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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于志宏 执笔/张洪福
经济学上有“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个概念。“看不见的手”出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部著作，指的是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看得见的手”出自英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指的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的理论，都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们之后各国的实践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光靠其中一只手发挥作用或片面强调其中一只手的作用，都是不行的，而必须“两手抓”。问题的关键是对这两只手的功能与职责应当合理界定，明确各自应该抓什么、怎么抓。
在浦东新区采访过程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了“看得见的手”在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和初期推广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或许能为各地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推广初期中的角色定位提供一个参照。
7月5日上午，在“2008建设和谐社会与企业社会责任（上海浦东）论坛”茶歇间隙，上海欧特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同斌正和身边的人交流：“只有这样的会我才亲自来参加，它关系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是要看长远的。”
据袁同斌了解，在浦东新区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新区各类企业大都已经或正在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在这届论坛上，中国生产力学会名誉会长蒋正华，在分析了传统经济学与现代发展观的差异后指出，单纯为股东谋取利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强调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打造软实力、打造竞争力的时代了。
为主动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浦东新区“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整整一年。
率先伸出“看得见的手”
徐玄芳，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委员会调研员，是浦东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负责人，对浦东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背景、意义、困境、优势、措施和成效，有着很清醒的认识。
徐玄芳说，浦东相比国内其他地区存在一些优势：浦东新区开发18年来，在企业规模、数量、质量等方面已积聚了基础，同时由于企业与世界接轨和交流的日益频繁，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在缩小，所以，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他们希望借助这些优势，“争取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样，在很短时间内与国际接轨。”
让浦东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如此迫切的原因，大的背景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在浦东进行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一个是区域竞争。
承担改革“试验田”责任
自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相继提出，要发挥上海浦东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出了“三个着力、四个结合”的总体要求（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要把改革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把实现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其他方面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率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浦东被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
“各种机制、观念的改革和实践，都要求浦东先走一步。我们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改革和发展不等人，时间不等人，只争朝夕，先从解决重大问题入手。”自去年开始，浦东将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有机结合在一起，探索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除了承担国家创新机制“试验田”的要求，区域竞争的压力，也要求浦东新区有一个“华丽的转身”。这方面的压力来自国外和国内两方面，“腹背受敌”。
追赶世界的脚步
就像蒋正华在演讲中指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在全球市场得到不断加强，认识不断加深，“缺乏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观念，就要受到市场的抛弃。”他举了广交会许多跨国公司签合同为例，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先决条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浦东新区，更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经济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压力和差距。
徐玄芳承认，“我们面临许多困难。一是经济基础、员工素质基础等与国际上先进的企业、城市差距较大。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二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过长，建国时间只有短短不到60年，参与全球经济的时间更短，好多法律、法规存在一个接轨的问题；实践经验少，需要逐步推进。第三，我国目前在某些政治方面也有一个与国际接轨及中国特色的问题。”
在中国特色和国际趋势面前，浦东在思考。“我们要打造‘国际化浦东’，那它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有哪些？步伐怎么调整？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来自国内的追兵
来自国内的压力主要是区域竞争的压力。随着浦东许多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在全国推广，在完成“政策造血和输血”的任务后，国内其他地区与浦东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深圳早于2003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课题调研，2005年完成了调研报告《深圳应力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006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将“建立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列为重大调研课题，课题组以《深圳应力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建议为蓝本，草拟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讨论稿。2007年5月9日，深圳正式出台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
江苏常州、浙江宁波、湖北襄樊等地市，河北省、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区，也都开始或已经制订并出台了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标准、报告、体系，组织了相关活动。
“我们再不抓紧的话，国内其他城市就追上来了。”徐玄芳说。
“浦东走在了前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整整三周年之际，在上海市综改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完成新一轮《2008年——2010年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三年行动计划框架》之际，在浦东举行这次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为与会者对未来发展的思考提供了新的理念座标。
“三十而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方针，决定了中国这艘巨轮的方向。许多省市已经认识到，将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力相结合，已渐成潮流，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法。
“前有狼，后有虎”，浦东新区确实需要在观念、机制、体制等各方面创新上进行一次新的“突围”。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符合综合配套改革关于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运行方式以及提升区域竞争力要求的最佳选择。
“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浦东走在了前面！”蒋正华说。
“路线图”中那只“看得见的手”
在企业社会责任推进过程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按徐玄芳的说法，确实“动员起了可以利用的所有力量”。
制订政策之“手”
自2007年5月，浦东新区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启动新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工作，到6月召开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提出该项工作总体设想，再到7月召开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大会，紧锣密鼓后，浦东推出了三个重要文件，即《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导则》、《浦东新区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和《浦东新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三年行动纲要》。
这三个文件，奠定了浦东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石，确立了政府、企业、中介、社会“四位一体”（即政府引导、企业自觉、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系框架和机制。浦东科学发展的“路线图”跃然纸上。
根据《导则》、《意见》和《纲要》，不论是体系和理念，还是具体评估方案的65项指标，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所要求的“三个着力、四个结合”中去。
虽然浦东新区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联席会议办公室向论坛提交的《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达标评估材料》中，称“将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工作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并将其纳入到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重要工作中”，但不论是通过材料，还是访谈，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浦东新区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并不仅仅是其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个部分”，而恰恰相反，是与综合配套改革这种自上而下、推动浦东可持续发展的手段相一致，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担当着自下而上、提升浦东竞争力的重任，并且因为在推行过程中强化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从而在所有的综合配套改革政策上都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徐玄芳说：“好多政策，都体现了CSR（企业社会责任的英文名称缩写——编者注，下同），如二元结构调整、招商引资政策等。”
推广和监督之“手”
徐玄芳强调，“我们不单是制订政策，更是双管齐下：做了大量的动员宣传和推广，同时执法机关对强制性的标准采取了许多措施，并将这些作为今后检查的重中之重。”徐玄芳的话让我们清楚的看到，在这张企业社会责任推进“路线图”中，国家和政府那只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有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政府的力量是很强的。政府想做一件事，总能动员起可以利用的所有力量去完成这项任务。”徐玄芳说，在浦东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年多时间里，各部门在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框架内，在企业社会责任专职推行机构的大力协调下，“看得见的手”，将看得见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国资委，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列为公司负责人的年终考核指标。达不到指标的，减少其全年收入的20%！而且这个指标对他们来说是否定性的，一旦达不到，第二年他们就不用评诚信单位了。”徐玄芳介绍，各政府部门基本都是按照评估方案中的65项指标进行评估的。
“东事东办”更进一步体现了政府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主导地位。根据这个原则，上海市委、市政府从加快推动浦东改革发展的实际出发，全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下放事权，赋予浦东新区更大的自主发展权、自主改革权、自主创新权。7个方面11项事权的下放，体现出浦东改革发展政策在支持上力度更大、“含金量”更高，体现了先行先试。
调控市场资源之“手”
“我们不会因为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给企业增加负担。” 李宇宏，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办公室副处长，浦东推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来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达标评估流程图》。
“一个流程根据企业实际，大约在20—30天时间，现场评估仅两三天，不会给企业太多负担。评估费用则是由政府全部买单。”
除了时间和评估费用，浦东新区还通过对市场资源的干预和调控，为企业降低推行费用。
按照市场定价，一个企业出具一份合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向中介公司支付的费用少则数万元，有的高达几十万元，这也确实成为一些中小企业不太情愿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一道门槛。李宇宏介绍，“我们对中介公司做了大量工作，基本就是用市场换服务。我们定的标准是对每家企业只收3000块钱，其他，通过中介公司和企业建立固定联系后的培训等市场来弥补。”
在不平衡中选择普适性
从GDP转向CSR为浦东科学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
位于浦东的金桥出口加工区，是全国单位土地产出量最高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去年工业总产值实现1595亿元，全球500强中有51家在此投资了79个项目，拥有“世界名牌金桥造”的盛名。
但就是这个已经形成全国领先的“土地精深化开发招商引资模式”的金桥，却对既有发展模式进行了自我否定。他们将“二次开发”的重点放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去年金桥引进的67个项目中就有42个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如今，在金桥集聚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已达350多家，去年营业收入达292亿元，形成总部经济、研发设计、商贸营运、服务外包等新的产业亮点。
按照徐玄芳的解释，在招商引资方面的调整，其实就是浦东新区自上而下的综合配套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相辅相成的结果。
“制造业企业虽然对GDP影响较大，但占用资源太大！我们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政策和企业社会责任体系，都要求不能盲目引进传统制造业，即使有再大的指标效应也不行。”
浦东着力引进的生产性服务业，从企业社会责任所强调的责任竞争力角度来看，恰恰克服了传统制造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占用资源大、竞争力低下等弊端，从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为浦东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浦东的科学发展观，在GDP的基础上，CSR的色彩越来越浓。
探求普适性标准
作为一个具体负责人，徐玄芳已经不再担心企业社会责任在浦东的具体推进工作，因为“四位一体”的推进机制在浦东已经成熟。他非常乐观地邀请我们：
“再过三年，你们再来看浦东，一定会是实质性的、大的改观！”
在浦东成熟的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机制背后，仍然存在一些不平衡。
“从目前推进来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中的大企业推进得比较好，公司主要领导对CSR重视的企业推进得比较好，但对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推进太难。”
除了要考虑区内企业间因发展的不平衡和行业特点等原因导致的企业社会责任推进不平衡，浦东更多的还要考虑地区间的不平衡。这是作为机制和体制的“试验田”对他们的基本要求：从地方政府到国家，从个案到普适。
“浦东经济发展形势好，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时有政策支持、企业素质、员工素质、财力等各方面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在上海其他个别区县，或许就成了劣势。”同时，徐玄芳强调，浦东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和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工作，更多的也承担了全国试点工作。“这个试验田里种出来的稻子，就应该种到任何田里都能成活才行。”
因此，他特别渴望了解世界上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城市在CSR标准制订方面的情况。“根据我们了解和掌握的东西，结合浦东实际情况和国情，择取、结合、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和体系来，包括强制性的和非强制性的标准，以及据实际情况制订的特殊标准等。”
普适性不是“一刀切”
这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徐玄芳认为应该适合绝大多数地区和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推行工作。因此，他和同事们现在具体负责的浦东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不敢眼睛只盯着浦东，不敢搞特殊。在普适性的标准没有出台前，浦东反对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中搞“一刀切”。李宇宏认为，“如果不切实际地搞‘一刀切’，中小企业就完了，根本达不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目的。”
为了这个长远目标，他们除了做好编写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及推广、完成区内100家企业评估等具体工作以积累经验外，将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普适性研究和实践。这是一项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的工作。
围绕标准完善、标准发布、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备案的有关程序，他们争取今年第三季度将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导则上升为上海市地方标准，成为国内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省级“地方标准”。同时，争取年内使浦东新区成为商务部在全国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试验示范区域。
“看得见的手”在种好“试验田”的同时，也在担负着下一步种好其他地方“责任田”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