉时匈奴已元气大伤，分裂为南北二单于，史称北单于庭为北庭；二是指北庭镇，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区；三是唐代玄宗元年所设北庭，自古是重要的战略屯兵之地，现辖伊犁州。从历史记载林则徐的发配地来看，此处所记北庭应属于第三种。
三、“质坚性润”，文化名人的性格与执着
此方石砚具有质坚性润的特点，与文化名人的个性极为相似。朱彝尊所题“大吉祥宜用”篆书刻字，字体稳健庄重，布局疏密有致，符合他的书法特点。从字意上来看，面对一方普通的石砚，这位博学清高的文化人却表现出对其极其珍重与关爱。朱彝尊擅长篆书、隶书和行书，在书法界同样也是一位成就辉煌，有特点的书法家。他的篆书圆浑丰满，简洁流畅。石砚上不便多题，简单的“大吉祥宜用”五个字便可看出朱彝尊书法的深厚功力和书法布局上的技巧。既显示了书法的气势与力度，又有清韵高雅的境界与感染力。
邵子湘的“长蘅鉴赏”行书字体，展示的却是方正灵秀中刚劲风格的行书体。邵子湘楷书功底好，行书中将王羲之兰亭序中的精华部分展现得十分准确到位。
张问陶在书画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要比朱彝尊和邵子湘大，他能书善画，在山水、花鸟以及人物的处理上都有自己的风格，书法以行书和草书独具风格而影响后人，有“巴蜀奇人”之誉。加上为官清廉，做人随和低调而深受同僚和百姓的喜爱。“湖海楼著书之砚”的刚劲飘逸和流畅的“船山题”在此又是一番境界。灵动潇洒的线条，顿挫有节的韵力使字体跳跃出平面的物体而占据了视线，充分展示了字体的流畅感和节奏感，使人产生美的享受。
砚底林则徐的隶书题刻，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为佐证林则徐生平纪年，了解林则徐晚年的生活轨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林则徐对王羲之父子的行草书研究得比较深刻，能写一手流利轻快、刚劲有力的行草书。而此处，他用极少使用的篆书体，庄重地题刻在砚底中央，足见他对海珊赠砚之情的珍视与感慨。
历史上林则徐曾有三次到陕西西安，前后近三年时间。第一次是道光七年润五月初三日（1827年6月26日），抵西安任按察使兼署布政使约半年。第二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上旬，赴戍新疆经西安患疟疾，留西安调治，三月后赴戍，在养病期间游历华山。第三次，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一月初四，清廷命布彦泰为陕甘总督，未到任前，由林则徐以三品顶戴署任。同年十二月初十日，林则徐在凉州接署陕甘总督。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月，林为陕西巡抚，七月初九日抵西安。这三次居西安时间有长有短，心情有好有差，只有他第二次来到西安的时间段是心情最差、身体状况最差、行程最低调的一次。林则徐从钦差大臣的位置一下落到戍边的罪臣，巨大的落差是需要极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然而林则徐不仅平静地接受了冲击，还寄情于山水之间，吟诗作赋写下了较多的诗句。然而现实的清朝官场，平时溜须拍马的地方官吏此时都躲得不见了踪影，唯有华阴县令姜海珊不嫌弃他的戴罪之身，还专门邀了几位诗友陪同林则徐游历了华山，并且赠送自己的珍爱之砚给林则徐。于是林則徐有感而做长诗：“神君管领金天岳，坐对三峰看未足。公余喜共客登临，恰我西行来不速。……”回赠之。这首《华阴令姜海珊以余游华山》共48句，336字，吟咏了华山奇丽风景和名胜古迹，并借引抒发了期盼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人生愿望，成为林则徐的代表作之一。林则徐于1842年8月11日自西安赴戍伊犁，在伊犁开始了他的“西域遍行三万里”巡视南疆八城，提出最危险的敌人是沙俄的“防塞论”及“屯田耕战”。
此砚上的“竢”字即通“俟”字，有等候入村的老人之意。此时林则徐面对的清朝疆土和统治王朝也像一位多病的老人，难以拯救和医治。他虽已是瘦弱的老病之躯，但却胸怀一颗坚韧刚强的雄心在边塞呕心沥血地拼搏。“俟村老人”之号在林则徐晚年的作品之中虽有多次出现，但在使用的器物上却很鲜见，此番石砚上“埃村老人”题款的出现算是一个重大发现。遗憾的是，由于此砚入藏时日太久，搁置时间过长，其来源已不可考证，令人无从探究它在166年的时光中经历了怎样的传奇。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