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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单位，正碰到大批专家学者来论证，又是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还有公关小姐迎接，专家学者个个笑容可掬。这哪里是专家学者论证，分明是过年吃年饭的情景。正因为如此，我才说我们社会的专家论证可以休已，因为它沦为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形式主义，所以很多专家论证成为实践的耻辱。
武汉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地铁建议，最后竟然是专家学者的论证而否定的，依据是武汉市的地质不适合于地铁，于是武汉市开始轻轨的城市规划。然而当上海等城市开始了地铁后，我们竟然不论证就开始了地铁施工，而且是多条地铁横贯。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耻辱吗?!因为专家学者的论证报告书还在档案馆存放着，可实践却证明这些专家学者的论证是错误的。
我们还知道论证造成悲剧的梅州矿难事故，竟然在前几天刚通过专家学者的安全论证，而结果却是发生事故，最后是120多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看着那专家学者签署论证报告是那么可靠，可实际却是依然发生事故。这难道不是专家学者论证的耻辱吗?!它被实践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三鹿奶粉的专家学者鉴定会，是那么多的专家学者签字使该奶粉成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然而一年时间都没有到，这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竟然是危害生命安全的毒奶粉。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是一种对论证和鉴定的实践耻辱。
为什么我们的专家学者不专业呢，为什么我们的论证却得出错误的结论呢?原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体制的结果，是体制使我们的专家学者不专业，同样还是体制使我们的论证总得出错误的结论。
首先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专家学者基本是“官本位”的产物，而不是专业技术水平的能力体现。现在任何单位，谁的行政职位最高，那么技术职称最高的肯定也是他(她)。这就是我们社会职称评定的“帕金森定理”，它表现出专家学者首先是官而不是学者。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官又有谁真的去做学术研究呢，从而造就中国的专家学者不专业的特色。然而不管其是否专业，但其权威和名望在那里，所以光环下的专家学者充其量只能是享受待遇，对任何专题只能论而不能证，这就是我们社会普遍的论证会实际现象。
由于我们的专家学者只能论而不能证，所以我们社会的论证会最后普遍成为集会。大家聚集在一起，畅谈一下，最后是酒宴招待，还有礼品相送。在这样的论证会上，领导说天上的月亮能摘下来，专家学者全部签名的确能摘下来。
这里面首先是专家学者们不专业，自己对专业都没有底气，他们又能论证出什么来呢?其次我们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通常论证都是某领导已经表态的课题或项目，论证只能是为领导增光，而决不能反驳领导。这从我们的国策到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就得到了证明，全部是唱赞歌的才有可能参加会议；如果你反对，下次估计你就连参会资格都没有了。我们的专家学者论证也是如此，附和领导的就总能参加论证会，唱反调的自然也就不会邀请你参加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学术会议，也是我们社会所有论证会的普遍规律。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屡屡出现实践给论证难堪的现象，而我们却还会一如既往地论证下去。
武汉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地铁建议，最后竟然是专家学者的论证而否定的，依据是武汉市的地质不适合于地铁，于是武汉市开始轻轨的城市规划。然而当上海等城市开始了地铁后，我们竟然不论证就开始了地铁施工，而且是多条地铁横贯。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耻辱吗?!因为专家学者的论证报告书还在档案馆存放着，可实践却证明这些专家学者的论证是错误的。
我们还知道论证造成悲剧的梅州矿难事故，竟然在前几天刚通过专家学者的安全论证，而结果却是发生事故，最后是120多个鲜活的生命消失了。看着那专家学者签署论证报告是那么可靠，可实际却是依然发生事故。这难道不是专家学者论证的耻辱吗?!它被实践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三鹿奶粉的专家学者鉴定会，是那么多的专家学者签字使该奶粉成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然而一年时间都没有到，这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竟然是危害生命安全的毒奶粉。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是一种对论证和鉴定的实践耻辱。
为什么我们的专家学者不专业呢，为什么我们的论证却得出错误的结论呢?原来这就是我们社会体制的结果，是体制使我们的专家学者不专业，同样还是体制使我们的论证总得出错误的结论。
首先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专家学者基本是“官本位”的产物，而不是专业技术水平的能力体现。现在任何单位，谁的行政职位最高，那么技术职称最高的肯定也是他(她)。这就是我们社会职称评定的“帕金森定理”，它表现出专家学者首先是官而不是学者。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官又有谁真的去做学术研究呢，从而造就中国的专家学者不专业的特色。然而不管其是否专业，但其权威和名望在那里，所以光环下的专家学者充其量只能是享受待遇，对任何专题只能论而不能证，这就是我们社会普遍的论证会实际现象。
由于我们的专家学者只能论而不能证，所以我们社会的论证会最后普遍成为集会。大家聚集在一起，畅谈一下，最后是酒宴招待，还有礼品相送。在这样的论证会上，领导说天上的月亮能摘下来，专家学者全部签名的确能摘下来。
这里面首先是专家学者们不专业，自己对专业都没有底气，他们又能论证出什么来呢?其次我们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通常论证都是某领导已经表态的课题或项目，论证只能是为领导增光，而决不能反驳领导。这从我们的国策到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就得到了证明，全部是唱赞歌的才有可能参加会议；如果你反对，下次估计你就连参会资格都没有了。我们的专家学者论证也是如此，附和领导的就总能参加论证会，唱反调的自然也就不会邀请你参加了。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学术会议，也是我们社会所有论证会的普遍规律。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屡屡出现实践给论证难堪的现象，而我们却还会一如既往地论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