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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正确制订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指导方针,有力地保障了部队供给,改善了群众生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关键词:战时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原则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45-05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及新四军军部遵照毛泽东关于“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的指示,分析了华中、江南地区当时的政治形势、经济环境,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政策和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确立并实践了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所谓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就是指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开展的社会物质生产或再生产,以及筹划抗战所需财力、物力等相关活动。它既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商业贸易、财政税收与金融货币各方面的活动,也包括反对国民党军需控制、争取海内外援助、战时民运与后勤保障等内容。而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就是指导这些活动顺利进展的目标和方向,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的确立,对于在经济领域开展对敌斗争,改善人民生活,保障根据地各种经济活动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确立的历史背景
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确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因为日、伪、顽的严密封锁,物质生活贫乏,生活环境艰苦。为了从经济上削弱日伪统治,壮大新四军经济实力,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制定了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午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抗日战争即进入相持阶段。在此之后,日军逐渐增兵华中敌后,进攻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一方面巩固所占领区域,另一方面大肆倾销日货,高价收买粮食以及军用品原料出口,开发掠夺占领区的物质资源,肆意征收税赋,并用“军用手票”的伪票来榨取抗日根据地的资金,强行征募壮丁编成伪绥靖队、伪“皇协军”等等,企图以之来弥补日本国内财力、物力的不足,从而达到支持长期战争的目的。因此,利用经济的手段来破坏敌人的经济便成为新四军抗日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使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此后;国民党军事当局不断扣发新四军原本就杯水车薪的给养,并一再缩小、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不断派部队向新四军进攻,公然制造反共摩擦。华中敌后的三角斗争局面日趋复杂和激烈,新四军的抗战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之中。
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争。中国是以一个弱国同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相拼杀。但日本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资源缺乏、先天不足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地广、人多、物博的一个大国。只要我们能很好地运用,合理地征发,使资源的供给源源补充.就一定能战胜敌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向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①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真知灼见。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敌后抗战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环境之中,与后方交通阻绝隔断,一切工商业均遭受破坏。敌人占领城市及交通要道,新四军只占领乡村。在相持阶段,日军实施的是“以战养战”、掠夺资源、推销奢侈品、吸收法币、残酷破坏并举的财政经济政策。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必须做到自力更生.在解决自己需要的同时,设法遏止日军的掠夺与破坏。如果新四军不能解决自己的财政经济问题,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就是不可能的。本来战争就是财力、物力的角逐,战争所要求的财力资源是巨大的。抗日根据地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能够长期供给与补充敌后抗日部队的财力、物力、人力。因此,“敌后根据地内财政经济的建立与加强及财政经济政策正确的执行,对于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巩固敌后抗日统一战线,发扬人民抗日积极性及在财政经济上打击敌人等均具有决定的意义。” ②
二、中共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对战时经济工作的论述与指示
中共中央领导人高度关注和重视战时经济工作,曾就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帮助、指导各抗日根据地战时经济工作的开展,党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还专门就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作出论述与指示。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指出:战时“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之原则”。1939年6月,中央军委《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的指示中申明:“在军队的物资方面,应有艰苦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进行深入的节省运动,节省财政、弹药、医药、通讯材料等;另方面进行征集资材的工作,进行生产运动及合作社运动,帮助地方政权开发资源,调集一批干部,加以训练,以加强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保证我军物资供给之自立而不依靠他人。”并指出:“这是一种艰难的刻苦的任务,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难备。”③1940年2月,中共中央明察全国各根据地的现状,及时指出财政经济工作是“支持长期战争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工作”,“没有认真的财政经济工作,我们将遇到绝大困难”。④这些指示,着重强调了战时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明确了目标。
抗日战争时期,一切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都是为了解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需供给问题。如果片面强调财政,不了解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只是在财政收支上打转转,目光短浅,那么财政问题最终也难以解决。毛泽东强调: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⑤针对某些同志不愿从事经济工作,认为做这种工作没有很好的前途的思想情绪,刘少奇也明确指出:“财经工作是最主要的工作,与军队是同等重要的抗战工作。”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经济工作、工厂工作这样有前途”。 ⑦
1939年2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他在新四军欢迎晚会演说词中就新四军的经济斗争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常常的提到要建设自己的国防工业,我们要破坏敌人的经济建设。这一种工作在我们方面,还是开始的状态,还不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尤其是破坏敌人的经济方面,大家清清楚楚知道今天我们在所有的游击区域在敌人的后方,是不是已经做到破坏敌人一切经济的开发和经济建设。我想你们很清楚地知道没有完全做到,许多牛产品如米棉、鸡蛋等,衣芜湖这一带多被日本强盗收买了去。我们从上海来的同志,晓得上海,许多工厂被日本强盗占领了的,又重新在那个地方开起来了。还有许多铁路矿山,日本强盗还打算恢复。这都告诉我们,破坏敌人的经济建设,还没有得到最大的成绩。”为此他强调,抗日战争新阶段的一切中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让敌人在占领地区,在敌人后方,把我们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拿去解决他的困难.增加我们的困难。”“举起新四军铁的拳头,使敌人再不能在长江两岸依靠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自己的困难,使他不得不消耗他自己的资财力量,使敌人达到最大的困难,造成敌人在华中的失败。”⑧
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又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其中就特别强调“过去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游击队胜利的集中,迅速开赴前线,转入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现在我们要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政治经济斗争”。要打破敌人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开发占领区资源的政策,必须有针对性地做许多工作,主要包括“彻底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爆炸敌人的矿山、工厂”,“封锁敌人的商业”,“敌人发行的伪币,我们的地区不能使用”,“研究在游击战中怎样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譬如江南有许多棉花,应研究怎样自纺自织,供给自己的需要”等等。⑨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给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就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来执行的。
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也撰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战略相持阶段内军事进攻转为政治战和经济战的阴谋。1939年5月,他在《关于铜南繁地区如何与敌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一文中,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这些地区所玩的花样:首先是政治歉骗,强调反共反蒋,号召和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内部相互猜疑,互相冲突.达到他们以华制华的目的。此外.还在芜湖发动反英运动,企图排斥英国权利,转移中国民众的抗日目标。其次是采取怀柔政策,改变专门烧杀手段,争取落后群众被他们利用。第三是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一面收买人心,一面威胁民众,使民众不得不屈服于敌人统治之下,做他的顺民奴隶。第四是扶植汉奸伪政权,到处强迫民众登记户口(当地老百姓所谓上名字),成立自治会。帮助他压迫民众抗日运动,征收粮食。第五是高价收买粮食,以芜湖为中心,到处利用奸商、贫民、小贩从我们内地偷运粮食、鸡蛋、猪鬃、鸡毛出口,一方面供应其军用,并造成我们粮食恐慌;另一方面,经过奸商线索,制造汉奸间谍,以散布其政治欺骗,并刺探我方军情。第六是大批倾销日货,假冒国货招牌,使用军票以流通其金融。第七是修筑铁路、开采矿山,以补充其军用材料。针对敌人的阴谋.邓于恢总结对敌经济斗争经验,就如何揭露敌人的政治效骗与怀柔政策、反对户口登记、禁止粮食出口资敌、抵制仇货、乡村武装自卫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⑩
针对日寇加紧“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巩固占领区的敌伪统治,企图实现其所梦想的“经济开发”“农村复兴”的政策,以榨取中国人力、物力、财力来挽救他们在长期战争中兵力不足及财政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垂死命运,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为纪念新四军成立两周年,于1939年11月撰写《论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一文,强调在当前的情况下要“动员民众反对敌人的经济侵略,以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这应在广大的敌后民众中号召与组织对敌的经济战争;开展抵制敌人的不合作运动,拒用日货伪钞与敌人军用票,不买日货,不供给敌人粮食和原料,特别严防敌人吸收现金法币和军用品,另一方面应广泛地开展群众经济游击战,破坏敌伪交通运输,袭击敌伪工厂矿山与货站,在敌人对游击区进攻时,更应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对敌的空舍清野运动,以困敌疲敌造成敌人进攻的极大困难。最后应该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下,同时顾及民众必须的生活要求,按照各地不同情形适当的组织与指导群众的合作运动,出产运动与节约运动,以便利国军与游击队的给养补充,和民众生活的改善,使敌后游击战争的坚持,获得必需的经济保证”。B11袁国平关于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对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任务进一步予以明确。
从中共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对战时经济工作的论述与指示来看,中共中央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是及时的、有力的、具有普遍意义。新四军领导人既很好地贯彻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又根据自己所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战时经济工作的目标和任务。这些都为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认识基础。
三、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确立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战争,是广泛动员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战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贫富,抗战救国人人有责。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党发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号召,强调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B12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来展开。这就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组织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使之为着战争供给而效力”。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开展生产运动。这些论述使抗日军民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得以明确。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1943年10月,他为中共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同年11月,又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以《组织起来》为题的讲话,指出为了使战时经济工作获得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机关、部队、学校的力量,男女老幼的全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毛泽东特别强调,克服农民贫苦的惟一办法,就是组织起来,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B13这些讲话和报告,从纠正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种种偏向入手,对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加以概括,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B14这一总方针也是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一战时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具体地说,一方面是破坏敌人“以战养战”计划,与敌人的经济侵略及封锁作斗争;另一方面,要保证抗战资粮之供给与抗战中国民经济之发展,以求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历史使命是:以经济的办法破坏敌人的经济,打破日寇“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阴谋;有效地进行反军需控制,争取包括海外同胞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支援;发展人民的战时经济,保障抗日军民的斗争需要;强化军事后勤工作,支援抗日前线。
为了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时经济工作方针,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原则。在各项生产事业中,按照“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即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做到首先保证抗日军需,同时保证人民日常生活需要,要发展公营工业,也要发展私人工业;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以便调动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同时克服发展过程中的散漫、盲目性,加强统一计划性;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就是在发展生产过程中尽量节约人力、物力;在组织经济中,实现互助合作、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实行“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以正确处理战斗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些政策和原则在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和执行。
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方针的确立,为根据地战时经济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使各项经济工作有章可循。正是在这些方针的正确指导下,新四军局华中抗日根据地战时经济工作逐步发展,并日趋走向繁荣,从根本上奠定了新四军持续抗战的基础,确保了新四军抗战的最后胜利。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8页。
②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③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1940年2月1日。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1～892页。
⑥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3页。
⑧周恩来《新阶段的新关键》,载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114页。
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7～108页。
⑩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1～159页。
B11袁国平《论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载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9页。
B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5页。
B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页。
B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1页。
关键词:战时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原则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45-05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及新四军军部遵照毛泽东关于“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的指示,分析了华中、江南地区当时的政治形势、经济环境,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政策和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确立并实践了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所谓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就是指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开展的社会物质生产或再生产,以及筹划抗战所需财力、物力等相关活动。它既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商业贸易、财政税收与金融货币各方面的活动,也包括反对国民党军需控制、争取海内外援助、战时民运与后勤保障等内容。而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就是指导这些活动顺利进展的目标和方向,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的确立,对于在经济领域开展对敌斗争,改善人民生活,保障根据地各种经济活动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确立的历史背景
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确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因为日、伪、顽的严密封锁,物质生活贫乏,生活环境艰苦。为了从经济上削弱日伪统治,壮大新四军经济实力,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制定了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午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抗日战争即进入相持阶段。在此之后,日军逐渐增兵华中敌后,进攻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一方面巩固所占领区域,另一方面大肆倾销日货,高价收买粮食以及军用品原料出口,开发掠夺占领区的物质资源,肆意征收税赋,并用“军用手票”的伪票来榨取抗日根据地的资金,强行征募壮丁编成伪绥靖队、伪“皇协军”等等,企图以之来弥补日本国内财力、物力的不足,从而达到支持长期战争的目的。因此,利用经济的手段来破坏敌人的经济便成为新四军抗日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使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此后;国民党军事当局不断扣发新四军原本就杯水车薪的给养,并一再缩小、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不断派部队向新四军进攻,公然制造反共摩擦。华中敌后的三角斗争局面日趋复杂和激烈,新四军的抗战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之中。
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争。中国是以一个弱国同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相拼杀。但日本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资源缺乏、先天不足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地广、人多、物博的一个大国。只要我们能很好地运用,合理地征发,使资源的供给源源补充.就一定能战胜敌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向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①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真知灼见。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敌后抗战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环境之中,与后方交通阻绝隔断,一切工商业均遭受破坏。敌人占领城市及交通要道,新四军只占领乡村。在相持阶段,日军实施的是“以战养战”、掠夺资源、推销奢侈品、吸收法币、残酷破坏并举的财政经济政策。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必须做到自力更生.在解决自己需要的同时,设法遏止日军的掠夺与破坏。如果新四军不能解决自己的财政经济问题,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就是不可能的。本来战争就是财力、物力的角逐,战争所要求的财力资源是巨大的。抗日根据地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能够长期供给与补充敌后抗日部队的财力、物力、人力。因此,“敌后根据地内财政经济的建立与加强及财政经济政策正确的执行,对于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巩固敌后抗日统一战线,发扬人民抗日积极性及在财政经济上打击敌人等均具有决定的意义。” ②
二、中共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对战时经济工作的论述与指示
中共中央领导人高度关注和重视战时经济工作,曾就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帮助、指导各抗日根据地战时经济工作的开展,党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还专门就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作出论述与指示。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明确指出:战时“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之原则”。1939年6月,中央军委《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的指示中申明:“在军队的物资方面,应有艰苦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进行深入的节省运动,节省财政、弹药、医药、通讯材料等;另方面进行征集资材的工作,进行生产运动及合作社运动,帮助地方政权开发资源,调集一批干部,加以训练,以加强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保证我军物资供给之自立而不依靠他人。”并指出:“这是一种艰难的刻苦的任务,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难备。”③1940年2月,中共中央明察全国各根据地的现状,及时指出财政经济工作是“支持长期战争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不可分离的工作”,“没有认真的财政经济工作,我们将遇到绝大困难”。④这些指示,着重强调了战时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明确了目标。
抗日战争时期,一切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都是为了解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需供给问题。如果片面强调财政,不了解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只是在财政收支上打转转,目光短浅,那么财政问题最终也难以解决。毛泽东强调: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⑤针对某些同志不愿从事经济工作,认为做这种工作没有很好的前途的思想情绪,刘少奇也明确指出:“财经工作是最主要的工作,与军队是同等重要的抗战工作。”⑥“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没有经济工作、工厂工作这样有前途”。 ⑦
1939年2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他在新四军欢迎晚会演说词中就新四军的经济斗争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常常的提到要建设自己的国防工业,我们要破坏敌人的经济建设。这一种工作在我们方面,还是开始的状态,还不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尤其是破坏敌人的经济方面,大家清清楚楚知道今天我们在所有的游击区域在敌人的后方,是不是已经做到破坏敌人一切经济的开发和经济建设。我想你们很清楚地知道没有完全做到,许多牛产品如米棉、鸡蛋等,衣芜湖这一带多被日本强盗收买了去。我们从上海来的同志,晓得上海,许多工厂被日本强盗占领了的,又重新在那个地方开起来了。还有许多铁路矿山,日本强盗还打算恢复。这都告诉我们,破坏敌人的经济建设,还没有得到最大的成绩。”为此他强调,抗日战争新阶段的一切中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让敌人在占领地区,在敌人后方,把我们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拿去解决他的困难.增加我们的困难。”“举起新四军铁的拳头,使敌人再不能在长江两岸依靠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自己的困难,使他不得不消耗他自己的资财力量,使敌人达到最大的困难,造成敌人在华中的失败。”⑧
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又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其中就特别强调“过去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游击队胜利的集中,迅速开赴前线,转入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现在我们要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政治经济斗争”。要打破敌人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开发占领区资源的政策,必须有针对性地做许多工作,主要包括“彻底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爆炸敌人的矿山、工厂”,“封锁敌人的商业”,“敌人发行的伪币,我们的地区不能使用”,“研究在游击战中怎样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譬如江南有许多棉花,应研究怎样自纺自织,供给自己的需要”等等。⑨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给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就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来执行的。
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也撰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战略相持阶段内军事进攻转为政治战和经济战的阴谋。1939年5月,他在《关于铜南繁地区如何与敌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一文中,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这些地区所玩的花样:首先是政治歉骗,强调反共反蒋,号召和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内部相互猜疑,互相冲突.达到他们以华制华的目的。此外.还在芜湖发动反英运动,企图排斥英国权利,转移中国民众的抗日目标。其次是采取怀柔政策,改变专门烧杀手段,争取落后群众被他们利用。第三是软硬兼施,双管齐下,一面收买人心,一面威胁民众,使民众不得不屈服于敌人统治之下,做他的顺民奴隶。第四是扶植汉奸伪政权,到处强迫民众登记户口(当地老百姓所谓上名字),成立自治会。帮助他压迫民众抗日运动,征收粮食。第五是高价收买粮食,以芜湖为中心,到处利用奸商、贫民、小贩从我们内地偷运粮食、鸡蛋、猪鬃、鸡毛出口,一方面供应其军用,并造成我们粮食恐慌;另一方面,经过奸商线索,制造汉奸间谍,以散布其政治欺骗,并刺探我方军情。第六是大批倾销日货,假冒国货招牌,使用军票以流通其金融。第七是修筑铁路、开采矿山,以补充其军用材料。针对敌人的阴谋.邓于恢总结对敌经济斗争经验,就如何揭露敌人的政治效骗与怀柔政策、反对户口登记、禁止粮食出口资敌、抵制仇货、乡村武装自卫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⑩
针对日寇加紧“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巩固占领区的敌伪统治,企图实现其所梦想的“经济开发”“农村复兴”的政策,以榨取中国人力、物力、财力来挽救他们在长期战争中兵力不足及财政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垂死命运,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为纪念新四军成立两周年,于1939年11月撰写《论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一文,强调在当前的情况下要“动员民众反对敌人的经济侵略,以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这应在广大的敌后民众中号召与组织对敌的经济战争;开展抵制敌人的不合作运动,拒用日货伪钞与敌人军用票,不买日货,不供给敌人粮食和原料,特别严防敌人吸收现金法币和军用品,另一方面应广泛地开展群众经济游击战,破坏敌伪交通运输,袭击敌伪工厂矿山与货站,在敌人对游击区进攻时,更应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对敌的空舍清野运动,以困敌疲敌造成敌人进攻的极大困难。最后应该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下,同时顾及民众必须的生活要求,按照各地不同情形适当的组织与指导群众的合作运动,出产运动与节约运动,以便利国军与游击队的给养补充,和民众生活的改善,使敌后游击战争的坚持,获得必需的经济保证”。B11袁国平关于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对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任务进一步予以明确。
从中共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对战时经济工作的论述与指示来看,中共中央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是及时的、有力的、具有普遍意义。新四军领导人既很好地贯彻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又根据自己所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战时经济工作的目标和任务。这些都为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认识基础。
三、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确立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战争,是广泛动员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战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贫富,抗战救国人人有责。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党发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号召,强调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B12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来展开。这就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时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组织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使之为着战争供给而效力”。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开展生产运动。这些论述使抗日军民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得以明确。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1943年10月,他为中共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同年11月,又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以《组织起来》为题的讲话,指出为了使战时经济工作获得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机关、部队、学校的力量,男女老幼的全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毛泽东特别强调,克服农民贫苦的惟一办法,就是组织起来,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B13这些讲话和报告,从纠正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种种偏向入手,对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加以概括,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B14这一总方针也是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一战时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具体地说,一方面是破坏敌人“以战养战”计划,与敌人的经济侵略及封锁作斗争;另一方面,要保证抗战资粮之供给与抗战中国民经济之发展,以求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的历史使命是:以经济的办法破坏敌人的经济,打破日寇“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阴谋;有效地进行反军需控制,争取包括海外同胞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支援;发展人民的战时经济,保障抗日军民的斗争需要;强化军事后勤工作,支援抗日前线。
为了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时经济工作方针,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原则。在各项生产事业中,按照“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即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做到首先保证抗日军需,同时保证人民日常生活需要,要发展公营工业,也要发展私人工业;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以便调动根据地人力、物力、财力,同时克服发展过程中的散漫、盲目性,加强统一计划性;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就是在发展生产过程中尽量节约人力、物力;在组织经济中,实现互助合作、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实行“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以正确处理战斗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些政策和原则在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和执行。
新四军战时经济工作方针的确立,为根据地战时经济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使各项经济工作有章可循。正是在这些方针的正确指导下,新四军局华中抗日根据地战时经济工作逐步发展,并日趋走向繁荣,从根本上奠定了新四军持续抗战的基础,确保了新四军抗战的最后胜利。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8页。
②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③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1940年2月1日。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1～892页。
⑥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3页。
⑧周恩来《新阶段的新关键》,载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114页。
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7～108页。
⑩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1～159页。
B11袁国平《论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载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9页。
B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5页。
B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页。
B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