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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副省级官员，仇和的落马在这场反腐风暴里本不算显眼。但作为一名曾经的明星官员，他又赚足了眼球。无论如何，“最具争议市委书记”，是仇和怎么也摘不去的头衔 3月1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一年一度的记者“围观”总理的大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 主席台上，总理妙语连珠。然而，主席台下，今日的主角不是抢了西班牙记者话筒的奥地利记者，也不是拦着让总理“返场”的香港卫视记者秦枫，而是散会后被公布“正接受调查”的仇和。 仇和的突然落马，大致是让人很意外的。前一天下午还在参加云南代表团的审议，人大刚闭幕，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中纪委就发布了仇和落马的消息。有媒体甚至在第一时间爆了个独家：“今日上午10点，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仇和还坐车回到了云南代表团的驻地——职工之家。”如此看来，仇和是在代表团驻地直接被中纪委带走。 作为副省级官员，仇和的落马在这场反腐风暴里本不算显眼。但作为一名曾经的明星官员，他又赚足了眼球。“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这是仇和当年的一句话，曾被许多媒体引用，或是称赞其为“实干家”，或是贬低其为“酷吏”。无论如何，“最具争议市委书记”，是仇和怎么也摘不去的头衔。困难户中的困难户 从江苏盐城市区到滨海县，要走60多公里。从滨海县城到五汛镇，要走30多公里。从五汛镇再到张圩村，又要走10多公里。仇和人生的前20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从五汛镇开车到张圩村，路不难走。仇和家的老宅子还在那里，已经无人居住，由邻居帮忙看管着。村民们告诉记者：过去村里一直是土路，直到前几年才铺成水泥路。仇和的家并不在村里的主干道上，按说是不应该给铺的。但想到仇和已经当了大官，村里就把他家到主干道的路也铺成了水泥的。 仇和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仇和1957年1月出生，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是三个姐姐，童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据当地人回忆，“当时谁家要是有三四个孩子，肯定都饿得揭不开锅”，可仇和的父母却生了9个，可谓困难户中的困难户。 仇和能读书，是牺牲了三个姐姐上学的机会换来的。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镇上的五汛中学，在那里上了初中和高中。 仇和的舅舅陈乃跃曾在五汛中学当美术老师，记者去的时候他仍然住在中学旁边低矮破旧的平房里。在他的眼中， 仇和是个好学生，有时候也是个“刺头”：“他那个时候身上就有很强的政治性，遇到什么不平之事都敢出头，甚至直接去找校长理论。” 1975年，仇和高中毕业，但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仇和的叔叔当时是村长，便安排他在生产队工作。仇和先后当过生产队计工员、副队长、队长、村团支书。1977年底，高考恢复了，仇和马上报名参加。1978年2月，仇和开始在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1982年1月毕业后，仇和进入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后担任该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9月，他进入江苏省科委，后成为农村科技处处长。1995年，他参加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了近一年。1996年7月，仇和成为了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开始为宿迁建市做准备。两个月后宿迁市建立，他担任副市长，开始了他最富争议的10年。宿迁10年 在宿迁市中心，最醒目的当属那座“霸王举鼎”雕像。这里有一条项王路，还有一条楚街。种种这些都在告诉人们：虽然建市只有15年，但宿迁绝不缺少历史底蕴——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 1996年12月，宿迁市刚刚成立不久，时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仇和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宿迁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数沭阳最穷。苏北号称江苏的“经济洼地”，新成立的宿迁则是“洼地中的洼地”，沭阳的经济地位可想而知。 在沭阳当过县令的清朝文学家袁枚为《沭阳县志》作过序，第一句便是“沭阳民好诉讼，性懒惰，思赌博，好争斗”，这样的性格一直保留到了现代。沭阳人喜欢上访，动不动就将官司打到省里和北京，一位在国务院信访办工作的沭阳人甚至感慨“我家乡的土特产就是告状信”。 沭阳百姓对仇和的政绩评价最高的，是修通了县里的路。而对他的争议记得最清的，是拆迁。“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现在，人们还没忘记这些顺口溜。当时很多拆迁户意见很大，爱上访的沭阳人又写起了告状信，但都被市里安抚下来了。 仇和在沭阳另一个备受争议的做法，是让政府官员和教师背上了招商引资的任务。这在当时引得怨声载道，不少教师因为压力大而辞职。 2000年12月，仇和离开沭阳，回到宿迁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1年2月任市长，8月又升任市委书记。直到2006年1月调到省里，他在这里干了5年多时间。仇和在宿迁最富争议的一项举措，就是卖掉了医院、学校、幼儿园。据媒体报道，他曾说过一句话让全国哗然：“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曰，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 但仇和并没有停下。有媒体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昆明的“伊和速度” 2007年底，仇和调任云南，出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一职，从此开始了他在云南的争议执政路。 张知平是昆明市政府系统一名老资格的公职人员，参与了仇和主政昆明期间的多项改造工作。 张知平认为，仇和来到昆明后实施的一系列改革的初衷，是昆明需要破解城市发展的短板——当时昆明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综合竞争力出现大幅下降，且面临成都、贵阳和重庆的“夹击”。 他告诉记者，仇和在昆明的几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可以被总结为“整顿吏治、滇池治污、拆改城中村、修建二环路”。 而直到目前仍有争议的项目，是昆明的二环路改造工程。2011年8月，昆明市宣布将耗资60亿元启动二环路改扩建工程，计划同时改造二环路上十余座立交桥，而工期从原计划的三年缩短至一年。 仇和对于二环路改造的推动速度让昆明市地方官员感到有些意外。 仇和到来之后，昆明二环路的全而开工也带给了这个城市大面积的交通拥堵。“2011年，我们最常聊的一个话题是车速。”张知平说，“尤其是节假日，昆明城区交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那段时间大家对仇和的意见很多。” 在经历一年的阵痛后，昆明市的二环高架亮相，“长痛如不短痛”的“仇和速度”，也成为城市改造中的一个模式被西部其他城市效仿。不过二环路的修通，最终并未如预期那样完全解决昆明的交通拥堵问题。与仇和如影随行的商人“如果从效果上看，整顿吏治、滇池治污以及拆改城中村确实对昆明对外的形象起到了极大的改善作用。”张知平说， “但如果从现代政府治理的角度讲，要讲求在这些改造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就应该另当别论，尤其是昆明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民生问题。” 张知平所说的民生问题，在昆明旧螺蛳湾商贸城的拆迁和新螺蛳湾商贸城的修建过程中可见一斑。 上述工程始于2008年底，仇和计划复制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模式，建设一个新的昆明小商品交易市场。“仇和对于螺蛳湾商贸城的改造也是有理由的。”张知平说，“螺蛳湾商贸城在多年的发展中没有形成现代化规划，业态落后，且安全隐患突出，从仇和对昆明未来的发展思路——东南亚商贸中心的规划看，螺蛳湾商贸城并不符合要求。” 但问题在于，在未取得多数商家同意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强制关闭旧螺蛳湾商贸城。此外，新的螺蛳湾商贸城的业主方，正是投资兴建了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浙江芬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卫高。 据媒体报道称，刘卫高的公司以79967. 536万元的价格获得昆明市宏仁片区面积为860亩的7块土地，用于新螺蛳湾商贸城项目。而当时周边的商业用途土地转让价大约在每亩150万元左右。仅此一项，刘就少支出了数亿元。 同时，刘卫高在昆明的业务也迅速扩张。“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板块”、“中豪新册产业城板块”、“中豪空港新城板块”三大城市新区，规划总面积约1900万平方米，用地总量超过18000亩。2010年7月，中国昆明·滇池泛亚商品博览中心在昆明新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揭牌成立时，仇和为该中心揭牌。 201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城市化及城中村研究课题组曾对昆明的城中村改造进行实地调研。此后形成的报告指出：“已经开始或计划中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很多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顶着建‘保障房’或‘公益项目’的帽子，实际是‘高端住宅区、高端写字楼、SOHO、购物中心、时尚步行街、超市、体育中心’。” 2013年9月6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六点反思，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环球人物》、人民网）