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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有言：“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或许过于疏离于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但这却深契德国学术精神的寂寞要义。对世界现代学术之发展了然于胸的钱氏，在寂寞生命的生涯之中，完成了《谈艺录》的精深与《管锥篇》的博大，这都是符合学术伦理的基本规则的。这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其实提醒我们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并非无轨迹可循。
有学者提出“学者的人间情怀”的概念，痛快淋漓地表态：“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陈平原语）。这些都是见道之语，给我们后来者留下了理解学者、学术和社会的开门之匙。学风建设说到底是学术伦理的基本归位和思考，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现实社会乃至学术社会都有非常现实乃至功利的一面，我们不可能脱离这样的语境而生存，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学术人，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应具备理想情怀的那一小撮人，我们不应忘记自己的理想主义坚守的位置，哪怕是在现今时代显得极为空洞的。蔡元培那代大转型时期的知识精英高度重视伦理学的重要，他们引进西方（主要是德国）的伦理学，强调“西洋伦理学，则自培根以后，日月进步，及今已崭然独立而为一科学，学说竞优”，要处理的正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作为人类社会灯塔的大学与学术也不例外，没有学术伦理的基本维度，我们很难在学术史考镜源流、辨证学术的脉络中实现作为学人的真正价值。而这一点，是古今不易、中外部分的。所以我们就很可以理解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也。
西学之来也，非袭之而不能御与驭。此中国学术至现代后之一大变局，必须高度重视。一方面，“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既供地志、时钟，兼自述其制器现象之能，明其不徒恃传教为生也”。另一方面，是王韬所言：“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所谓“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当非虚语。在这双重考验中，我们最需要学习的，是西学的学术精神，伦理精神。这一点德国学者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1789年5月26日晚六点，在耶拿大学，年及而立的席勒进行他为人师者的首次演说，题为：“何为普遍历史及普遍历史何为？”有关“普遍历史”的概念涉及到整个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德国理念”，关系重大，这且按下不论。此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演讲中，席勒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学者”（Brotgelehrter）与“哲学之士”（philosophischer Kopf）。1803年，谢林在耶拿大学开设了《关于学术研究型学习方法》的课程，延续席勒的思路，在学理上总结“利禄之学”（Brotwissenschaften）的概念，并摒斥之。所针对的，都是其时甚嚣尘上的、渗透到大学肌体中的实用主义思维。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则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过渡的一个桥梁或组成的有机部分，而且还具有为德国学术在理论上“正名”的意义。或者，进一步地说，“知识学”就是学术哲学（Wissenschaftsphilosophie），费希特具有自觉的阐释与建构“学术哲学”的主观意识。这点，从其命名就可以看出来，所谓“Wissenschaft-slehre”就是以所有的Wissenschaften为其关注的对象。从《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开始到《以知识学为原则的伦理学体系》，费希特的哲学建构基本可以概括为“知识学”。而后者之中对学者使命的追问，则尤其迫切而具现实维度。学术伦理学的命题在知识学的整体背景下日益彰显，应该说，这是具有为“现代学术立心魄”（Seele dermodernen Wissenschaften）的枢纽性追问，而且具备鲜明的德国“形而上”特征。从《学者的使命》到《以学术为业》，德国学术有其内在的精神凝聚所在。这正是德国学术为何能后来居上，在很短暂的时间里为世人所瞩目，并形成大规模留德潮流的重要原因。不仅能有学术进步的突飞猛进，更具备学术精神之风骨独标，这才是德国学术对于现代世界学术的重大贡献，或曰引领风尚之意义。
我曾提出“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的二元结构，并希望其达致“和谐社会”的三维可能。在世界范围，或许也正可能形成一种制约西方现代性无限扩张的另类方案。这表现在学术伦理层面其实也是如此。在现代中国的权力与资本逐渐合流的语境里，我们普遍采用“知识生产”的概念，这或许是某种基本事实，但从价值理念上来说，恰恰是精英人物必须反抗的东西。否则，精英的灯塔意义竟又何在呢？福柯、布迪厄的理论很现实，也很好用，但他们最糟糕的是，没有为人类文明史的走向点燃明亮的灯盏，哪怕是一盏温馨的小桔灯也好呢？然而不，他们或许是坚持求真的学人，在一往无前的求知路上执着前行、风雨无阻；但他们忘记了，人是需要方向的，茫茫大众就更是如此。
在如此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我们是否需要回到一个伦理秩序井然的时代里？重温故往，我们不仅可以获得美丽或悲伤的记忆，也可以获得宝贵而难得的经验，这正可为我们重启征程提供资源。
诚然，我们还是要在学论学，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学术归位，我们自身就处于一种选择的过程之中：“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学术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不会依照任何外在的强力意志而更改。作为学术中人，我们只有认识并尊重这种基本规律，才可能在漫漫学术路上坚守本位、祈福人类。
有学者提出“学者的人间情怀”的概念，痛快淋漓地表态：“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陈平原语）。这些都是见道之语，给我们后来者留下了理解学者、学术和社会的开门之匙。学风建设说到底是学术伦理的基本归位和思考，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现实社会乃至学术社会都有非常现实乃至功利的一面，我们不可能脱离这样的语境而生存，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学术人，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应具备理想情怀的那一小撮人，我们不应忘记自己的理想主义坚守的位置，哪怕是在现今时代显得极为空洞的。蔡元培那代大转型时期的知识精英高度重视伦理学的重要，他们引进西方（主要是德国）的伦理学，强调“西洋伦理学，则自培根以后，日月进步，及今已崭然独立而为一科学，学说竞优”，要处理的正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作为人类社会灯塔的大学与学术也不例外，没有学术伦理的基本维度，我们很难在学术史考镜源流、辨证学术的脉络中实现作为学人的真正价值。而这一点，是古今不易、中外部分的。所以我们就很可以理解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言不虚也。
西学之来也，非袭之而不能御与驭。此中国学术至现代后之一大变局，必须高度重视。一方面，“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既供地志、时钟，兼自述其制器现象之能，明其不徒恃传教为生也”。另一方面，是王韬所言：“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所谓“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当非虚语。在这双重考验中，我们最需要学习的，是西学的学术精神，伦理精神。这一点德国学者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1789年5月26日晚六点，在耶拿大学，年及而立的席勒进行他为人师者的首次演说，题为：“何为普遍历史及普遍历史何为？”有关“普遍历史”的概念涉及到整个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德国理念”，关系重大，这且按下不论。此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演讲中，席勒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学者”（Brotgelehrter）与“哲学之士”（philosophischer Kopf）。1803年，谢林在耶拿大学开设了《关于学术研究型学习方法》的课程，延续席勒的思路，在学理上总结“利禄之学”（Brotwissenschaften）的概念，并摒斥之。所针对的，都是其时甚嚣尘上的、渗透到大学肌体中的实用主义思维。费希特的“知识学”体系，则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过渡的一个桥梁或组成的有机部分，而且还具有为德国学术在理论上“正名”的意义。或者，进一步地说，“知识学”就是学术哲学（Wissenschaftsphilosophie），费希特具有自觉的阐释与建构“学术哲学”的主观意识。这点，从其命名就可以看出来，所谓“Wissenschaft-slehre”就是以所有的Wissenschaften为其关注的对象。从《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开始到《以知识学为原则的伦理学体系》，费希特的哲学建构基本可以概括为“知识学”。而后者之中对学者使命的追问，则尤其迫切而具现实维度。学术伦理学的命题在知识学的整体背景下日益彰显，应该说，这是具有为“现代学术立心魄”（Seele dermodernen Wissenschaften）的枢纽性追问，而且具备鲜明的德国“形而上”特征。从《学者的使命》到《以学术为业》，德国学术有其内在的精神凝聚所在。这正是德国学术为何能后来居上，在很短暂的时间里为世人所瞩目，并形成大规模留德潮流的重要原因。不仅能有学术进步的突飞猛进，更具备学术精神之风骨独标，这才是德国学术对于现代世界学术的重大贡献，或曰引领风尚之意义。
我曾提出“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的二元结构，并希望其达致“和谐社会”的三维可能。在世界范围，或许也正可能形成一种制约西方现代性无限扩张的另类方案。这表现在学术伦理层面其实也是如此。在现代中国的权力与资本逐渐合流的语境里，我们普遍采用“知识生产”的概念，这或许是某种基本事实，但从价值理念上来说，恰恰是精英人物必须反抗的东西。否则，精英的灯塔意义竟又何在呢？福柯、布迪厄的理论很现实，也很好用，但他们最糟糕的是，没有为人类文明史的走向点燃明亮的灯盏，哪怕是一盏温馨的小桔灯也好呢？然而不，他们或许是坚持求真的学人，在一往无前的求知路上执着前行、风雨无阻；但他们忘记了，人是需要方向的，茫茫大众就更是如此。
在如此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我们是否需要回到一个伦理秩序井然的时代里？重温故往，我们不仅可以获得美丽或悲伤的记忆，也可以获得宝贵而难得的经验，这正可为我们重启征程提供资源。
诚然，我们还是要在学论学，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学术归位，我们自身就处于一种选择的过程之中：“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学术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不会依照任何外在的强力意志而更改。作为学术中人，我们只有认识并尊重这种基本规律，才可能在漫漫学术路上坚守本位、祈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