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方的小说,以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了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中国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可贵的尝试。他的翻译小说无异于一扇洞开的窗户,使晚清中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其小说翻译不仅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话语的形成有开拓之功,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功用与美学内涵。
【关键词】林纾 小说翻译 审美特征 文化阐释
林纾是近代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小说翻译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林纾用中国传统的“文言文”翻译的西方小说即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尽管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由于论述者多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话语角度将他视为阻碍新文学发展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对其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但却并未否定他在文学译介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时至今日,当我们从多种文化交流碰撞的角度重新审视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时,还是能从中挖掘出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东西,笔者不揣浅陋,仅从审美特征和文化阐释的角度出发,谈一些个人对于林纾“文言体”翻译小说的粗浅看法,恳请方家指正。
一、林译小说的审美特征和表现
众所周知,林纾翻译西方小说的方式比较特别,这是因为林纾不懂外文,他在翻译小说时要先请一位懂得西文的人进行口译,然后再由他通过“耳受口追”的方式即时撰写译文。这种翻译方法在中国古代佛典和明清之际的“格致之书”中已经出现,不过林纾的翻译并不是单纯地按照合作者的口述直接对译,他翻译出的西方小说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均采用略带桐城派风格的文言文笔述成篇。正是这种采用中国传统的“雅言”文本对外国小说进行翻译的状况,使得林纾所翻译的作品具备了异乎寻常的审美要素,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坛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同时也使他所翻译的西方小说在汉语语言的视野中产生了奇异的审美特征。
首先,从单纯的语言角度来看;林纾完全不懂西洋文字,因此,他不可能通过先阅读外国小说的原著,然后再从理解原著的基础上通过打通中西语言在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去进行翻译。结果,在林纾的笔下,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的著名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被翻译成《李迫大梦》和《睡洞》,《汤姆叔叔的小屋》被宜译成《黑奴吁天录》;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也同样被以《魔侠传》命名;且不论小说内容与主题是否与原著一致,单就名目而言,林纾的翻译仅从形式上就已先给读者造成一种中国式印象和感受。在林译作品中,除了个别在汉语系统中确实无法找到合适的对应事物而进行生硬的音译外,但凡西方小说中所特有的人物、事物及言辞都被剥去其所特有的语言外壳,从头至脚都被换上了具有中国古典传统特色的语言符号所指进行意译。如果以翻译准确的原则去分析林纾此举,似乎切中了林纾困于不通外文而只得如此退而求其次的要害,但如果从理解和接受的角度思考和审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小说的西语文本被林纾用古汉语置换以后其实在传递信息,表情达意和趣味性等方面其实比准确翻译的普通汉语文本要更精彩和便于理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由于减少了对另种语言所产生的陌生感而自觉形成一种比较自然亲切的审美快感和体验,更乐于从中寻找丰富的审美意象并获得情感共鸣。
其次,从语法修辞角度来看;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始终用略带桐城派风格的文言文来行文。用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进行翻译和写作是林氏的一贯风格。之所以选择用“古文”这种中国的崇高文体来翻译西方小说,一方面是由于林纾本人对自己不凡的古文功底的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对小说性质和功用在认识上的肯定,以为非此则不足显示其重要性。尽管后来有人指出林纾的这种过于主观的翻译动机对原著内容有所影响,但是,拿相同小说的林译本与后来其他的众多白话文译本相比较,林纾的译本除了少数细节存在错误和由于合作者口译不准确造成的疏漏之外,林译作品在小说情节叙事的基本特征和审美魅力及抒情描写等各方面,其效果和水准皆不逊色于白话文译本,有些甚至好过白话文译本。由于桐城派古文讲究行文中遣词造句的义理和辞章,林纾在运用这种文法进行小说翻译的时候也经常刻意发挥文言文言简意赅、精练雅致的语法特点,这不仅避免了使用白话文容易因循原著所产生的句式欧化的不良倾向,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旬式灵活多变、语言富于弹性、叙述风格轻松自然且简洁生动的独特艺术审美魅力。
二、对林译小说的文化阐释
林纾和他的林译小说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象。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全球化步伐的日益紧逼而感觉无所适从时,林纾在上上个世纪末期新旧交替时的所作所为似乎能给我们应对今天的困惑提供某种启示,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对他和他的翻译小说进行更加深人细致的文化解读。
林纾自1897年开始翻译西方著作,先后和魏易、王寿昌、曾宗巩等十余位懂得西语的人合作,在至1924年去世的前后近三十年时间里,他共翻译美、英、法、俄、德、希腊、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文学作品,译书多至二百零六种,将近一千二百余万言。其间林纾译著首先目的是为救亡图存,民族危机直接影响了他对译本的选择,林纾对种族民族间的侵犯事件极为敏感,为此他翻译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想借异国人的反侵略精神来激励本民族的志气可以说是林纾译著中的亮点,也传递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信息。
林纾的翻译姿态和语言运用形式似乎在有意无意地传达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暗示和文化自觉意识。林纾虽则不懂外文,不能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进行相应的关注,但他通在过翻译西方著作后根据自己的感受对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所作的一些评价却比当时个别通晓中西文化的学者对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见解更富有深度和文化自觉意识;尽管林纾晚年以清遗民自居,在与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诸将打笔仗的时候表现出一些颟顸可笑的古怪行径,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为延续和保存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所具有的热情与眷恋,尤其是他用翻译实践为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寻找新的出路所做的有益探索,更见证了他为这项事业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林纾通过他的翻译作了大胆的尝试,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又如在林纾的许多翻译作品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他总是喜欢逾越翻译的界限,根据作品的情节内容,适当发挥自己的想象进行一些创作性描写、抒情或增饰删减,或者在结尾或开头代替作者跳出进行总结和评价,这样的意译有些时候确实比原著更富可读性,究其原因。我们则不难发现,这是林纾运用了中国古典史传文学和古典文言小说的叙述结构和语言技巧,尤其是对《史记》和《聊斋志异》等古典著作风格的继承与发挥所起到效果。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林纾的翻译作品,既有西方文学的内涵,又有中国文学的形式,两者在某个地方找到契合点并都发生也一些改变。这种改变所产生的独特审美内涵和文化,大概是林纾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吧。
参考文献
[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
[2]吴俊《林译小说:世纪末的一个悬念》
[3]杨联芬《林纾与新文化》《中华读书报》
[4]陈复兴《林纾和比较文学》《读书》
[5]杨联芬《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关键词】林纾 小说翻译 审美特征 文化阐释
林纾是近代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小说翻译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林纾用中国传统的“文言文”翻译的西方小说即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尽管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由于论述者多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话语角度将他视为阻碍新文学发展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对其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但却并未否定他在文学译介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时至今日,当我们从多种文化交流碰撞的角度重新审视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时,还是能从中挖掘出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东西,笔者不揣浅陋,仅从审美特征和文化阐释的角度出发,谈一些个人对于林纾“文言体”翻译小说的粗浅看法,恳请方家指正。
一、林译小说的审美特征和表现
众所周知,林纾翻译西方小说的方式比较特别,这是因为林纾不懂外文,他在翻译小说时要先请一位懂得西文的人进行口译,然后再由他通过“耳受口追”的方式即时撰写译文。这种翻译方法在中国古代佛典和明清之际的“格致之书”中已经出现,不过林纾的翻译并不是单纯地按照合作者的口述直接对译,他翻译出的西方小说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均采用略带桐城派风格的文言文笔述成篇。正是这种采用中国传统的“雅言”文本对外国小说进行翻译的状况,使得林纾所翻译的作品具备了异乎寻常的审美要素,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坛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同时也使他所翻译的西方小说在汉语语言的视野中产生了奇异的审美特征。
首先,从单纯的语言角度来看;林纾完全不懂西洋文字,因此,他不可能通过先阅读外国小说的原著,然后再从理解原著的基础上通过打通中西语言在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去进行翻译。结果,在林纾的笔下,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的著名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和《睡谷的传说》被翻译成《李迫大梦》和《睡洞》,《汤姆叔叔的小屋》被宜译成《黑奴吁天录》;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也同样被以《魔侠传》命名;且不论小说内容与主题是否与原著一致,单就名目而言,林纾的翻译仅从形式上就已先给读者造成一种中国式印象和感受。在林译作品中,除了个别在汉语系统中确实无法找到合适的对应事物而进行生硬的音译外,但凡西方小说中所特有的人物、事物及言辞都被剥去其所特有的语言外壳,从头至脚都被换上了具有中国古典传统特色的语言符号所指进行意译。如果以翻译准确的原则去分析林纾此举,似乎切中了林纾困于不通外文而只得如此退而求其次的要害,但如果从理解和接受的角度思考和审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小说的西语文本被林纾用古汉语置换以后其实在传递信息,表情达意和趣味性等方面其实比准确翻译的普通汉语文本要更精彩和便于理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由于减少了对另种语言所产生的陌生感而自觉形成一种比较自然亲切的审美快感和体验,更乐于从中寻找丰富的审美意象并获得情感共鸣。
其次,从语法修辞角度来看;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始终用略带桐城派风格的文言文来行文。用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进行翻译和写作是林氏的一贯风格。之所以选择用“古文”这种中国的崇高文体来翻译西方小说,一方面是由于林纾本人对自己不凡的古文功底的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他对小说性质和功用在认识上的肯定,以为非此则不足显示其重要性。尽管后来有人指出林纾的这种过于主观的翻译动机对原著内容有所影响,但是,拿相同小说的林译本与后来其他的众多白话文译本相比较,林纾的译本除了少数细节存在错误和由于合作者口译不准确造成的疏漏之外,林译作品在小说情节叙事的基本特征和审美魅力及抒情描写等各方面,其效果和水准皆不逊色于白话文译本,有些甚至好过白话文译本。由于桐城派古文讲究行文中遣词造句的义理和辞章,林纾在运用这种文法进行小说翻译的时候也经常刻意发挥文言文言简意赅、精练雅致的语法特点,这不仅避免了使用白话文容易因循原著所产生的句式欧化的不良倾向,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旬式灵活多变、语言富于弹性、叙述风格轻松自然且简洁生动的独特艺术审美魅力。
二、对林译小说的文化阐释
林纾和他的林译小说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象。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全球化步伐的日益紧逼而感觉无所适从时,林纾在上上个世纪末期新旧交替时的所作所为似乎能给我们应对今天的困惑提供某种启示,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对他和他的翻译小说进行更加深人细致的文化解读。
林纾自1897年开始翻译西方著作,先后和魏易、王寿昌、曾宗巩等十余位懂得西语的人合作,在至1924年去世的前后近三十年时间里,他共翻译美、英、法、俄、德、希腊、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文学作品,译书多至二百零六种,将近一千二百余万言。其间林纾译著首先目的是为救亡图存,民族危机直接影响了他对译本的选择,林纾对种族民族间的侵犯事件极为敏感,为此他翻译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想借异国人的反侵略精神来激励本民族的志气可以说是林纾译著中的亮点,也传递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信息。
林纾的翻译姿态和语言运用形式似乎在有意无意地传达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暗示和文化自觉意识。林纾虽则不懂外文,不能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进行相应的关注,但他通在过翻译西方著作后根据自己的感受对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所作的一些评价却比当时个别通晓中西文化的学者对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见解更富有深度和文化自觉意识;尽管林纾晚年以清遗民自居,在与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诸将打笔仗的时候表现出一些颟顸可笑的古怪行径,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为延续和保存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所具有的热情与眷恋,尤其是他用翻译实践为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寻找新的出路所做的有益探索,更见证了他为这项事业付出的艰辛与努力。
林纾通过他的翻译作了大胆的尝试,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又如在林纾的许多翻译作品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他总是喜欢逾越翻译的界限,根据作品的情节内容,适当发挥自己的想象进行一些创作性描写、抒情或增饰删减,或者在结尾或开头代替作者跳出进行总结和评价,这样的意译有些时候确实比原著更富可读性,究其原因。我们则不难发现,这是林纾运用了中国古典史传文学和古典文言小说的叙述结构和语言技巧,尤其是对《史记》和《聊斋志异》等古典著作风格的继承与发挥所起到效果。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林纾的翻译作品,既有西方文学的内涵,又有中国文学的形式,两者在某个地方找到契合点并都发生也一些改变。这种改变所产生的独特审美内涵和文化,大概是林纾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吧。
参考文献
[1]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
[2]吴俊《林译小说:世纪末的一个悬念》
[3]杨联芬《林纾与新文化》《中华读书报》
[4]陈复兴《林纾和比较文学》《读书》
[5]杨联芬《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