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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们看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两个支柱，两者之间的暗中角力已持续几十年，某些时候甚至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争斗始于两个人的恩怨 这两大谍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埃德加·胡佛领导的FBI和威廉·多诺万麾下的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互相瞧不上眼。
1939年二战爆发后，胡佛严防其他竞争机构介入他的情报领域，因此经常与海军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局发生纠纷。为加强国内管控，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0年6月赋予胡佛国内调查的管辖权，从此胡佛的地位便不可动摇，但对外情报工作却给他带来挑战。1941年初，13个不同的机构源源不断地将国外情报送进白宫，罗斯福面临一个建立情报秩序的紧迫问题。同年夏天，罗斯福派一战英雄多诺万出国考察，后者随后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面负责海外情报活动并监督对外宣传。
稍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尽管后世对美国是否事先知道日本的偷袭计划有所争论，但在当时，这场灾难性事件被认为是FBI的重大情报失误，美国媒体甚至写道，“国内的超级侦探、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们决定“集中化”情报组织。1942年6月，战略情报局成立，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
大战期间，多诺万与胡佛的矛盾甚多。1942年10月，当多诺万手下的特工潜入西班牙驻墨西哥使馆偷拍一本海事密码簿时，FBI的人也赶到。警报嘶鸣，红灯忽闪，战略情报局的人只好逃走。多诺万对此大为恼火。1943年，多诺万提出战略情报局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建立联系的计划，胡佛听到风声后，立即致信白宫，警告这样做会“对本国内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最后该事件不了了之。1944年11月，多诺万向罗斯福提议将战略情报局改组为一个新的对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中情局，直接对总统负责。由于该消息被泄露，建议没有实施。多诺万确信是胡佛从中作梗，历史学家们也同意他的看法。
围绕苏联叛逃特工角力 1946年1月，新总统杜鲁门下令组建中央情报组，一年多后，成立中情局。两大机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但产生矛盾仍然在所难免。
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之间的“联络问题”造成了1963年肯尼迪遇刺的悲剧，而两者之间的内斗更是妨碍了调查的展开。这起事件聚焦点在于苏联叛逃特工尤里·诺申科。1962年，他带着外交使命前往日内瓦，同中情局取得接触。1964年，诺申科声称自己已经暴露，然后在中情局安排下逃往美国。
诺申科称，他能提供刺杀案的重要信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奥斯瓦尔德曾受克格勃监视，但克格勃从未试图招募他。这一问题很关键，因为克格勃同奥斯瓦尔德的交往可能暗示苏联卷入刺杀事件。这时，联邦调查局控制着的代号“费多拉”的叛逃人员证实了诺申科的说法。但复杂的是，“费多拉”最终被视为是为苏联工作的双料间谍，而且中情局进行的两次测谎都证明诺申科在奥斯瓦尔德一事上撒谎。由此，两大机构就苏联叛逃人员的忠诚发生冲突。联邦调查局认为诺申科说的是真话，而中情局确信他通过撒谎来保护莫斯科。
中情局接着又通过力挺另一名苏联克格勃叛逃人员戈利岑相抗衡，后者指控诺申科是莫斯科安插的特工。1970年，“诺申科-戈利岑冲突”达到顶点时，胡佛打电话给尼克松总统，问他如何看待联邦调查局从奥列格·利亚林（在伦敦活动的一名克格勃人员）处获取的报告，尼克松答说从未收到过报告。胡佛这才发现，中情局反间谍处竟然宣称那些是假情报，扣下了它们。
“水门”事件祸及CIA 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间的微妙关系在“水门事件”中也得到凸显。1972年6月，“水门事件”发生，尼克松试图阻止FBI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但遭到拒绝。这时紧张气氛也笼罩着中情局，因为白宫顾问约翰·迪安告诉中情局副局长，闯入水门大厦的人中，多数与中情局有瓜葛。为脱开干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指示招待处长科尔比不要主动说什么，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中情局都没义务向FBI提供这类情报。这时胡佛已经去世，FBI代理局长格雷直接找上门，询问闯入水门是否是中情局的某项行动计划。赫尔姆斯自然一概否认。
尼克松方面得知FBI怀疑中情局后，建议借助中情局的力量，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去阻止FBI。
后来“水门事件”真相大白，尼克松下台，中情局被指成为一党一人的工具。那时的赫尔姆斯已是驻伊朗大使，他不断飞回华盛顿作证。他不承认有罪，并信守不透露中情局秘密的誓言，被稱为“守口如瓶的人”。1977年11月4日，他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而判处缓期徒刑两年，罚款2000美元。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内部分别出现的间谍案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关系，致使联络出现问题，最终造成导致“9·11事件”的情报失误。至今，中情局人员仍然被联邦调查局视为知识分子、喝着葡萄酒、抽着烟斗、有时很冷淡的人，中情局则将联邦调查局人员看成抽雪茄、喝啤酒、敲门的警察。有美国媒体形容称，这真是一对“糟糕的朋友”。
争斗始于两个人的恩怨 这两大谍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埃德加·胡佛领导的FBI和威廉·多诺万麾下的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互相瞧不上眼。
1939年二战爆发后，胡佛严防其他竞争机构介入他的情报领域，因此经常与海军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局发生纠纷。为加强国内管控，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0年6月赋予胡佛国内调查的管辖权，从此胡佛的地位便不可动摇，但对外情报工作却给他带来挑战。1941年初，13个不同的机构源源不断地将国外情报送进白宫，罗斯福面临一个建立情报秩序的紧迫问题。同年夏天，罗斯福派一战英雄多诺万出国考察，后者随后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面负责海外情报活动并监督对外宣传。
稍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尽管后世对美国是否事先知道日本的偷袭计划有所争论，但在当时，这场灾难性事件被认为是FBI的重大情报失误，美国媒体甚至写道，“国内的超级侦探、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成为众矢之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们决定“集中化”情报组织。1942年6月，战略情报局成立，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
大战期间，多诺万与胡佛的矛盾甚多。1942年10月，当多诺万手下的特工潜入西班牙驻墨西哥使馆偷拍一本海事密码簿时，FBI的人也赶到。警报嘶鸣，红灯忽闪，战略情报局的人只好逃走。多诺万对此大为恼火。1943年，多诺万提出战略情报局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建立联系的计划，胡佛听到风声后，立即致信白宫，警告这样做会“对本国内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最后该事件不了了之。1944年11月，多诺万向罗斯福提议将战略情报局改组为一个新的对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中情局，直接对总统负责。由于该消息被泄露，建议没有实施。多诺万确信是胡佛从中作梗，历史学家们也同意他的看法。
围绕苏联叛逃特工角力 1946年1月，新总统杜鲁门下令组建中央情报组，一年多后，成立中情局。两大机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但产生矛盾仍然在所难免。
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之间的“联络问题”造成了1963年肯尼迪遇刺的悲剧，而两者之间的内斗更是妨碍了调查的展开。这起事件聚焦点在于苏联叛逃特工尤里·诺申科。1962年，他带着外交使命前往日内瓦，同中情局取得接触。1964年，诺申科声称自己已经暴露，然后在中情局安排下逃往美国。
诺申科称，他能提供刺杀案的重要信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奥斯瓦尔德曾受克格勃监视，但克格勃从未试图招募他。这一问题很关键，因为克格勃同奥斯瓦尔德的交往可能暗示苏联卷入刺杀事件。这时，联邦调查局控制着的代号“费多拉”的叛逃人员证实了诺申科的说法。但复杂的是，“费多拉”最终被视为是为苏联工作的双料间谍，而且中情局进行的两次测谎都证明诺申科在奥斯瓦尔德一事上撒谎。由此，两大机构就苏联叛逃人员的忠诚发生冲突。联邦调查局认为诺申科说的是真话，而中情局确信他通过撒谎来保护莫斯科。
中情局接着又通过力挺另一名苏联克格勃叛逃人员戈利岑相抗衡，后者指控诺申科是莫斯科安插的特工。1970年，“诺申科-戈利岑冲突”达到顶点时，胡佛打电话给尼克松总统，问他如何看待联邦调查局从奥列格·利亚林（在伦敦活动的一名克格勃人员）处获取的报告，尼克松答说从未收到过报告。胡佛这才发现，中情局反间谍处竟然宣称那些是假情报，扣下了它们。
“水门”事件祸及CIA 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间的微妙关系在“水门事件”中也得到凸显。1972年6月，“水门事件”发生，尼克松试图阻止FBI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但遭到拒绝。这时紧张气氛也笼罩着中情局，因为白宫顾问约翰·迪安告诉中情局副局长，闯入水门大厦的人中，多数与中情局有瓜葛。为脱开干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指示招待处长科尔比不要主动说什么，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中情局都没义务向FBI提供这类情报。这时胡佛已经去世，FBI代理局长格雷直接找上门，询问闯入水门是否是中情局的某项行动计划。赫尔姆斯自然一概否认。
尼克松方面得知FBI怀疑中情局后，建议借助中情局的力量，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去阻止FBI。
后来“水门事件”真相大白，尼克松下台，中情局被指成为一党一人的工具。那时的赫尔姆斯已是驻伊朗大使，他不断飞回华盛顿作证。他不承认有罪，并信守不透露中情局秘密的誓言，被稱为“守口如瓶的人”。1977年11月4日，他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而判处缓期徒刑两年，罚款2000美元。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内部分别出现的间谍案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关系，致使联络出现问题，最终造成导致“9·11事件”的情报失误。至今，中情局人员仍然被联邦调查局视为知识分子、喝着葡萄酒、抽着烟斗、有时很冷淡的人，中情局则将联邦调查局人员看成抽雪茄、喝啤酒、敲门的警察。有美国媒体形容称，这真是一对“糟糕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